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以李翱所撰《行状》、皇甫湜所撰《墓志》、《神道碑》、《旧史·本传》、《资治通鉴》，洪兴祖所撰《年谱》，程俱所撰《历官记》，方崧卿《增考年谱》，考其同异详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见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见于集者，不复载云。）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阳人。”而公常自称“昌黎”。李翱作公《行状》，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乡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尝居南阳，又隶延州之武阳。”而《旧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盖因李碑而加“邓州”二字也。然考《汉书·地理志》，有两南阳，其一河内修武，即《左传》所谓“晋启南阳”也。其一南阳堵阳，即荆州之南阳郡。字与“赭”同，在唐属邓州者也。《元和姓纂》、《唐书·世系表》有两韩氏。其一汉弓高侯颓当玄孙骞，避乱居南阳郡之赭阳。九世孙河东太守术，生河东太守纯。纯四世孙安之，晋员外郎。二子：潜、恬。（恬）随司马休之入后魏，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后魏中郎颖。颖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则颓当裔孙寻，为后汉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棱。后徙安定武安。至后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门，生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会、愈，而中间尝徙陈留。以此而推，则公固颍川之族，寻、棱之后，而不得承骞之系矣。而洪兴祖所撰《年谱》，但以骞之后世尝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说，独以赭阳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书》，而见公世系之实，则遂讳匿，不敢复著仲卿、会、愈之名，而直以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据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逌说，以为骞乃韩瑗、韩休之祖，而公自出于寻、棱，与二《书》合。其论南阳，则又云：今孟、怀州皆春秋南阳之地。自汉至隋，二州皆属河内郡。唐显庆中，始以孟州隶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县入河阳三城使，其后又改为孟州。今河内有河阳县，韩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归河阳，省坟墓，而女挐之铭亦曰：“归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张籍祭公诗亦云：“旧茔盟津北。”则知公为河内之南阳人。其说独为得之。公诗所谓“旧籍在东都”，“我家本瀍谷”，则必以地近而后尝徙居耳。但据此，则公与昌黎之韩异派，而每以自称，则又有不可晓者。岂是时昌黎之族类盛，故随称之，亦若所谓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陇西者邪？然设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则其去赭阳，已历数世，其后人屡迁徙，不应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远指邓州为乡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说，亦同董氏。而王铚以为公生于河中之永乐，今永乐犹有韩文乡，则其说为已诞。盖其世系虽有不可知者，然南阳之为河内修武，则无可疑者，而《新史》、洪《谱》之误，断可识矣。）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李汉《序》云：先生生于大历三年戊申，三岁而孤。见《祭嫂文》及《乳母志》。会事见卢东美《志》。洪《谱》云：卢《志》所谓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旧史》以为从父兄，误矣。又云：《旧史》（大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韩会，坐元载贬官。柳宗元《先友记》云：“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谤。”会既卒，公携家北归，葬会河阳。建中、贞元间，复避地于江南，韩氏有别业在宣城，因就食焉。见《欧阳詹哀词》、《复志赋》、《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诗。）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行状》云：“读书能记它生之所习。”《墓志》云：“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今按：《复志赋》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则公之为学，正在就食江南时也。）擢进士第。（洪《谱》云：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师。见《祭老成文》、《欧阳哀词》、《答崔立之书》。五年己巳，有《上贾滑州书》。六年庚午，有《河中府连理木颂》。七年辛未，有《送齐皞序》。八年壬申，登进士第，时年二十五，见《上邢君牙书》。《唐科名记》云：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公名在榜中。见《与陆员外书》。《旧史》云：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由是知名。是年有《争臣论》。九年癸酉，博学宏词试《太清宫观紫极舞赋》、《颜子不贰过论》，见《上考功崔虞部书》及《与韦舍人书》。十九年甲戌，有《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方考：此议当系十一年试宏词下，未详是否。洪《谱》又云：是年尝归河阳省坟墓，见《祭老成文》。有《赠张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试宏词，见《答崔立之书》。有《三上宰相书》，皆不报。是年去京师，过潼关，有《感二鸟赋》。既归河阳，有《画记》。遂自河阳如东都，有《祭田横文》。今按：八年以后，此年以前，又尝游凤翔，以书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诗》。洪、程皆定为此年六月，误矣。）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董晋行状》云：“十二年七月，晋拜宣武节度使，受命遂行，韩愈实从。”公《行状》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观察推官。”《墓志》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进士从董晋平汴州。”推官，《旧史》作巡官。洪《谱》云：二《状》载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与史合，而《志》、《碑》所记，皆后二年，殊不可晓。岂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应如是之缓也。方考：蜀本、樊本，无“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历官二十有七年尔”。然自公卒之年逆数之，亦当以十四年三十一岁为历官之始。故公入汴，虽在十二年，然《水门记》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犹但称“摄节度掌书记前进士韩愈”，是辟命犹未下也。计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当以命下之缓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计年数，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为失，但云十四年从董晋平汴州，则误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在要当以公之自言及二《状》、二《史》、《通鉴》为正。持正狂躁，其考之或有未审，不足据也。《旧史》之作巡官，则程《记》已辨其非矣。洪《谱》又云：十三年扼，公在汴有《复志赋》、《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诗》、《水门记》、《杨燕奇碑》。十五年已卯，《董晋行状》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从丧行，四日而汴州乱。有《汴州乱诗》。《历官记》云：汴军乱，愈家在围中，寻得脱。下汴东趋彭城，愈从丧至洛，还孟津，度汜水，出陈、许间，以二月暮抵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居之于符离睢上，及秋将辞去，建封奏为节度推官试协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师，见《欧阳哀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诗》、《答李翱书》、《上建封书》、《论晨入夜归事》，后又有《谏击毬书》、《贺白兔状》、《徐泗豪节度掌书记厅石记》、《崔翰墓志》。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归彭城诗》。夏去徐，西居于洛阳，见《孟东野书》及《题下邳李生壁》。按公《与东野书》，欲至秋辞去，而《题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则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旧史》亦云：“公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岂竟以此不合，虽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军乱，见白乐天《哀二良文》。在洛有《与卫中行书》。冬，公如京师。）调四门博士，（洪《谱》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师，从调选，三月东还，见《与卢汝州荐侯喜状》。将归，有《赠孟东野》、《房蜀客》诗。是年有《送李愿归盘谷序》、《李楚金墓志》。公自去年冬参调，竟无所成而归，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门博士之授。为博士日，尝谒告归洛，因游华山，即《答张彻诗》所谓“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者也。李肇《国史补》云：“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发狂恸哭，为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考公诗，则知《国史补》乃实录也。是年有《送陆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序》、《与崔群书》、《施士丐墓志》、《马汇行状》。）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谱》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监察御史，时有《齿落》、《哭杨兵曹》、《陆歙州傪》诗，及《与陈京给事书》、《秂祫议》、《论权停选举状》、《苗氏墓志》。又上《李实书》称“前守四门博士”，时已罢博士，未受御史之命。《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盖公自贞元五年，从郑滑间复来京师，至此十五年矣。《实录》于实诋之不余力，而此书乃盛称其所长，此又不可晓也。方考：唐制，凡居官以四考为满，公在官逾年耳，不知何故而罢，罢而复迁。《行状》、《墓碑》皆只言选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而此书称前官，又以文投贽于李实，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尝罢博士而别迁也。是岁七月，公犹任博士，《乞免停选状》，谓：“臣虽非朝官，月受俸钱。”可以考也。罢免之由，不可详究。然恐不至于媚实以求进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实、韦执谊辈耳。公盖未免于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饥状》，专指李实而言，其修《实录》，又于实一辞不恕，独于此书，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来京师，在贞元二年也。至贞元十九年，实十八年矣。今云“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洪虽以再至言之，其实牵合也。并《志》所疑，以俟知者。洪《谱》又云：是时有诏，以旱饥蠲租之半，有司征愈急，公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关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恻然，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幸臣，李实也。见《进学解》及《祭张署文》。《旧史》云：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宫市之弊，贬阳山令。疏今不传，则公之被绌，坐论此两事也。方考云：公阳山之贬，《寄三学士》诗，叙述其详，而《行状》但云“为幸臣所恶，出宰阳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则其非为论宫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正合。况翱、湜皆从公游者，不应公尝论宫市数千言，而《状》及《碑》、《志》，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状》且谓“为幸臣所恶”，而公诗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九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是年，补阙张正买疏谏它事，得召见，与所善者数人皆被谴斥，意公之出，有类此也。《忆昨行》云：“伾文未揵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特无所归咎，驾其罪于上疏耳。洪兼宫市、旱饥两事言之，而又不考韦、王始末，故为申及之。洪《谱》又云：以公诗考之，盖以十九年冬末贬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阳山，时有《同冠峡》、《贞女峡》、《和张十一功曹》、《送刘生》、《谢李员外》诸诗，及《别知赋》、《送杨八弟归湖南序》、《区册序》、《答窦存亮书》、《王弘中燕喜亭记》。）改江陵法曹参军。（洪《谱》及《历官记》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顺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贞，迁者皆追回。愈为观察使所抑，只徙江陵府法曹参军，事见《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及《张署墓志》、《河南同官记》。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离阳山，俟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见《祭李郴州文》。时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诸诗。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谒衡岳庙诗》。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游湘西寺》及《湘中》诸诗。自此泛洞庭，有《阻风赠张十一》诗。至岳州，有《别窦司直》诗。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学士》诗，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书》、《郑夫人殡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则其《箴》盖是年作。所谓“幕中之辨”，盖谓在徐州时；“台中之评”，则谓为御史时也。）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洪《谱》云：永贞元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时宪宗即位之逾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犹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归赠张十一》、《郑群赠簟》、《答张彻》诸诗。六月，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还朝后，有《丰陵行》、《游青龙寺》、《赠崔立之》、《送文畅》诸诗，《城南》诸联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志》。二年丁亥春，公为博士，有《元和圣德诗》，并《释言》。《行状》：“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而公作《周况妻韩墓志》，乃云：“从兄俞卒开封尉，愈于时为博士，乞分教东都生，以收其孥于开封界中，教畜之。”飞语，即《释言》所解之谗，而竟不能解，故以兄丧为辞而求去耳。时宰相郑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复也。公以夏末离京，赴东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见寄》诗。是年有《张中丞传后叙》、《答冯宿书》、《卢於陵墓志》。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见《行状》。有《酬崔十六少府》及《东都遇春》诗，《与少室李渤书》，《裴复墓志》。《新史》渤传云：洛阳令韩愈遗渤书。公时为博士，五年方为河南令，未尝为洛阳令。）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洪《谱》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员外郎，守东都省。《神道碑》云：除尚书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状》、《新、旧史》皆云员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误也。方考：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辞亦作员外郎。洪《谱》又云：《神道碑》云：“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敛手失职，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历官记》云：“公判祠部，日与宦者为敌，恶言骂辞，狼籍公牒，乃上书留守郑余庆，乞与诸郎官更判，不见允。”在东都有游嵩洛诸《题名》、《送李翱》、《侯参谋》、《和卢汀钱徽》、《与窦韦寻刘尊师》诸诗，《送李正字归湖南序》并诗，《郑涵校理序》、《祭薛公达文》并《墓志》、《京兆韦夫人墓志》、《河南府同官记》。五年庚寅，授河南县令。《神道碑》云：“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士，官无敢问者。先生将擿（其禁，以壮朝廷，断民署吏，俟令且发。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还为言，宪宗悦曰：韩愈助我者。是后郓邸果谋反，东都将署留守，以应淮蔡。”又有《上留守郑公启》。时公以论事失郑公意，既令河南，军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悦，公以启辨明，且力求去，见《集》中。《行状》云：“改河南令，日以职分辨于留守及尹，故军士莫敢犯禁。”疑郑公卒听其言，故军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诗》、《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诗，及《月蚀》、《招杨之罘》、《河南令舍池台》诸诗，《张圆墓碣》、《卢殷墓志》。）迁职方员外郎。（洪《谱》云：六年辛卯，行尚书职方员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穷文》、《辛卯年雪》、《寄卢仝》、《谁氏子》诸诗，《送温造序》、《乳母志》。至京师，有《酬卢云夫望秋作》、《石鼓歌》、《复仇状》、《卢丞》、《房武》、《毕坰墓志》。）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洪《谱》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职方员外郎复为国子博士，年四十五。《旧史》云：“愈因使过华，上疏理涧。”公自去年以来，未尝出使。或云：即公赴职方时，过华睹其事，遂疏于朝尔。《进学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见治。”《旧》又作“三为博士。”按：公贞元壬午，授四门博士；元和丙戌，为国子博士；丁亥，分教东都；今年又自郎中下迁，凡四为博士矣。此先言暂为御史，继言三为博士，则自丙戌而后，三历此官也。若云三年，则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为博士，首尾巳四年矣。方考：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厘而为二，其为博士，实三迁。当作三为为是。今按：上句言暂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为言，恐当作年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谱》又云：是年二月，有《论钱重物轻状》。《新志》云：“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于是诏百官议革其弊。”方考以为：此议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鉴》附之长庆元年秋，为得其实。今年初，无此议也。惟《会要》载元和六年二月制，谓建中后，货轻物重，许诸道所纳见钱，五分量征二分，余三分兼纳实估匹段。或当时有此议，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东都，洪误矣。洪《谱》又云：是年有《石鼎联句》、《赠刘师服诗》、《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志》、《路应神道碑》。）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洪《谱》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旧史》云：“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时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绛也。是年有《答刘秀才论史书》，及《乌氏》、《田氏庙碑》、《郑儋神道碑》、《李虚中》、《董溪》、《息国夫人墓志》。）转考功，知制诰。（洪《谱》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为考功郎中，依前史馆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诰。是年有《元微之书》、《田弘正书》、《送张道士序》、《刘昌裔神道碑》、《王适》、《孟郊》、《扶风郡夫人墓志》。十年乙未，公知制诰，有《和库部卢曹长元日朝回》及《寒食直归遇雨》二诗，《与李绛书》、《进顺宗实录状》。《旧史》云：“愈撰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按：退之作史，详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明甚。当时议者非之，卒窜走无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此言是也。是年有《与柳公绰》二书，《论淮西事宜状》，说见明年。又有《捕贼行赏表》、《蓝田县丞厅记》、《独孤郁》、《卫之立墓志》、《徐偃王庙碑》。）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具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淮西连年侵掠，得不偿费，其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谱》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丙申，赐绯鱼。五月癸未，降为太子右庶子。《行状》云：“盗杀武元衡，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遽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后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时宰相李逢吉、韦贯之也。其云月满迁中书舍人者，盖唐制台郎满岁则迁。公以去年冬知制诰，至今春，竟一岁矣。李汉云：“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公掌纶诰一年，无一篇见收者，失坠多矣。唯后集有《崔群户部侍郎制》一首尔。今按：《行状》、《通鉴》、洪《谱》，《论淮西事宜状》在去年知制诰时，而《神道碑》、《新史》则在迁中书舍人之后。但《行状》言，公所论有杀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状》中实无此语。若《状》果在六月之后，则不应全不言及，则是此《状》，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后，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后也。故《通鉴》直以系于五月之下。《行状》叙事虽实，而记言则误。《碑文》、《新史》固为失之。今当以《通鉴》为正。洪《谱》又云：是年有《酬卢云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韩氏墓志》、《王用碑》、《科斗书后记》。）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协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行状》、《神道碑》及《旧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贼未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军出潼关，公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弘。弘说用命，师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垒，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为书，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遣子入侍。丞相归京师，以功迁刑部侍郎，诏公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公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张署文》并《墓志》，及东征往还酬唱诸诗，《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为刑部时，有《举钱徽自代状》。十三年戊戌四月，郑余庆详定礼乐使，奏韩愈、李程为副。是年有《李惟简墓志》、《权德舆碑》。）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杳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极谏。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谢。帝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閐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洪《谱》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贬潮州刺史。宰相疑冯宿草疏，出宿为歙州刺史。时宰相皇甫閐、程异也。公之被谪，即日上道，便道炔，以至海上。据《宜城驿记》，则以三月二日过宜城；据《泷吏诗》，则以三月几望至曲江；据《谢表》，则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据《祭文》，则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鳄鱼。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许日，行三千里，盖泷水湍急故也。方《考》乃云：《谢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鳄鱼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则公之到郡，实不知何月日也。况自韶至广，虽为顺流，而自广之惠，自惠之潮，水陆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广，来往动皆经月。”则公到郡，决非三月；而逐鳄鱼，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则方说为是，但《与大颠第一书》，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则又似实以三月二十五到郡也。未详其说，阙之可也。洪《谱》又云：公自京归至潮，有《路旁堠》、《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驿》、《次邓州界》、《过南阳》、《泷吏》、《题临泷寺》、《至韶州寄张使君》、《酬张使君惠书》、《过始兴江口感怀》、《赠元十八协律》、《初南食贻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虾蟆》、《别赵子》诸诗，及《宣城驿记》、《潮州谢表》、《祭鳄鱼文》、《请置乡校牒》、《贺册尊号表》。是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号，大赦。十月己巳，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洪《谱》云：十五年庚子闰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张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别张使君》二诗。至袁有《袁州谢上》、《贺穆宗即位》、《贺赦》、《贺册皇太后》、《贺庆云》五表、《举韩泰自代状》、《滕王阁记》。九月，召拜国子祭酒，而《阁记》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盖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谓“复其章绶”者，公为行军司马时，赐金紫，今为祭酒，始复其旧也。自袁趋京师，有《次石头驿寄江西王中丞阁老仲舒》诗。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诗。《因话录》云：“萧颖士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恶裴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公少时，尝受金部赏知，及经江州，游庐山，访金部故居，因赋此诗，留百缣以拯之。”行次安陆，有《寄随州周员外君巢》二诗。至枣阳县，有《题广昌馆》诗。至襄州，有《醉中留别李相公》诗。以冬暮至京师。是年有《南海庙碑》、《与孟简书》、《论黄家贼事宜》及《典贴良人男女状》。又《论夷僚》，请因改元大庆，遣使宣谕，仍择经略使抚之。又有《柳子厚》及《侄孙滂祭文》、《墓志》。洪《谱》又云：《行状》云，公入迁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生徒奔走听闻，皆相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公在国子有《雨中寄张籍诗》、《举张惟素自代》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论新注学官牒》、《荐张籍状》、《请上尊号表》。）转兵部侍郎。（洪《谱》云：此除在长庆元年辛丑七月，时有《举韦顗自代状》、《李鄗》、《张彻祭文》，《李鄗》、《郑群》、《薛戎墓志》。今按方氏《增考》，《论钱重物轻状》，当在此年秋。）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遂疾驱入。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庭。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且为逆与顺利害，不能远引古事，但以天宝来祸福，为尔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有若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共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乃欢曰：“侍郎语是。”廷凑恐众心动，遽麾使去，因泣谓愈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廷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洪《谱》云：长庆元年七月，镇州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命深州刺史牛元翼节度深冀以讨之。十月，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元翼为廷凑所围。二年壬寅二月，赦廷凑，诏愈宣抚，归，而牛元翼果出。《行状》云：“公还，于上前奏与廷凑及三军语，上大悦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师”谓故镇帅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镇反，太原兵以轻利诱回纥，召先生祸福，譬引虎啮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陈得失。”今按：此数语不可晓，它书亦皆无之，未详何谓，恐有误也。洪《谱》又云：是年有《次寿阳驿》、《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次承天营奉酬裴司空》、《镇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见寄》、《镇州初归》诸诗，及《韦侍讲盛山诗序》、《论变盐法事宜状》。二年壬寅九月，转吏部侍郎。《行状》云：凡令吏皆不锁，听出入，或问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听其出入，故势轻。”是年有《郓州溪堂诗》、《窦司业祭文》、《墓志》、《楚国夫人墓志》、《黄陵庙碑》。）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洪《谱》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台参，后不得为例。十月癸巳，为兵部侍郎。庚子，为吏部侍郎。《行状》云：“改京兆尹，六军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故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李绅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归其囚。是时，绅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台与府不协为请，两改其官。绅既后留，公入谢，上曰：卿与绅争何事？公因自辨。数日，复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复为兵部侍郎，铨不锁入吏。选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与三利扰，财势路绝。”今按：《碑》失兵部一节，此兵字当作吏字。“不锁入吏”，即谓前纵吏出入事。“三利扰”，未详其义，疑铨法有此语，或是有脱误也。洪《谱》云：公为京兆，有《举马摠自代状》、《贺雨》及《贺太阳不亏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龙文》。再为兵部，有《举张正甫自代状》。是年，有《罗池庙碑》、《送郑权序并诗》、《祭马摠》、《女挐文》，并李干、女挐《墓志》、《韩弘碑》、《论孔戣致仕状》。）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洪《谱》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张彻墓志》。八月有《孔戣墓志》，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状》云：得病，满百日假，既罢，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公属纩语曰：某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获终于牖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明年，张籍祭公诗有云：“去夏公请告，养疾城南庄。籍时官休罢，两月同游翔。”又曰：“共爱池上佳，联句舒遐情。”又曰：“公为游溪诗，唱咏多慨慷。”城南庄，在长安城南，公之别墅也。《池上联句》，集中无之。游溪诗，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于死生之际如此。《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今按：此事，可见公之平生谨守礼法，排斥异教，自信之笃，至死不变，可以为后世法。而《谱》不载，盖不以为然也。）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行状》云：“公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神道碑》云：“朝有大狱大疑，文武会同，莫先发言；先生援经引决，考合传记，侃侃正色，伏其所词。”《墓志》云：“公洞朗轩辟，不施戟级；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钜人者矣。”《碑》又云：“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未尝一食不对客，闺人或昼见其面，退相指语，以为异事。未尝宿货余财。每曰：吾前日解衣质食，今存有已多矣。”）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出世，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墓志》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抵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人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已来，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计”，此句中必有脱误。疑当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计。”方氏《附录》：程子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无所见，安能由千载之后，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见甚高，不可易而读也。古之学者，修德而已。有德则言可不学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学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见及此。其于为学之序，虽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有所袭于前人之语，又非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见矣。若无所见，则其所谓以是而传者，果何事邪？”今按：诸贤之论，唯此二条，为能极其深处。然复考诸临川王氏之书，则其诗有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为予夺，乃有大不同者，故尝折其衷而论之。窃谓程子之意，固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为无理。盖韩公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详于外，而略于内；其志常极于远大，而其行未必能谨于细微。虽知文与道有内外浅深之殊，而终未能审其缓急重轻之序，以决取舍；虽知汲汲以行道济时，抑邪与正为事，而或未免杂乎贪位慕禄之私。此其见于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讥者矣。但王氏虽能言此，而其所谓道真者，实乃老佛之余波，正韩公所深诋。则是楚虽失，而齐亦未为得耳。故今兼存其说，而因附以狂妄管窥之一二。私窃以为若以是而论之，则于韩公之学所以为得失者，庶几其有分乎。）
赞曰：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蛙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熏酿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以朴，刬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踥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载，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