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3日起，南昌起义的部队开始了南征。那时天气很热，加以群众受反革命宣传的影响，相继逃避，以致沿途很难买到饮食；因此行军极为艰苦，生病的人很多。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不明了行军的意义，不少人偷偷地开了小差，仅仅行军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
到临川以后，部队经过一番整顿，情绪比较好些了。这时天气也开始凉爽起来，对行军较为有利。记得阴历8月15日的晚上，我们到了三江口。对着中秋的明月，谭平山也一扫平日的愁容，拣着烧饼歌中的两句念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接着又说：“九九八十一，正应在‘八一’上面，我们的起义是—定会成功的。”他虽然是在说笑话，但实际上他对革命也并无信心，只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命运的上面。他后来走上了所谓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部队经瑞金到汀州，又由汀州到了汕头。我们的部队在瑞金、会昌一带打了许多胜仗，也受到相当的损失。到汀州以后战斗就很少了。我在汕头又见到了我的大哥吴永枵和邓懋修，他们是从上海赶来的。这时情况已很紧急，我劝他们赶快离开。果然，敌人的海军（中山舰）派兵上岸来袭击汕头。我；门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战斗部队的，所以一时情况非常混乱。不过林伯渠同志（他当时是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镇静，终于组织力量把来袭的敌人打退了。
但是，我们在汤坑却遭到严重的失败。经过反复的冲杀，我军的损失非常巨大。
汤坑失败后，起义的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决定非军事必需人员，一律分散。从此，我和林伯渠、贺龙、刘伯承等同志都分开了。到后来，和我同行的只剩下我的侄子吴鸣和一人。我们二人都不会说广东话，因此一路上十分困难和危险。说也凑巧，就在这时我们又碰到了谭平山，有了这个广东佬，我们才得以安全地走到海边，然后搭民船去香港。
在香港的一家商店里，贺昌同志看见了我。党派他到香港来是专门做接应工作的，这样我又找到了党组织。我在香港又见到了贺龙和刘伯承等同志，但却没有见到林伯渠同志。当时蒋介石为向帝国主义讨好，竟颠倒事实把英美等帝国主义炮击南京说成是第二军和六军搞的，诬称林伯渠同志是什么“国际要犯”。因此林伯渠同志不能在香港久待，在我到香港之前就避居到日本去了。在香港住不多日，党就把我们送到了上海。由于认识我的人太多，不便在国内工作，党决定我到苏联去学习，并警告我不要随便外出。后来有人看见我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治牙，中央便又传来了对我的警告，要我赶快赴苏。党对一个同志是多么的关切啊！
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我和刘伯承及我的侄子吴鸣和等同志离开了亲爱的祖国。但是，祖国的人民仍在继续地斗争。井冈山上的红旗，正在引导着全国的土地革命胜利地向前发展。尽管革命的道路上还有无数的困难和障碍，但是，循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国革命是终于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