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欧外
高的塔耸在黄昏的天空里。
聚在塔上的乌鸦，想飞了却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离开了乌鸦队，仿佛憎厌那乌鸦的举动似的，两三匹海鸥发出断续的啼声，在塔旁忽远忽近的飞舞。
乏力似的马，沉重似的拖了车，来到塔下面。有什么东西卸了下来，运进塔里去了。
一辆车才走，一辆车又来，因为运进塔里去的货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钝又缓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从市上到塔来，从塔下到市里去的车，走过我面前。什么车上，都有一个戴着一顶帽檐弯下的，软的灰色帽的男人，坐在马夫台上，带了俯视的体势。
懒洋洋的走去的马蹄声，和轧着小石子钝滞的发响的车轮声，听来很单调。
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这塔象是用灰色画在灰色的中间。
走进电灯照得通明的旅馆的大厅里，我看见一个穿大方纹羽纱衣裤的男人，交叉了长腿，睡觉似的躺在安乐椅子上，正看着新闻。这令人以为从柳敬助的画里取下了服饰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这大厅上，已经见过一回的了。
“有什么有趣的事么？”我声张说。
连捧着新闻的两手的位置也没有换，那长腿只是懒懒的，将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与其说对于我的声张，倒不如说是对于新闻发了不平的口调。但不一刻便补足了话：“说是椰瓢里装着炸药的，又有了两三个了。”
“革命党罢。”
我拖过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来，点起烟卷，坐在椅子上。
因为暂时之前，长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闻，装着无聊的脸，我便又兜搭说：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来了。”
“Malabar hill罢。”
“那是甚么塔呢？”
“是沉默之塔。”
“用车子运进塔里去的，是甚么呢？”
“是死尸。”
“怎样的死尸？”
“Parsi族的死尸。”
“怎的会死得这样多，莫非流行着什么霍乱吐泻之类么？”
“是杀掉的。说又杀了二三十，现载在新闻上哩。”
“谁杀的呢？”
“一伙里自己杀的。”
“何以？”
“是杀掉那看危险书籍的东西。”
“怎样的书？”
“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
“真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的书是各别的呵。”
“哦，总是不很懂。也知道书的名目么？”
“一一写着呢。”长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闻来，摊开了送到我面前。
我拿了新闻看。长腿装着无聊的脸，坐在安乐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争斗”这一个标题的记事，却还算是客观的记着的。
派希族的少壮者是学洋文的，渐渐有些能看洋书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壮者之间，发生了新文艺。这大抵是小说；这小说，从作者的嘴里，从作者的朋友的嘴里，都用了自然主义这一个名目去鼓吹。和Zola（左拉）用了Le Roman Expérimental（《实验的小说》）所发表的自然主义，虽然不能说是相同，却也不能说是不相同。总而言之：是要脱去因袭，复归自然的这一种文艺上的运动。
所谓自然主义小说的内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将所有因袭，消极的否定，而积极的并没有什么建设的事。将这思想的方面，简括说来，便是怀疑即修行，虚无是成道。从这方向看出去，则凡有讲些积极的事的，便是过时的呆子，即不然，也该是说谎的东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写冲动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这倒也没有西洋近来的著作的色彩这么浓。可以说：只是将从前有些顾忌的事，不很顾忌的写了出来罢了。
自然主义的小说，就惹眼的处所而言，便是先以这两样特色现于世间；叫道：自己所说的是新思想，是现代思想，说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现代人。
这时候，这样的小说间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说是那样的消极的思想是紊乱安宁秩序的，那样的冲动生活的叙述是败坏风俗的。
恰在这时候，这地方发生了革命党的运动，便在带着椰瓢炸弹的人们里，发觉了夹着一点派希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于是就在这Propagande par le fait（为这事实的枢机传道所）的一伙就缚的时候，也便将凡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有缘，以至似乎有缘的出版物，都归在社会主义书籍这一个符牒之下，当作紊乱安宁秩序的东西，给禁止了。
这时禁止的出版物中，夹着些小说。而这其实是用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从这时候起，却成了小说里面含有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
这模样，扑灭自然主义的火既乘着扑灭社会主义的风，而同时自然主义这一边所禁止的出版物的范围，反逐渐扩大起来，已经不但是小说了，剧本也禁止，抒情诗也禁止，论文也禁止，俄国书的译本也禁止。
于是要在凡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东西里，搜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来。一说是文人，是文艺家，便被人看着脸想：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么，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么？
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了。
这时候，派希族的或人便发明了“危险的洋书”这句话。
危险的洋书媒介了自然主义，危险的洋书媒介了社会主义。翻译的人是贩卖那照样的危险品的，创作的人是学了西洋人，制造那冒充洋货的危险品的。
紊乱那安宁秩序的思想，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败坏风俗的思想，也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
危险的洋书渡过海来，是Angra Mainyu所做的事。
杀却那读洋书的东西！
因为这主意，派希族里便学了Pogrom的样。而沉默之塔的上面，乌鸦于是乎排了筵宴了。
新闻上也登着杀掉的人的略传，谁读了什么，谁译了什么，列举着“危险的洋书”的书名。我一看这个，吃了惊了。
爱看Saint–Simon（圣西蒙）一流人的书的，或者译了Marx（马克斯）的《资本论》的，便作为社会主义者论，绍介了Bakunin（巴枯宁）Kropotkin（克鲁巴金）的，便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论，虽然因为看的和译的未必便遵奉那主义，所以难于立刻教人首肯，但也还不能说没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译了Casanova（凯萨诺跋）和Louvet de Courvay（寇韦）的书，便被说是败坏了风俗，即使那些书里面含有文明史上的价值，也还可以说未免缺一点顾忌罢。
但所谓危险的洋书者，又并不是指这类东西。
在俄罗斯文学里，何以讨厌Tolstoi（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呢，便因为无政府党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忏悔》去作主义的宣传，所以也可以说没有错。至于小说和剧本，则无论在世界上那一国里，却还没有以为格外可虑的东西。这事即以危险论了。在《战争与和平》里，说是战争得胜，并非伟大的大将和伟大的参谋所战胜，却是勇猛的兵卒给打胜的，做这种观念的基础的个人主义，也是危险的事。这样穿凿下去，便觉得老伯爵的吃素，也因为乡下得不到好牛肉；对于伯爵几十年继续下来的原始生活，也要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陀思妥夫斯奇）在《罪与罚》里，写出一个以为无益于社会的贪心的老婆子，不必给伊有钱，所以杀却了的主人公来，是不尊重所有权；也危险的。况且那人的著作，不过是羊癞病的昏话。Gorki（戈理奇）只做些羡慕放浪生活的东西，**了社会的秩序，也危险的。况且实生活上，也加在社会党里呵。Artzibashev（阿尔志跋绥夫）崇拜着个人主义的始祖Stirner（思谛纳尔），又做了许多用革命家来做主人公的小说，也危险的。况且因为肺病毁了身体连精神都异样了。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文学里，Maupassant（莫泊桑）的著作，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谓以毒制毒的批评，毫没有何为而作的主意，无理想，无道德的。再没有比胡乱开枪更加危险的事。那人终于因为追蹑妄想而自杀了。Maeterlinck（梅迭林克）做了Monna Vanna 一类的奸通剧，很危险呵。
意大利文学里，D’Annunzio（但农智阿）在小说或剧本上，都用了色彩浓厚的笔墨，广阔的写出性欲生活来。《死的市》里，甚至于说到兄妹间的恋爱。如果这还不危险，世间便未必有危险的东西了罢。
北欧文学里，Ibsen（易勃生）将个人主义做在著作中，甚而至于说国家是我的敌。Strindberg（斯忒林培克）曾叙述过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亲的房里的小使通情，暗寓平民主义战胜贵族主义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本来屡次被人疑心他当真发了狂，现在又有些古怪起来了，都危险的。
在英国文学，只要一看称为Wilde（淮尔特）的代表著作的Dorian Gray，便知道人类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说是将秘密的罪恶教人的教科书，未必再有这样危险的东西了罢。作者因为男色案件成为刑余之人，正是适如其分的事。Shaw（萧）同情于《恶魔的弟子》这样的废物，来当作剧本的主人公，还不危险么？而况他也做社会主义的议论哩。
在德国文学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织工》，教他们袭击厂主的家去。 Wedekind（惠兑庚特）著了《春的觉醒》将私通教给中学生了。样样都是非常之危险。
派希族的虐杀者之所以以洋书为危险者，大概便是这样的情形。
从派希族的眼睛看来，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艺，只要略有点价值的，只要并不万分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
这是无足怪的。
艺术的价值，是在破坏因袭这一点。在因袭的圈子里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袭的眼睛来看艺术，所有艺术便都见得危险。
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进到那躲在底下的冲动里去的。绘画要用没有移行的颜色，音乐要在Chromatique（音色）这一面求变化，文艺也一样，要用文章现出印象来。进到冲动生活里去，是当然的事。一进到冲动生活里，性欲的冲动便也不得不出现了。
因为艺术的性质是这样，所以称为艺术家的，尤其是称为天才的人，大抵在实世间不能营那有秩序的生活。如Goethe（瞿提），虽然小，做过一国的总理，下至Disraeli（迭式来黎）组织起内阁来，行过帝国主义的政治之类，是例外的；多数却都要发过激的言论，有不检的举动。George Sand（珊特）和Eugène Sue（修），虽然和Leroux（勒卢）合在一起，宣传过共产主义，Freiligrath，Herwegh，Gutzkow（弗赖烈克拉德、海慧克、谷珂）三个人，虽然和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的杂志上做过文章，但文艺史家并不觉得有损于作品的价值。
便是学问，也一样。
学问也破坏了因袭向前走。被一国度一时代的风尚一掣肘，学问就死了。
便在学问上，心理学也是从思量到意志，从意志到冲动，从冲动到以下的心的作用里，渐次深邃的穿掘进去。而因此使伦理生变化，使形而上学生变化。Schopenhauer（勖本华）是称为冲动哲学也可以。正如从那里出了系统家的Hartmann（哈德曼）和Wundt（鸿特）一般，也从那里出了用Aphorismen（警句）著书的Nietzsche（尼采）。是从看不出所谓发展的勖本华的彼岸哲学里，生了说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学了。
所谓学者这一种东西，除了少年时代便废人似的驯良过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的鸿特之外，勖本华是决绝了母亲，对于政府所信任的大学教授说过坏话的东西。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顺民；尼采是头脑有些异样的人，终于发了狂，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倘若以艺术为危险，便该以学问为更危险。哈德曼倾倒于Hegel（赫格尔）的极左党而且继承无政府主义的思谛纳尔的锐利的论法，著了《无意识哲学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说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思谛纳尔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说旧。这与超人这一个结论，也不一样的。
无论是艺术，是学问，从派希族的因袭的眼睛看来，以为危险也无足怪。为什么呢？无论那一个国度，那一个时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一伙着隙的。而且到了或一个机会，便起来加迫害。只有那口实，却因了国度和时代有变化。危险的洋书也不过一个口实罢了。
马剌巴冈的沉默之塔的上头，乌鸦的唱工正酣畅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