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由于缺乏领导，并没有深入地开展下去。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既很软弱，又不敢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因此，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除了退却和妥协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孙中山先生刚回国的时候，颇不以和议为然。大家推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也很失望。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曾经和英国政府谈定一笔小小的借款；现在总统既然是临时的，这笔借款当然也就无效了。因此，他对当时的和议条件很不满意。但是，当时各方面的“舆论”（当然只是上层阶级的舆论）几乎没有不赞成和议的。而一切帝国主义又都极力支持袁世凯，把他视为它们的新的代理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它的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支持袁世凯绞杀革命的主谋。英帝国主义虽然也和孙中山先生拉点关系，但这就更显出它的奸诈。正因为中外反动派勾结成功，一致压迫要讲和，所以孙中山先生反对和议的主张，遭到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绝大多数有力人物的非难。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各方面的包围下，孙中山先生后来也歡不再坚持己见了。
临时政府成立后，和议继续进行。南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和议成功后，保证举他为大总统；但必须以清帝退位和他赞助共和为条件。于是袁世凯开始逼宫，企图强迫清帝退位。但却遭到满洲贵族中的顽固分子宗社党人良弼等的坚决反抗。这时，京津同盟会中的川籍会员彭家珍，认为杀了良弼，便可导致共和，使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决定拚死以除良弼。他怎么能够知道他的英勇牺牲，并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只不过是帮助了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呢？彭家珍为了刺杀良弼，曾经用尽心机。他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特地装扮成一个威武的军官，穿着整齐的军服，挂着明亮的军刀，于1月26日，装着良弼的一个好友前去谒见。但那天良弼刚好不在。当晚他又去，良弼又不在。但他刚往回走的时候，在不远的途中恰好良弼回来了。在路上一来一去的两辆马车相遇，彭就高声叫“赉臣……”（良弼的号），良弼未应，彭即调转马车，跟着良弼的马车追去。到了良弼的公馆，良弼一下车就走近门前，彭也急下车，趁良弼升阶正要入门之时，急投一弹，彭在阶下当时即被炸死，而良弼也负重伤，于两天以后就死了。宗社党人因此吓破了胆，同时又看到大势已去，便不敢再坚持帝制了。清朝皇室终于接受了退位的条件。袁世凯的逼宫竟因彭家珍的刺杀良弼而获成功。我们从当时和议双方达成的优待清朝皇族的条件，可以看到南京临时政府是多么的软弱！
清帝退位之后，和议很快成功。孙中山先生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两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办法：一个是颁布约法，想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一个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凯调离北京这个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窠。从2月初开始，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制定了一部中国宪政史上著名的临时约法。袁世凯对于这个临时约法并不怎么理会，因为他知道这些纸上的东西是可以随时撕毁的。他特别注意的是迁都北京的问题。2月13日，袁世凯在给南京的电文中，于通知清帝退位的同时，就表示他不愿南下。2月14日，南京参议院开会的时候，竟然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本来在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据多数，是完全可以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见通过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的。但14日开会的时候，革命党人李肇甫，却到台上去大放厥词，说了一通迁都北京的必要；参议员中原来就有不少人对袁的不愿南下表示同情，而李又善辞令，他这么一说，赞成迀都北京的人便成了多数。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当天晚上把李肇甫叫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15日晨，秘书处把总统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这时总统已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只好找胡汉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来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他的图章盖了印，把咨文发了出去。同时，并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天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14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但是，袁世凯并不根据参议院的决议办事，他表面上不坚持迁都，却故意地提出去、就问题来要挟。于是孙中山先生又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专使，于2月末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在破格欢迎的伪装下，暗地发动兵变，把蔡元培等人吓了一跳，使得这几个迎袁专使也觉得对袁的是否南下“尽可迁就”了。至此，南京参议院不得不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眼看着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不少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内心非常痛苦。当时在南京的川籍党人很多，经大家商议，决定召开一个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对先烈们表示崇敬和悼念，同时借此排遣自己的悲伤。开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到了。章太炎则送来一幅挽联，写道：“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大家看了，不但很觉扫兴，而且感到愤慨。章太炎在同盟会里一贯闹派别纠纷；武昌起义后，又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随后不久，他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先生作对。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灌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寘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追悼会开完以后，我们又为死难烈士请求追赠。根据我们的建议，孙中山先生以总统的名义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其他各省也有继起仿效的。死者已经安置完了，活着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秘书处的人，决计不到袁世凯那里去作官。邓家彦因对和议非常不满，一定要出去办个报纸，反对袁世凯。又有人提议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作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为民国既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事，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反动政府，但继起的袁世凯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他们更没有料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灾难却更加深重了。当时，我也获得宫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因为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所以没有立刻出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