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复生和汪精卫被捕后，清朝政府鉴于单纯的镇压不足以消灭革命，没有立刻杀害他们，只是把他们监禁起来，准备慢慢地实行软化政策。1910年的夏天，为了去营救黄复生和汪精卫，我从日本经过朝鲜潜赴北京，住在我姊夫那里。那时，曾醒有一个弟弟曾季友在北京经商，我通过他去打听消息和联络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还是想不出有效的营救办法。至于以前所设想的劫狱，根据实际情况，更无实现的可能。我的姊夫，素知我参加了革命党，这时又见我的行迹可疑，便不管我同意与否，先替我买好车票，临时骗我上车，一直把我送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碰到了熊克武、但懋辛和井勿幕等人。我们于是一同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和喻云纪，共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的事情。
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已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要在广东大举起义。为此，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长。这次起义的计划是很庞大的，除在广东积极准备外，并派人到广西乃至长江流域各省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尽量参加。这是鉴于过去几次分散性的起义都归失败，因此要集中全力，实行决战，而不计成败如何。所以这次起义仍是一种军事投机性质的冒险，并不是客观条件真正成熟了的有把握的行动。由于有了过去几次失败的经验，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做得比较充分和周密的。为筹措经费，孙中山先生亲自到海外华侨中去募集。各方募集的结果，约得二十万元左右。为储备军火，派了几批人向好几个国家去购买。我一到香港，即被分配到日本去负责购运枪弹。而喻云纪等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炸弹的机关。为这次起义，特别组织了五百人的选锋队（敢死队），其后更增至八百人。为这次起义组织的秘密机关达三十余处，四川同志即曾以我的名义组织了一处机关，名日吴老翁公馆（吴公涫）。后来起义失败，人们都风传吴老翁牺牲，把我算作烈士，其实我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公馆，而先到日本买军火去了。
买军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大批购买，并且要把它秘密地送到香港和广州，困难就更多了。记得我第一批购得手枪一百一十五支、子弹四千发，交由周来苏运往香港。香港原是无税口岸，向不检查行李，所以我们将军火装作行李运送。周来苏从横滨上船以后，我忽然接到黄兴来电，说香港近日对美国总统号轮船，曾经检查行李，要我注意。而周来苏这次坐的轮船恰恰就是美国总统号。我于是派王希闵赶赴神户，把周来苏的船票换为头等舱位，以避免检查。谁知周来苏胆小如鼠，当船过门司时，他忽然害怕起来，竟把所有的枪弹，一一投入海中。而船到香港，拫本没有检查。香港诸人听说周来苏押械前来，无不喜如雀跃，待周到后，才知周已把枪弹完全丢了。大家于失望和愤恨之余，便给周取了一个外号，叫他“周丢海”。这样一来，我续购军火的任务就更重了。在购运军火的过程中，我也遭到过几次危险。一天正下雨的时候，我在急忙中亲自运送手枪子弹二千发到别处去。当时我手执雨伞，脚穿高脚木屐，两腋下各拴子弹一千发，外穿“和服”，行走起来极不方便，稍一不慎，就有摔倒的危险。不巧刚出秘密住所，偏偏遇上一个警察。我惟恐他看出破绽，便故意和他拉开一些距离，慢慢地走在他的后面。好容易走了半里之遥，右面横街又出来一个警察，走在我的后面，把我夹在中间。这时我寘是提心吊胆，但又不敢稍露惊慌。我故意镇静地一直向前走去，大约走了一里之后，才趁势转到别的街道，把他们甩开了，并且安全地达到了目的地。当我卸下子弹时，虽然周身是汗，但精神上却格外轻松愉快，好象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还有一次也很危险：平日军火装箱，都是由我亲自料理的。一连运出三四批以后，我因为事情太忙，就叫一个人去代替我管包装。这个人竟把一百二十支手枪装在一个长不到三尺、厚不过几寸的皮箱里。那箱子看起来不大，提起来却重得要命，几乎能使人跌倒。这样就引起了车站人员的怀疑，故意将交运牌子弄错。因为牌子错了，领取的人必须说明箱内装的什么东西，并且要打开箱子查看，如果完全符合，才能取走。这一箱子军火，怎么能打开看得？因此运到横滨后便被扣住了。我接到横滨的来电，急得不可开交。因为箱子写明运往香港，如果事情暴露，前几批军火正在船上，也会遭到没收；而且报上一张扬，甚至连广州起义的全盘计划都将由此破坏。我于是同陈策等立即赶到横滨。想什么办法去取那个箱子呢？他们首先买了一个同样的箱子，里面也装上一些沉重的东西，然后去找领事馆的秘书写信，说把箱子取出后即存于领事馆；如果能把箱子取出，则在途中偷偷地把它换掉。但那秘书正在写信的时候，却碰着领事出来，不让他写。实在无法了，我便让陈策冒险跑到车站去相机取出箱子。这时夜深人静，所有的行李都取走了，只刺下那个箱子，由一个日本人看守着。陈策装做很安详的样子，径直走到他的踉前，和颜悦色地同他交涉。陈说箱子是朋友的，钥匙早给带走了，实在无法打开，请他务必通融。他先打量了陈一阵，后来又听陈说得很诚恳，慢慢地态度已不那么严格了，而且表现出犹豫的样子。陈于是一面和他说好话，一面大胆地提着箱子就走了。当陈策提着箱子胜利地回到寓所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当我开始在日本买军火的时候，黎仲实也来了。但他不是来买军火的，而是来要回扣的。他一见我就说：“把回扣给我吧，我要去救汪精卫。”我说：“我为革命买军火，从来没有拿过回扣，并以拿回扣为可耻。……现在既然要救汪精卫，那么就拿去吧。”当时我对汪精卫的印象还很好，听说要救汪，便立刻给了黎仲实三千元。我这次经手的款项前后大约有六万元左右，黎是按百分之五拿去的。黎拿到这三千元后即回香港去了。
在从香港往广州运送军火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叫陈镜波的叛徒。因此又损失了一批军火。为了便于运送军火，曾专门在香港和广州开设头发公司，利用运头发藏运军火。为了运军火进广州和在广州城内运送，有时还不得不把女同志打扮成新娘，装做办喜事的样子，利用花轿来抬军火。总之，当时购运军火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我们为此曾经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正因为购运军火的困难，再加以温生才于4月8日（三月初十）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引起了清朝政府当时在广州的反动统治者张鸣岐和李准等人的注意，所以原订于4月13日（三月十五）的广州起义，不得不展期到4月27日（三月二十九）。4月23日（三月二十五），黄兴到广州指挥一切。4月25日（三月二十七），张鸣岐、李准调巡防军二营来加强了广州的防务，胡毅生（大革命时期的坚决反革命分子），陈炯明（后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忽生畏惧，要求改期；姚雨平也故意要枪五百支，存心刁难。黄兴无奈，便决心自己去拚杀李准，而令赵声等各部退去，免遭敌人搜捕。赵声等刚起身返港，林时爽、喻云纪等去黄兴处反对解散和延期，说巡警即将搜查户口，起义日期只可提前，绝不能展后。黄兴遂决定以三四十人攻总督衙门去杀张鸣岐。4月26日（三月二十八），陈炯明、姚雨平报告：新来巡防军内多有革命同志，黄兴乃定4月27日（三月二十九）仍按期举事。事后证明，陈、姚的报告并不可靠。而黄兴发电要香港的人赶去参加，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香港到广州只有早晚两班轮船，而能搭早班轮船的人数极其有限。我们在香港接电后，除派一部分选锋于27日搭早轮赶着先行外，我和胡汉民等都只能搭晚轮动身，因此急电黄兴务将起义展缓一日。等我们的电讯达到黄兴手中时，他的号令早下，大家都已行动起来，无法更改了。而这时陈炯明、胡毅生忽借此不愿发动，于起义前逃出了广州城。谭人凤在城门口碰着陈炯明的时候，问他“往哪里去？”他慌张地回答了一声“出城一下”，就一去不返了。姚雨平在起义发动后也藏着不敢出来，和陈炯明、胡毅生一样做了可耻的逃兵。这样便使黄兴领导的起义队伍成了无援的孤军，不得不遭到失败。本来，陈炯明、胡毅生这样的人不但缺乏革命意识，而且存有浓厚的封建地方主义思想，他们不象大多数广东革命同志那样，对外地赶来参加起义的同志，表示热忱的欢迎和衷心的合作；反而认为既在广东起事，参加的又以广东人居多，即应由广东人出来领导，因而对黄兴（湖南）、赵声（江苏）的领导心怀不满，并以此而处处与黄兴为难，最后更任黄兴领着无数志士去赴汤蹈火而不顾，实际上这时他们即已对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恶，而成了千古的罪人。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午后5时半，广州起义爆发了。黄兴亲自领着一队人直攻总督衙门，及至攻入后堂，才发现张鸣岐早已逃避。再返出衙门，恰遇敌人的大队人马。林时爽误信其中颇有党人，便欲晓以大义。他刚喊话出口，即中弹牺牲；黄兴亦伤右手而断两指。此后黄兴仍领着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换了衣服，逃到广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看护，以后他俩即因此而结成了夫妇。起义的那一晚上，喻云纪、熊克武、但懋辛等另为一路，他们从后面攻入总督衙门。喻云纪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所向披靡。他用炸弹炸开督署后墙时，但懋辛受伤了。熊克武一面扶但，一面战斗，颇为不利。他们走出督署，又与众往攻督练公所。喻云纪沿途拋掷炸弹，一人奋勇当先，敌人见之无不丧胆。但终因寡不敌众，横身被创，最后弹尽力竭，为敌所俘。当敌人审问他的时候，他慷慨激昂地说：“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然后英勇牺牲。
这次起义延续到第二天才失败。我们船近广州的时候，很远就听到了枪声，大家都很惊异，但因船上人杂，不便交谈。我估计是起义发动了，当海军士兵上船来检查时，我便问那操四川口音的军人，他说是城内革命党造反，打起来了。于是我也故意高声地附和，让大家知所警惕。我们下船后，立即赶至城外叫做“但公馆”的一所起义机关。这时枪声已经停止了。我们一面派人去了解情况，一面搜寻武器和制造炸弹的材料，准备马上行动起来，挽救这次起义。但四处搜寻的结果，仍是一无所得；而探消息的人回来又说起义已经完全失败了，并且官兵正在四处抓人。我们无奈，只得返回香港。
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例如从容就义的林觉民，在事前即给他妻子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绝命书，受审时又挥笔写了一篇坚贞不屈的自供状，这些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就是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感动，足以流传千古。又如广东的李文甫和花县来的许多同志，据一米铺以米包为堡垒，与敌奋战，至死不屈。其余的烈士也都非常英勇。烈士们的英勇精神甚至使李准这样的刽子手也吓破了胆。李准在大肆屠杀之后又逮住了但懋辛。他亲自审问，当他得悉但系四川荣县人时，故意说：“你是赵熙的学生吗？”而但却说：“我不是赵的学生，我是革命党。”李于是又接着说：“算你是革命党，自首免死。”不等但再说话，就把但拉下去关了起来，而没有杀害他。难道李准有点回心转意或是还顾及乡谊吗？不，不是的，杀人如麻的李准是毫无人性的，他从来不顾乡谊，更不会回心转意，他只不过是在革命者的鲜血面前发抖罢了。但懋辛下狱后，外边的人不知详情，误传他已自首，上海《民立报》还写了不少的文章骂他，后来事实弄清了，证明他被捕后还是坚决的。
这次起义，牺牲的人很多。后来有人收敛死难者的尸体，得七十二具。广州的人民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合葬在黄花岗。自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名，遂传遍天下。
志士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单纯军事行动，终于无法避免其失败的命运。这就是广州起义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此外，如运送军火的失事，叛徒的混入以及陈坰明、胡毅生等人的临阵脱逃等等，都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因素。对于陈、胡等个别广东人的封建地方主义，大家都非常不满。黄兴一到徐宗汉家，立即用左手在草纸上写了一封万言的长信，让我带交同盟会总部，其中说：“实不啻集闽、蜀之同志而歼之”，对那些不顾大局的分子表示极大的愤慨。对于陈镜波那样的叛徒，人们更切齿痛恨。所以当陈不久以后来到香港的时候，洪承点便把他诱至郊外，用匕首将他刺死了，这一无耻的奸细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并且付出了无比高昂的代价，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它激发了无数的人们继起斗争，并使反动统治者吓得丧魂失魄。紧接着广州起义以后，辛亥革命的**就来到了，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广州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