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全体党员都意识到了情況的严重，而党的领导中仓却涣散无力。不少党员想尽种种办法来挽救局面，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些党员则表现消沉。谭平山辞去了武汉政府农民部长的职务，成天忙着收拾行李，见了我就叹息说不行了！搞不下去了，还是走吧！”我问他：“不在这里继续搞，又走到哪儿丢呢？”他也回答不出来。武汉街头的空气也愈来愈紧张。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汪精卫正在加紧酝酿“分共”。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计划。
1927年7月14日晚间，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那晚，我和林伯渠同志在一起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12时，彭泽民来告诉我们开会的情况：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宋庆龄没有参加会议，请了陈友仁作代表，在会议上极力反对“分共”。陈代宋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孙科听了就起来跟陈友仁大吵。汪精卫也坚持要“分共”，并假惺惺地说：“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当然汪精卫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证明：他在“分共”的同时就立即对共产党员大肆逮捕和屠杀。他所说的“分共”就是“反共”的同义语，而“分共”的必然结果，就是滚进帝国主义的怀抱里。
当晚我回到寓所，心中很烦躁。再加天气炎热，不能睡觉，夜间3点钟我还在晒台上乘凉。忽然看见有四个人，背着枪，推开我寓所的门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我躲在暗里看他们的动静，以为他们走了。几分钟后，这四个人又从后门进来了，到我电话室里，拆了电话，还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外面风声很紧，要我赶快离开。我和同住的邓懋修商量，邓劝我说：“你且暂时移居一个地方吧！否则，赤手空拳，一定要吃他们的亏。”因此我当晚就搬到我大哥的寓所去了。
7月15日早晨，接到党中央的通知，让我到武昌集合。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印信、账目、文件，都是由我经手管理的。我考虑到账目没有交代，反动派很可能制造谣言，诬蔑我卷款潜逃，借此来破坏我党的声誉。因此我决定要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办清交代。9点钟我就去党部，把我经手的一切都交代清楚，然后给汪精卫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咋晚有武装到我寓所迫我速走，所以我只得离开；并说他们“分共”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把革命中途断送了。
当天傍晚，在一阵倾盆大雨之后，我渡江去武昌。在船上，面对着郁郁的青山和浩浩的江水，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在我脑子里翻滚。多少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才臝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如今革命竟被断送了，胜利的果实被反动派夺去，作为建立新的统治的资本。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我恨不得有这末一支大笔，可以蘸满长江之水，把这个教训题铭在青山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