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十一日路透电)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认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二月十五日。)

【又招恼了大主笔】:萧伯纳究竟不凡 《大晚报》社论

“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 乐雯

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

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萧伯纳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