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在长江下游，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达到**。当时，上海在工人纠察队的控制之下，南京在六军和二军的控制之下。（这两个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并由著名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和李富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为了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的叛变，就倾注全力来夺取这两个最大的都市。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摆在京沪线上，盘马弯弓，跃跃欲试。情形已经很明显，京沪线上的这场斗争，将是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有人主张把刚从郑州前线回来的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号称“铁军”，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调到南京去加强南京的防御，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活动。这个主张得到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支持。4月3日，第四军开往南京的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军队中已作过动员，运输的船只和粮秣枪弹都已准备就绪，并已决定4月4日出发。就在出发前夕大家在一起开会时，忽然有人提出，不应该把“铁军”调到南京去。理由有两个：第一是怕在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第二是当时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假使我们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一定要扣留汪，不让他来武汉。这两个理由，我们今天来看是何等荒谬，但当时却有不少的人说得振振有词，甚至部分共产党员也支持这种主张。为什么许多人思想这样混乱呢？主要是由于武汉政府的阶级构成复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占很大的势力，许多国民党员以至共产党员，政治思想水平也都不高。当时我党还处在幼年阶段，虽然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思想上却不够坚强。大家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千涉没有从本质上加以分析，以为躲远一点就可以避免干涉。由于缺乏应付干涉的经验，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后果也作了过高的估计。至于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的人就更多，大家只看见汪在历史上的光明面，只看到他某些伪装的革命词句，只看到汪蒋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没有进一步从阶级本质上去分析汪蒋之间的一致性。
反对“铁军”开往南京的意见提出来，引起了会上一场激烈的争辩。参加会议的共有十个人，只有瞿秋白、邓演达和我三个人坚持原议。我努力想从军事方面说服别人，特地征询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意见。加伦将军说：“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的兵力是合理的，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于是，我把加伦将军的这个意见，作为调动第四军去南京的理由来力争。但是会上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因此调第四军去南京的计划被搁置了下来。这是革命方面的一大失着，假使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调去南京，长江下游左右派力量的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可惜革命方面在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上又走错了一着棋。
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到了上海，和蒋介石等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在上海共同发表了所谓汪陈联合宣言，极力为蒋介石辩护。这时，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完全被反革命牵着鼻子走了。4月9日，汪陈一起来到了武汉。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慘绝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杀，成千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在新军阀的屠刀下牺牲了。15日，广州方面也发动了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府，和武汉革命政府公开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