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帝国主义即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妄图在战后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蒋介石依靠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不积极准备力量，以反攻日寇，收复国土；却处心积虑地在那里布置阴谋，准备内战，坐待胜利到来之时，好从峨眉山上杀下来，一举把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以恢复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若观火。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沮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红军的坚强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该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一面下令解放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解放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蒋党去“接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蒋日合作与蒋伪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想进一步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驾和它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灾。
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一亿以上的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万人，并有民兵二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千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潢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伯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阴谋。于是，这个靠内战起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装扮成和平妖怪，竟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一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和平”这分明是耍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它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听说毛主席要去重庆，延安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同志快要起身的时候，戴老（范文澜同志的爱人）还赶来对我说：“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在临上飞机的一刻，我转告了范老夫妇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笑了一笑，说道：“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于8月28日下午，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伴随，在千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重庆。
毛泽东同志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许多人为此感动得流泪。柳亚子兴奋地写出了他新的诗章。善良的人们是如此渴望和平，他们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药。
毛泽东同志的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他事前对谈判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脚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蒋介石虽然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所编写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9月17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缴获）。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9月间就开始了。
经过四十多天严肃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不得不虚伪地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主张。所有这些，都写在国共两党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面。这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我们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军队，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它的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缩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但是，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因此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重庆谈判的经验再次证明，政权和军队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而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谁如果忘记了这一条，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由上可见，我党在谈判中虽然作了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党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我们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见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这时，我们在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正放手发动群众，由反奸反霸而减租清算，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自发地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样，自日本投降后，解放区不但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从根本上巩固起来了。正因为我们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我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也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10月12日公布，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就是说，他已下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解放区军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945年10月中旬，进攻我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三万余人被我军全部歼灭，连其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许多高级将领皆被我军俘虏。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10月底，我军在规模更大的平汉战役中，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七万余人，其高级将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筒树助于战场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人则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会。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渉，激起了毘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一二·一”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改换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1945年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其臭名昭著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妄图亲自出马，指挥着蒋介石国民党来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2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才同意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即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特别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12月16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1946年1月10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13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要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10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间派。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属于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间派居多数。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会议和许多次分组会议。（分组会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萆案等五个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组。）无论在全体会议上和分组会议里，都充满了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说什么必须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图以“民主”作钓饵，来勾去人民的军队。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即是说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蒋介石私人军阀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在这两条原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终于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问题，争论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愿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员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愿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谓“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作点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不仅如此，它甚至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一口吞掉。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一方面坚持要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来保障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组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要在它的领导之下，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此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中间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员的分配以及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争的是旧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地位，并不是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利益。
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虽然离我党的要求还很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协决议的公布，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其实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以配合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准备。
对于蒋介石的一切，我党从来不抱任何幻想。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所谓给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在要求国民党释放我们被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曾反复考虑，是开出一大堆的名单好呢，还是只提出个别的同志？我们估计到国民党的反动性，认为把某些同志提出来，不仅不能使他们得救，甚至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们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们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将军。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舆论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则一个也不放。甚至连张学良将军（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释放。所谓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骗局。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对政协的破坏活动，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民盟代表黄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议闭幕后，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场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较场口事件。接着，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组织特务流氓捣毁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杨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鱗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们的捣毁。类似的挑衅事件，一肘曾遍及国民党统治区。所有这些，都证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毁政协决议。果然，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決议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毁。3月下旬至4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届二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说，大弹其反动透顶的法西斯的法统论之老调，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和3月27日刚订立的东北停战协议。至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了。
蒋介石这一套阴谋诡计，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用海军把大量的国民党军运到了内战前线；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调处”。马歇尔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内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蒋介石一样，妄图让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内来消灭我们。当时设立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组，虽然是由美、蒋和我们三方面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调处”来为蒋介石的军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军事不利，执行小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当囯民党军发动进攻时，执行部却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调处，以便让国民党军放手进攻，取得某些军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曾欺骗了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所谓中间人士，但到后来，它的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蒋的阴谋，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和它们进行谈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它们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我们《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论——“驳蒋介石”，彻底地掲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们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为此，我党中央曾于5月4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虽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区的力量，但同时绝不放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我们的代表团也必须迁移，我党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作斗争。4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会，介绍我和王维舟同志是省委的正副书记。周恩来和董老等同志离开重庆后，没有他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了，但是，我们省委的全体同志都很有信心，愿意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省委一经公开，我和王维舟同志即四处活动，争取在事实上得到合法的地位。5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北碚召开了一个张自忠殉国的纪念会，我们故意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副挽联，写道：“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由于这副挽联被放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而各报纸又纷纷加以报道，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允许他们公开？”国民党中央令其重庆行营査复。这时，行营主任张群不在，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跑来找我，他说：“你们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你看该如何电复中央呢？”他言词中有责难之意。我于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们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组织；……我们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张笃伦无法，只好说：“我就这样回复中央吧。”经过这一番压迫无效之后，事实上，我党的公开，国民党官方已被迫承认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街、长春和永吉。而且它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也如箭在弦上，即将开始。我们办事处的门前屋后，这时也是军警林立，岗哨如麻。而且国民党的报纸天天造诵：或说王维舟同志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说我们要在重庆搞暴动，企图以此为借口来搞我们。我们沉着地应付了这种局面，我对张笃伦说：“请你们注意，我们是不会在这里搞暴动的，但他们（指特务）如果要搞我们，那末，对地方上是很不利的。”重庆国民党各机关为此曾开会讨论，有人主张搞我们，张笃伦考虑到自己的利害，说道：“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就这样，我们暂时地度过了这场风险。
为了便于应付更为困难的环境，经过审慎的研究，我们决定王维舟同志撤走，同时还疏散一大部分同志。王维舟同志在重庆，他们害怕；王维舟同志要走，他们又故意为难，不给飞机票；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的毫无道理。为此，我去找张群，张群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学系的首脑之一，我很早就认识他，他为人极其圆滑。我一提出要求，他立即答应第二天送来飞机票。张群的说话很有意思，他说：“王是搞军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你倒不要紧。”张群在无意中说出了真心话。啊！原来反动派害怕的就是武装斗争。好，让我们在战场上狠狠地教训他们吧。
到6月间，时局更加恶化了。美帝国主义在这时提出了所谓“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反动派则向我们提出五项荒谬的要求，这五项要求，就是要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1946年6月7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强迫我们屈服。而且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竟提议把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对于这些狂妄的要求和无耻的建议，我党表示坚决的拒绝。6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美、蒋看到它们的威胁手段和欺诈伎俩都无从得售，于是蒋介石摘下面具，于6月26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而马歇尔也宣告他的“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来打我们，露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者的原形。7月12日，国民党军五十万人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对我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至此，全面内战爆发了。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中国内政和蒋介石的扩大内战，全国人民异常愤慨。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及其他各界人民十万余人为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推出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人行抵下关车站时，遭到了特务匪徒们的殴辱，多人受伤，造成了“下关惨案”。这时，我们在重庆也发动了一个反内战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极其广泛，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在内，参加签名者达三千余人。实业界、银行界的签名也很踊跃。宗教界也卷入了运动，佛教会为此做了三天道场，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做了和平祈祷。
于是，蒋介石加紧了他对民主运动的镇压。7月11日和15日，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消息传来，人们不胜悲愤。一时重庆的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些民主人士感到恐怖。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稳住我们在重庆的革命阵脚，我们决定筹备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是，由谁来发起呢？如果由我们发起，参加的人很难广泛。就是民主人士发起，也有许多人不敢参加。正在踌躇之际，恰好张群到重庆来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张对特务系统有所不满，因此蒋介石要他去昆明查讯李闻案件，他却拖延不去。而且这时重庆的国民党部和三青团之间正闹内讧，它们对外的力量并不集中。我们正好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工作，于是决定拉张群来领衔筹备追悼会。经过邓初民、史良和鲜特生到张群那里去反复劝说，张为了装点面子，借此捞点政治资本，同意了领衔发启并作大会主席。这样，参加的人就多了。28日，盛大的追悼会按计划举行。人们看见有张群、胡子昂等人参加，而且由张群主席，顿时自由了一些。会上，张群、邓初民、史良等人和我都讲了话。胡子昂在讲话中三呼要和平，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由于讲演的人们又一再提及陶行知日前（25日）在上海因愤激而死的消息，使全场的情绪更加悲愤。随后，我们又开陶行知的追悼会。这样，就把重庆的革命空气提高了。
由于我军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我军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所以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还能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例如头三个月它即损失了二十五个旅的兵力），暂时换得侵占我解放区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面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却使蒋介石的头脑发昏，他竟不顾我党的严重瞀告，于10月初猛力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11日，我军自张家口撤出，疯狂达于极点的蒋介石于当日下午即下令召集违背政协决议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其实，侵占张家口已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顶点，这一“胜利”正是它失败的开始，从此以后，它的攻势即逐渐下降，而且我军很快即将它的所谓全面进攻粉碎了。
为了召开伪国大，国民党不惜用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对中间人士进行收买。于是，那些醉心于利禄的官僚政客和无耻文人，一个个都脱下了“中间”的伪装，现出了反动的原形。而且也确有一些中间人士，在国民党的利诱特别是在它的威胁之下发生过动摇。青年党就不用说了，那批逐臭的狮子狗，为了争着当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和委员，真是丑态毕露，出尽洋相，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民社党这时也暴露了它的封建官僚和洋奴买办的本性，张君劢彻底地自我出卖了，被人呼为“张君卖”。而所谓社会贤达的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人，也跳入了国民党的火坑。至于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胡适之流，则早已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这时，罗隆基、范朴斋等“中间人士”也大肆喧嚷，说什么中间派必须对双方都骂，不宜左袒。范朴斋这人很讨厌，成天在张澜那里挑拨我党和民盟的关系。但是，由于全国人民都一致反对伪国大，把它视同猪仔国会，因此，民主同盟和绝大多数怀有正义的中间人士，都接受了我党的劝告，终于和人民站在一起，拒绝去出席伪国大。民盟主席张澜是我的旧友，他自8月18日在成都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被特务分子殴打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益增不满。10月初，他来到重庆，住在“民主之家”。（即鲜特生的住所“解园”，当时为民主人士经常聚会之处，被称为“民主之家”。）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关系十分密切，而这时范朴斋又到上海去了，他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伪国大开会前夕，无党派人士邵从恩来到重庆，想去南京。他对我说，他到南京去不是出席伪国大，而是要“说服”蒋介石恢复谈判。我劝他别去，他正犹豫，张澜故意说：“要去我们同路。”就这样，我们把他留住了。
11月15日，在举世咒骂声中，蒋介石悍然宣布伪国大开幕。参加伪国大的尽是狐群狗党和无耻之徒，连美啻国主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不得不说“听蒋主席报告的都是反动分子”。就是这批反动的猪仔，居然通过了一部遗臭万年的伪宪法。12月28日，我党郑重地声明：蒋记国大和它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同时，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许多人民团体都先后声明绝不承认伪宪法。于是，国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扮演出来的伪国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嘲笑，而他所装模作样地通过的伪宪法，在全国人民眼里也一文不值。蒋介石本来想利用伪国大来孤立我们，但现在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蒋介石一面加紧反对人民，一面又加紧进行卖国。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条约较之袁世凯、段祺瑞以至汪精卫所订的卖国条约，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著名的卖国外交家顾维钧曾经无耻地声明：“按照中美商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根据中美商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协定，美帝国主义已经从蒋介石手中把中国的许多根本主权席卷而去。美帝国主义旣然这样毫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侵略中国的主权，那末，它的伪善面具很自然地就要被揭穿，一个强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定要兴起的。果然，到12月下旬，圣诞节前夕，由于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终于引起了从北平开始的包括各地城市的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从此，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又走向新的**。蒋介石不仅在前方碰到了英勇无比的解放区军民的坚强战线，而且在他的后方，又出现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的强大战线，蒋介石已逐渐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再也无法逃脱其死亡的命运。
面对着中国人民强大的反美运动，美帝国主义感到它的一切阴谋诡计已再难得逞，于是，马歇尔在政协会议周年前夕，即1947年的1月7日，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回了美国。他虽然在离华之前，还发表了一通颠倒黑白的声明，但已经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是花言巧语所能欺骗的了。一年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反对美军暴行的运动，在重庆搞得特别激烈。当北平美军强奸暴行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学生无不切齿痛恨。他们满怀愤怒，立即行动起来。这时适值国民党的党徒们在庆祝伪宪的颁布，他们沉浸在狂欢中。因此，1947年1月6日，我们顺利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一万五千余人的游行示威。由于这次运动的声势浩大，国民党不敢轻易实行镇压，所以运动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旧历元宵节，还举行了一次反对美军暴行的宣传周。在宣传活动中，学生们巧妙地利用了“车车灯”这种民间形式，把美蒋勾结的丑态表演的维妙维肖，淋漓尽致，老百姓看了都感到非常痛快，而特务们则感到非常窘迫。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在2月5日和8日，派出了大批军警，公然袭击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宣传队，以致造成两次严重的血案。
反动派的镇压5不但不能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起了学生们以及各界人民更大的愤怒。无数工人、店员、教师和农民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受伤学生，并发动募捐来援助学生的“抗暴运动”。广大人民的支援更加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11日，重庆学生又发动总罢课，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恐怖罪行。此后他们的运动仍继续发展，从未终止。
当“抗暴运动”正在**的时候，国民党的重庆市警备司令孙元良跑来找我。他的口气表示他知道运动是我们鼓动起来的，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去制止学生运动。我说：“学生们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谁也不该去制止，而且，制止也是不行的。”同时我严正地指出：“特务打人，实在无理，你们只有依法惩办特务，才能平息学生们的愤怒。”孙元良见无结果，只得怏怏而去。第二天，张笃伦又来了，他一见我就说，学生们逼得他受不住了。他还说我们报馆有人参加到学生里面，并指责我们的报纸登载鼓动学生的消息和言论太多了。他最后并威胁着说：“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的。”我严肃地回答了他，把他打发了回去。这时我已感到，对我们的严重的迫害即将到来。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我估计他们的迫害很可能首先针对着学生运动和《新华日报》。
当时的学生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头痛。眼看2月22日就要来到，估计到他们会利用“二二二”反苏游行的周年纪念来搞我们，于是我们有意把反美运动扩大和延长，以抵制他们卑劣的行径。这样就使他们终于未敢在2月22日作反革命的发动。
至于《新华日报》，更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无时不想把它搞掉。还在1946年4月，当我们在《新华日报》上转载了“驳蒋介石”一文的时候，他们就曾经企图下手，但终因整个形势对他们不利，使他们未能如愿。为此，他们后来还捏造了一些团体，到柳州法院去告我们，说我们侮辱了“国家元首”，想借此来打击我们和封闭我们的报馆。柳州法院把这一案件转到了重庆，我们法律界的朋友们即来帮忙，他们充分利用了合法斗争的条件，结果使重庆法院这样批示：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毁谤，须本人起诉。蒋介石怎样到重庆来和我们打官司呢？反动派的诡计于此又完全落空。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蒋介石由于军事、政治上的一连串的失败，已经和我们撕破了脸皮，不再有所顾忌了，看来他是一定要拔掉这个眼中钉的，我们必须沉着地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这时，全国的形势对蒋介石更为不利。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遭到严重的失败，特别是在山东失败得更惨。1947年1月中旬，我军一举在鲁南峄县、枣庄地区歼灭它五万二千余人，并活捉其整编师长马励武和周毓英。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准备重新进攻，蒋介石经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我们要求允许他派张治中到延安进行“和平谈判”。这一新的骗术立即为我党彻底揭穿。接着，1月底至2月中，我军又打败了陈诚在徐州亲自指挥的所谓鲁南之役，歼敌四十二集团军第一、二师全部，并生擒郝鹏举。至2月19日——23日，我军又在鲁中莱芜地区获得辉煌胜利，将敌军七个整旅六万余人一举歼灭，其“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皆被我生俘。至此，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着要改变他的军事进攻方针，把他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将其两个进攻的矛头指向山东和陕北。既然进攻陕北，势必要最后关闭和谈之门。因此他决定驱逐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机关和人员。为了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我们早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还在1946年的冬天，我看到环境一天天的险恶，就深深地感到必须对我们的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要加强革命气节的教育。为此，我特地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若干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遥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以供同志们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还为大家作了许多次讲演，把从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向大家讲述。这些讲演，也曾在一些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中举行。当我讲到那些英雄烈士慷慨就义的时候，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而我自己的情绪也特别激有时不禁声泪俱下。那时我和大家的精神简直已融成一体！彼此都受到深刻的感动。我从人们坚毅的神情里得到这样的信念：只要我自己能以身作则，临危不惧，我们的同志也一定都经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
1947年2月下旬的头几天，重庆有些民主人士从司徒雷登发表的声明中，知道了国民党要我们撤退的消息。他们有点恐慌，跑来问我们是否撤退。我说：“我们是国民党政府请来的，除非它有明文要我们撤退，和我党中央来了命令，我们是绝不会走的。司徒雷登是外国人，他管不了我们国内的事，更无权过问我们党内的事。”过了两夭，《大公报》有人打电话绐我说，南京有我们撤退的消息，我同样地回答了他。因此，《大公报》登的不是我们要撤退的消息，而是我的不撤退的谈话。这时，恰好传来了莱芜大捷的消息，我们的报纸特地用大字把它登出来。人们看了这个消息，都异常兴奋。我于是对民主人士说：“国民党的垮台是注定了的，它即使把我们逼走，对它也无济于事。”
由于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所以国民党来包围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突然。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百余人，突然包围了我们的联络处——曾家岩二十三号（就是以前恩来、董老两同志住的五十号办事处）。一阵猛烈的打门声，把我们的同志从睡梦中惊醒。一时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极端无礼地冲进了我们的大门，他们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形同盗匪。把我们的同志都强迫集中于楼下客厅之后，他们又蜂涌上楼，闯入我的卧室，我穿衣急起，质问何事？他们声称：“为‘保护’你们的安全，要你们撤退。”我问他们有无公事？他们的—位杨处长说有。我接过一看，知是孙元良来函要我们于3月5日前撤退。我当即声明：“我党驻京、沪、渝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非有你们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能撤退。”旁边一便衣特务插嘴说“你们破坏和谈，称兵作乱，与人民为敌，使人民不能安定……。”我一听十分气愤，严厉地反问他：“谁与人民为敌？谁破坏和谈？谁在积极打内战？谁使人民生活不安？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在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处征兵征粮，急于星火，把一切交通工具，全作军运，一切都是战争状态，谁要打内战还不明白吗？”他见我声色俱厉，就表现十分狼狈。于是那位杨处长上前来说：“请先生把公文看完，如果油印的不清楚，这里还有一份笔写的，上面还有司令愿备车并派人护送回延安等事，请先生不要着急！”我这时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危害我们的同志，因此特对他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已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我要去找孙司令、萧参谋长、张市长谈谈，一切谈后再说。”这时他们才对我说明，同志们已经集中在楼下客厅里。我于是赶紧下楼去和同志们见面。大家一见我就指着郞批军警，控诉他们乱抢金钱手表和衣物等等的暴行，一时人声沸腾，群情激愤。我见同志们毫无惧色，便对大家说道：“孙元良司令有公事来，要我们撤退。但是，我们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是誓不撤走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保持我们革命者的气节。至于军警们不先给公文即破门而入，并且肆意搜查，是完全不对的。我要去见孙司令、张市长，一切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就去打电话。”但是，电话早被他们切断了，打不通。他们见我很生气，便来说道：“吴先生年老了，请上楼休息吧！天明后，孙司令就会来的。”我说：“你们如果让我的同志们都回房休息，我就上楼去休息，否则我要和我的同志们在一起。”他们说：“他们在此地也可以休息，还是请老先生休息去吧！”这时同志们都来劝我，我估计同志们的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才回到楼上房里去。这时，我们的联络处已经变成了一个临时的集中营，数十名军警和许多便衣特务来来去去，四处逡巡。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的肩上又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必须想出正确的对策，以维护党的荣誉和保障同志们的安全。我反复地考虑了当时的整个形势和眼前的具体情况，想到：既然我军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全国的民主运动又日益高涨，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国民党会不会象在皖南事变时对待叶挺同志和新四军那样来对待我们？一般地说它不敢那样，但也不是绝对地不可能。它会不会把我们全部安全地送回延安？它绝不情愿，但要取决于我们的斗争。最大的可能是：表面上说把我们送回延安，而又尽可能地来分化瓦解我们。因此我们的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决斗争！至于我自己的安全，由于年纪大，又是政协代表，条件要比同志们好得多，我必须挺身出来，领导同志们一起战斗。有没有危险呢？当然也会有的。但早年参加革命，即已不顾一切，现在偌大年纪，尚有何可惜……想着、想着，有时眼前忽然浮现出邹容烈士的形象，有时又出现杨闇公同志的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一刹那就逝去了，但是我的斗争决心却更加坚定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便到了天亮。
第二天（28日）10时左右，孙元良来了。他毫无表情地把他的公文复述了一遍。我也把我们的态度告诉了他，并且严正地向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怕任何压力。我现在是已近七十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参加革命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适当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谁不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一个人可以激励起千万个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的。我要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保持最高尚的人格。现在和谈虽停顿，但门尚未关死，你们此等行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你们知道这种关系吗？”我越说越激昂，他虽毫不感兴趣，但也只好听着。我要他撤退监视的军警，他说：“为慎重‘保护’起见，不得不如此。”我要求去见行营参谋长肖毅肃和重庆市长张笃伦，他说他可以去和他们商量。我又问他《新华日报》报馆的情形，他说情形“很好”，请我放心。是的，对于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我是放心的；但是，在这般豺狼横行的地方，对同志们的安全，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于是提出要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见面。孙元良无法，回答说可以转告。孙走后，我即拟电致张群（他仍是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主任，当时在南京），抗议28日的军警暴行，说明我们的坚决态度，并要他电告重庆瞀备司令部立即撤退监视人员，让《新华日报》继续营业。此后，我即利用时间，向同志们讲革命故事，以激励大家斗争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讲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加感动人心。不仅我们的同志都凝神谛听，有感奋而泣下者；连那些监视我们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也都慢慢地围拢来听，有的人也似乎颇受感动。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兴奋，并且没有休息，我身体有些不适。他们想绐我找医生看病，我拒绝了，但要求我们自己找医生。我觉得这样靠得住些。3月1日下午，平常即很同情我们的薛大夫来了。他看完病之后，故意大声地说：“血压髙，要绝对的安静！安静！”我便趁此把监视我的人赶出了我的房门。午后6时许，肖毅肃和张笃伦来了一趟，肖对军警的无礼行为，竟佯装不知。接着，到晚上，重庆美国副领事布德持董老来电说：“美国飞机将于5日及6日各来一架，各载五十人飞回延安。”我说：“两架飞机怎么能载得下？必须至少添四架，我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决不走！”我最担心他们采取“分割”我们的办法，以便在途中尤其是在西安谋害我们的同志，因此坚决要求要肖毅肃代电张群，必须多准备四架飞机，他答应了。那些监视我的军警特务，特别是那些当官的，见美国人来表面上对我都很客气，因此以后对我们也客气多了。这种没有骨头的奴才习气，实在令人可笑而又可恼。
和联络处一样，2月27晚，我们在乡下的《新华日报》馆和在城内的营业部、宿舍，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包围和搜查。这三处的同志们都被他们拘禁在乡下的报馆里。但是，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使周围的群众听了也感到激愤。3月2日，《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在宪兵和特务的监视下来向我汇报情况。他们刚说话，一个特务即气势汹汹地说：“只许讲四十五分钟。”我立刻火起，严厉地问他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要趁我还没有死，把话讲完。”那个特务就此不敢作声了。他们报告完毕之后，我对他们说：“国民党这次暴行，是它要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人格，不怕栖牲。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那时，除重庆外，成都、昆明尚有《新华日报》分销处）的三百八十人要团结得象锏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我越讲越兴奋，特务们想来制止，我于是更加上劲，讲个不停。同志们怕我又累了，劝我不必讲了。临别时，我又要他们回去告诉报馆的同志们，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他们大声地回答：“我们一定不怕！”态度异常悲愤。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很激动。
从此以后，我又有意地向那些监视我们的军警、特别是对其中的青年做些工作。我继续给他们谈话、讲故事，并送些书给他们。慢慢地，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的一个连长也曾来要求我题字，我便顺手给他写了一句“为革命而奋斗”。谁知他见此作何感想？
3月8日，孙元良和一位什么连长同我坐在一辆小汽车里，一左一右，把我“护送”到了飞机场。但到机场一看，却只有两架飞机。我非常生气，坚决不走。这时孙元良很着急，反复说保证第二天一定还来三架飞机。经了解：那三架飞机没来确系临时气候原因，次日一定可到。而同志们经分折后，也觉得情况属实，劝我不必担心，可以先走一天。这样，我才上了飞机。要回延安，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但对重庆，却又有些恋恋不舍。它是我的故乡，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怎能任它老被反动统治者去**践踏呢？重庆，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而且我相信，当我回来的时候，你的面目一定要焕然一新。
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胜利地回到了延安。
与我们的撤退差不多同时，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机关和人员也都撤退了。
接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后果，令胡宗南所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3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宣称要作战到底，把和谈之门彻底关闭。19日，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吞下了一颗致命的炸弹。果然，不久之后，我军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所谓重点进攻，并即转入进攻终于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消灭。
解放战争初期的这段经历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能忘。这段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对反动派绝不可存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回击反革命的两手；必须坚定地依靠人民，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现在趁大家都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我特地把个人的这一点切身经历和体会写出来，证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无比正确。写得恰当与否，还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