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要面对很多选择,而且在很多时候你都会面临那种让你进退两难的的抉择。到底何去何从,囚徒困境的博弈虽不能给你带来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却能使你通过这种两难的抉择,引发一种种深深的思考。因为,背叛与合作并不只是道德与良知的核心,更是利益的化身。

如果你对博弈论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囚徒困境”是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模型之一。甚至可以说,“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必须谈及的一个题目。

这个经典的模型是由美国数学家塔克最先提出的。1950年,原本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塔克应邀来到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担任客座教授,其间一些心理学家对于塔克研究的博弈论很感兴趣,并要求他以此为主题作一次演讲。塔克教授用了2个囚犯的故事,将博弈论的问题作了形象化的解释,从此以后类似的博弈问题也便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囚徒困境。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囚徒困境”的故事。

有2个惯犯A和B,他们在一次作案中双双被捕,并且被分别关押在2个独立的房间里进行审讯,客观条件使得他们之间不可能互通信息。警方了解到,此二人为惯犯,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他们的犯罪过程进行指正,于是就向他们宣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如果A和B对过去的罪行都坦白交待,二人将被各判10年刑期;如果其中一人坦白而另一人抵赖,那么坦白的人将被无罪释放,而抵赖的人将被判罚15年徒刑;如果2人都抵赖,2人将被判罚服刑1年。

A/B

抵赖

坦白

抵赖

1年/1年

15年/无罪释放

坦白

无罪释放/15年

10年/10年

从表面上看,A和B应该互相合作,共同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就都能获得最好的结果——被判1年徒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选择。问题就这样出现了。

以A为例,他知道如果自己拒绝与警方合作,而B主动向警方坦白他们过去的罪行,结果就是B会全身而退,而A自己将承担所有罪责,自己留在监狱15年;而如果B不招供,A自己招供,结果就是A自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即使是B与A同时招供,结果也要比15年要好很多。所以,对于A来说,招供就是最佳选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B。结果,整个博弈的结果就是,2人都从利于自身的角度出发,选择了招供,最终2人都被判罚10年徒刑。

从旁观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2人都坦白的这个结果并非最好。如果A和B都选择隐瞒真相,则结果就是2人被判入狱1年,显然这个结果要比各自判刑10年好得多。其实,也就是为什么将这个现场称之为“囚徒困境”的原因。所谓的困境就在于,A和B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采取各自的最优策略,但这个基于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也就是说,个体利益最优的总和未必就是整体利益的最优。

在囚徒困境中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点,即两个囚犯均选择“招认”,这是唯一稳定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均衡不一定是博弈的最优结果。在“囚徒困境”中,唯一的均衡是一起招认,站在群体的角度,这是最坏的结果。均衡只是博弈的最“稳定”结果,或者说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稳定”的效果不佳,我们能否找到合理的策略打破这个“均衡”?

合作还是背叛

“囚徒困境”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而有趣的博弈论,可以说是理性的人类社会活动最形象的比喻。它准确地抓住了人性的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这种真实的一面。从个体的角度来说,背叛是最好的选择,但双方背叛会导致不甚理想的结果。

与囚徒困境相似的经典博弈案例是哈佛大学巴罗教授提出的“旅行者困境”:

两个旅行者从一个以出产细瓷花瓶著称的地方旅行回来,他们都买了花瓶。提取行李的时候,发现花瓶被摔坏了,于是他们向航空公司索赔。航空公司知道花瓶的价格大概在80~90元的价位浮动,但是不知道两位旅客买的时候的确切价格是多少。于是,航空公司请两位旅客在100元以内自己写下花瓶的价格。如果两人写的一样,航空公司将认为他们讲真话,就按照他们写的数额赔偿;如果两人写的不一样,航空公司就认定写得低的旅客讲的是真话,并且原则上照这个低的价格赔偿,同时,航空公司对讲真话的旅客奖励2元钱,对讲假话的旅客罚款2元。

就为了获取最大赔偿而言,本来甲乙双方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写100元,这样两人都能够获赔100元。可是甲很聪明,他想:如果我少写1元,变成99元,而乙会写100元,这样我将得到101元。何乐而不为?所以他准备写99元。可是乙更加聪明,他猜测到甲要算计自己,写99元,于是自己便准备写98元。而甲也预料到了乙将采取的措施,估计到乙要准备写98元来坑他,于是他准备写97元……大家知道,下象棋的时候,不是说要多“看”几步吗,“看”得越远,胜算越大。你多看两步,我比你更强多看三步,你多看四步,我比你更老谋深算多看五步。在花瓶索赔的例子中,如果两个人都“彻底理性”,都能看透十几步甚至几十步上百步,那么上面那样“精明比赛”的结果,最后落到每个人都只写一两元的地步。事实上,在彻底理性的假设之下,这个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两人都写0元。巴罗教授提出这个案例旨在警世:一方面,它启示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告诫人们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

有了这个假设,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明确的比较取舍标准来推理,但是推断出来的结论是否符合实际,依赖于应用“理性行为”假设的程度。如果你的论证像“旅行者困境”那样,假设当事人彻底理性,能够算计到十几步甚至几十步,那么你推论出的结果,未必符合现实。大家知道,理性行为假设是基本假设。所以在理性行为假设之下得到的结论是否符合实际,还要进行另外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旅行者困境”是所有研究博弈论的人所共同面对的困境。

这个事例比囚徒困境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处于这种困境下,各方都不知道别人的选择,因而只能猜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作出选择。他们与困境的博弈,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势,只能在困境的局势下想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获益最大。

2008年,国内某款免费网游暴出玩家因发现自己的账号被人买赃而引发的纠纷案件。玩家在网吧中因为账号被盗而懊恼不已,正准备离开时,无意中发现自己丢失的账号正在和邻座的一个玩家交易,而且价格极低,由于无法查清是谁偷盗了自己的账号,两人便发生了纠纷冲突,事后,该玩家便以买赃为由,委托律师给此人发了一张律师函,意欲取回自己的装备。

网络游戏不同于现实生活,更缺乏约束机制,网游买赃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自行车赃车一样,我们周围相当多的自行车都属于没有牌照、来历不明的赃车,这种知赃买赃的做法,助长了网游盗号的蔓延。

其实,买赃的玩家所面临的就是一个“囚徒困境”。面对是否买赃,玩家十分类似面对是否坦白的囚徒。“买一次来历不明的游戏装备”尽管比“正规途径炼造的装备”成本低,但如果大家都买赃,却提供了庞大的买赃需求,刺激了盗号现象的增多,游戏装备又很快丢失。结果,“反复买装备”的成本很快超过了“正规途径炼造的装备”的成本。但是你又无法拒绝买赃,因为在别人都买赃的情况下,你拒绝买赃将会使你的损失最大化:你不得不付出“反复买赃”的成本。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缺乏约束机制,每个人都将试图通过违规来获利,并且希望最好是别人都不买赃而只有自己买,这样自己就可通过最低的成本在游戏中傲视群雄。但大家博弈的结果是人人都买赃,人人都付出了较高的成本。而如果大家合作,都拒绝买赃,则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纵横网游之间。

这不由使我们想起“囚徒困境”中有一对发人深省的矛盾体,合作与背叛。俗话说:“旁观者清”,当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可是如果你身处“囚徒困境”之中,你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曾有一位教授组织他们班里的27个同学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博弈游戏,这个博弈游戏就给这些同学们带入到了“囚徒困境”之中。

教授假设每一个同学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企业,现在每个同学在面对企业的发展过程之中都必须面临选择:⑴生产高质量的商品来帮助维持现在较高的价格;⑵生产假货来通过别人的所失换取自己的所得。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但是选择⑴的同学必须将自己的收入分给每个同学。

事实上,这是一个早已经设计好的博弈之局。每一个选择⑵的同学都会比选择⑴的学生多得到额外地一部分钱,很显然,对于个体而言,选择⑵就是一个最优选择。但是对于整体而言选择⑵会使得整体的收益降低。

游戏的结果十分糟糕,大部分人都选择了⑵。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之中,起初是不允许进行集体讨论的,可是之后条件放宽,可以集思广益。每个人都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选择⑴,而自己选择⑵,这样就会使自己的收益达到最大。讨论之后,愿意合作而选择⑴的学生数目有所增加,可是整体收益仍然是惨不忍睹。最后一次,全班同学经过协议后继续博弈,结果选择⑴的学生人数仅为4人。一位负责与大家协商的同学抱怨:“我这辈子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可是事实上,他虽然组织了协商的这个过程,号召大家都选⑴,可是最后他的选择却是⑵。

如果我们把“囚徒困境”的模型引入到生活之中,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合作与背叛。囚徒困境准确地抓住了人性中的猜疑以及互相防范的真实一面,上述的例子可以说明对你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别人所采取的策略是合作,而你的最优选择是背叛,但这种选择出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如果有2个博弈,它们都属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在这2个博弈中,假设双方都选择背叛可以各得5分,都选择合作可以各得10分。那么,双方所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就是彼此都选择合作,而非背叛。当一方背叛了对手的时候,背叛与合作的差异就会显现出来,假设你选择背叛而对方选择合作之时,背叛的结果会对你更加的有利,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上述例子中,那位同学想要说服别人选择合作,却自己选择背叛的原因。如果你确信有人不久之后将会背叛你,那么你所应该做的就不会改变他的态度,因为他随时可以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对你做出背叛的行为,与其这样,不如你先背叛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上述例子中,那位同学最终遭到别人背叛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遇到很多囚徒困境的例子,比如说,报纸上经常会报道的某会计师因为做假账被捕入狱。

会计师的职责就是担任公司和股东之间的仲裁者,理论上讲,这些会计师应该保证公司诚实地公开其商业活动,这样,股东才能在投资方面作出明智的决定。可是,会计师都是受雇于一个公司。所以他们一定会左右为难。会计师在道德上有义务确保公布的报表内容准确无误,但又希望对他们所审计的公司伸出援手,以取得它们的信任。

一旦有少数会计师不诚实,囚徒困境就可能使诚实的会计人员丢掉工作。假设在某个世界里,所有的会计师都很诚实,你是其中一员并且正在争取一笔审计的业务。如果你答应稍微帮助一下某家潜在客户,这样做是不是不好呢?毕竟会计准则本来就有一些不明确,因此,如果你能获得这一业务,你何不保证利用这些不明确为客户谋利?

当然,如果有少数会计师开始过度偏袒客户,别的会计师就必须跟着调整自己的道德规范,否则只能坐以待毙。此时如果要取得竞争优势,你可能必须比善用会计准则的不明确性做得更多一点。

做假账事实上会成为会计师的优势策略。如果其他每个人都这么做,只有你洁身自好,那么你就没什么业务可做。可是,如果只有你这么做,而其他的会计师信奉自己的职业道德,对你而言所获取的利益也就大大高于常人。当然,如果每个人都不诚实,那就没有人会具备竞争优势。

三个和尚没水喝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

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他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给观音菩萨案桌上的净水瓶添水,夜里不让老鼠来偷东西,生活过得安稳自在。不久,来了个高个子和尚。他一到庙里,就把半缸水喝光了。小和尚叫他去挑水,精明的高个子和尚心想一个人去挑水太吃亏了,便要小和尚和他一起去抬水,两个人只能抬一只水桶,而且水桶必须放在扁担的中央,两人才心安理得。这样总算还有水喝。后来,又来了个胖和尚。他也想喝水,但缸里没水。小和尚和高个子和尚叫他自己去挑,胖和尚挑来一担水,立刻独自喝光了。从此谁也不挑水,三个和尚就没水喝。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净水瓶也没人添水,花草枯萎了。夜里老鼠出来偷东西,谁也不管。结果老鼠猖獗,打翻烛台,燃起大火。三个和尚这才一起奋力救火,大火扑灭了,他们也觉醒了。

无独有偶,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国外也屡见不鲜。美国学者哈丁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群精明的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牧区牛的单位收益下降,但每个牧民都想尽可能多养几头牛,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最终将导致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个体过于精明而导致的悲剧。

如果你仅仅把上面的事例当成一个游戏就大错特错了,这个事例在现实中也很有代表性。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博弈过程。对于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有外部干预,制定规则,从而大家才能真正得到实惠。三个和尚的故事最终因为庙里失火而产生的外力,打破了这个各自严格遵守个体“最优势策略”的均衡局面,而牧地上牛也必须要有外部的干预才能保证公共资源不被过分开采。在一个信仰平民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无限制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样一来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但整个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游戏”受到关注,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与“零和游戏”类似的现象,胜利者的光荣背后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按照这一思路讨论人**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哈丁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作出这些选择的自由,接受某种“一致赞成的共同约束”。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丁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也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

哈丁认为,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了。”哈丁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的解决途径,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对公用地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通常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在公共资源方面,每家都能得到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性质很不一样。私人品是私有私用,除了像他穿得整齐你看着也舒坦那样十分间接的效应以外,别人很难沾什么光。公共品则不一样,不管是谁提供出来的,许多人都可以享用。比如路灯,只要有人装了,路人都将得到好处,哪怕他没有为此贡献过一分钱。

设想农村某地有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居民点,由于道路情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的好处,但是修路的成本相当于“4”。要是没有人协调,张三、李四各自打是否修路的小算盘,那么两家的博弈形势如下:如果两家联合修路,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3”,两家的最终受益是“1”;如果一家修另一家坐享其成,修路的一家付出“4”而得到“3”,最终受益是“-1”,而不劳而获的可以白白获利“3”;两家都不修路,结果自不必说。

在这个博弈中,修路是张三的严格劣势策略,我们应该把它消去;修路也是李四的严格劣势策略,所以也应该把它消去。这样运用严格劣势策略消去法,我们就得到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略均衡:两家都不动手,大家都得零。

一般来说,该地方如果张三只有李四一家邻居,李四只有张三一家邻居,他们多半会守望相助,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两家自然会好好商量修路的问题,一起把路修好,大家都得到好处。相反,两家有仇也是可能的,那就麻烦了,不是什么修路不修路的问题,迟早要出事。但是,博弈论讨论所牵涉的局中人,都是条件上所要求的“理性人”,他们只为己,但是并不刻意害人。现在城市公寓里面的不少居民在邻居关系上,有时候差不多就是这种理性人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都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即使是近邻也形同陌路。如果没有公寓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新公寓家家装修一流,可是楼道却杂乱无章,路灯坏了,往往长久没有人修理。修路灯也和修道路一样,是一个大家都袖手旁观才是“严格优势策略均衡”的博弈。这就是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是谁也不作为,对局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排除了合作双赢的前景。

囚徒困境的一报还一报

在战斗中,逃跑往往是避免送命的最好办法。如果你这边的每个人都逃跑,那么大概没有一个人活得成。在这种情况下,囚徒困境就会出现。假设你和其他很多人被征召入伍,结果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了敌军。姑且假定你们都不怎么爱国,活命是你们的最高目标。逃避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只有你逃跑,其他的战友都留下来战斗。当然,如果你这边的其他人也跟着逃跑,那么你放弃战斗位置就更显得明智了,因为当敌军打过来时,你一定不希望只剩下自己在应战。因此不管其他弟兄怎么做,逃跑都是你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

这时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因为如果你这边的每个人都逃跑,敌军就很容易把你们全部俘虏并加以歼灭。因此,与其每个人都逃跑,每个人都留下来可能对你们比较有利。就个人而言,懦弱一点对你比较有利。就集体而言,勇敢一点对大家都好。部队打破这个囚徒困境的方法就是,如果有士兵在战斗中逃跑,就会被就地正法。因此,退缩就会被枪毙的压力反而对士兵有帮助,因为这等于帮他们破解了囚徒困境。

在囚徒困境中,“一报还一报”的核心是对任何行为都要有及时有效的回报,当然,这种策略的前提是“不主动侵犯他人”,这样就降低了它们相互伤害的机会。现在,我们为深陷囚徒困境的人提供四条简单的建议。

首先,不要嫉妒。

人们习惯于考虑零和博弈,倾向于采取相对的标准,常常把对方的成功与自己的成功对立起来。这种标准导致了嫉妒,企图抵消对方已经得到的优势。在囚徒困境下,抵消对方优势只能通过背叛来实现,但是背叛又会召来更多的背叛及对方的惩罚。因此嫉妒就是自我毁灭。

“一报还一报”获胜不是靠打击对方,而是靠由对方引出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行为。“一报还一报”如此坚持对双方有利的结果,从而使它获得比其他任何策略都高的总分。

其次,不要首先背叛。

虽然一开始选择背叛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但由于能被它占便宜的傻瓜越来越少,它最终也会消亡。因此,只会占傻瓜便宜的人是没有用的,它只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善良的策略在最初看来似乎是很有希望的,但长期下去会毁坏自己成功所必须的条件。

第三,对合作与背叛都要给予回报。

“一报还一报”的超常成功给出了一个简单又很有力量的建议:要回报。在第一步合作之后,一报还一报”只是简单地重复对方在上一步的所为。但这个简单的规则却出奇有效。因为当对方合作时,他得到的也是善意的合作,当对方背叛时,他将受到同样的报复。但一旦对方恢复合作,“一报还一报”的宽容性又使他很快恢复到合作关系上来。所以,只有给予有效的回报,才能保持合作的稳定性。

第四,不要耍小聪明。

在囚徒困境中,我们很容易耍小聪明。然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得不偿失。而且,复杂的规则也未必会比简单的规则做得更好。对方对你的行为是有反应的,在“囚徒困境”中,不应该把对方看作是一心想背叛你的。对方把你的行为看作你是否回报合作的信号。因此,你的行为将会反射到自己身上。

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有“当别人打你左脸,再把右脸给他”的话,印度“圣雄”甘地也曾主张非暴力不合作。这些教诲从道德上不能说不对,从策略上说,无论“逆来顺受”还是“以柔克刚”,也都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逆来顺受之后会怎么样?

一个可预见的结果是,你越让步,对方越会进一步欺负你,直到弄得你无路可退,到了这个时候,你是否还能再忍受呢?

另一个可预见的结果是,对方会从你的“宽容”中得到鼓励,去欺负其他人,结果是,人人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

在“囚徒困境”中,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总是想赢对方,结果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对方也会全力反击,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敌对一旦形成,双方都难以全身而退。这个时候,即使双方都没有继续对抗下去的意愿,可还是只能咬牙坚持。这是对人类理性的一大嘲弄。即使是“一报还一报”这种有效破解“囚徒困境”的理想策略,也难免陷入“两败俱伤”的危险。当“一报还一报”策略纠缠在一起时,将陷入“循环报复”的局面,难以脱身。由于“一报还一报”的核心就是对任何行为都要给予及时有效的回报,当遭遇他人侵犯时一定会以牙还牙;当然,这种策略的前提是“不主动侵犯他人”,这大大降低了它们相互伤害的机会。但是,这种前提是理论性的。

以小博大的权益之计

在博弈的过程中,并不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只要你学会抉择,即使是以小博大也并非毫无胜算。在博弈过程中,弱者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在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以小博大,以弱胜强。老子曾形象地总结过:“齿刚易折,舌柔易存。柔能克刚,弱能胜强。”

事实上,弱和强只是相对而言,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当然,弱者在初始阶段,手中所拥有的王牌肯定少一些,而且总会遇到危机,但是在“瓶颈”阶段,在弱者陷入困境时,只要能作出最佳决策,在被动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收益,积小胜为大胜,最后以蛇吞象,并非不可能,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司空见惯。

历史上的周文王似乎以仁慈博爱而闻名于后世。事实上,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博弈的高手,但周文王却把这种博弈的策略转化为《周易》,因此,后世只知道姬昌是易经的始创者,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博弈。

商代末期,商王杀了姬昌的父亲,但姬昌却毫无怨气,反而对商表现得更加忠心,以至于由一个边陲小部落迅速上升为威震一方的“伯”。这可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历史上,他网罗传说中的姜太公的故事更加把他的仁慈发挥得淋漓尽致。

传说有一天,周文王外出打猎,远远看见一个白须飘飘的老者,端坐在河边钓鱼,奇怪的是,老人的鱼钩竟不在水中,而是离水三尺有余。周文王深感奇怪遂上前询问,走近一看老人所用的鱼钩是直的。周文王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始终未见有鱼上钩,于是问道:“老人家,您这样钓鱼,鱼何时才能上钩啊?”姜子牙说:“我非钓鱼而在钓人,自有愿者上钩。周文王又问:“可曾钓到?”姜子牙收竿转身说:“正在今日。”周文王一听知是遇到了高人,遂躬身相请。姜子牙说:“我同你去可以,但你必须亲自为我驾车。”周文王听后毫不犹豫亲自驾辕拉姜子牙往回走。

走了一段后,周文王因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回身问道:“可以了吗?”姜子牙说:“久闻文王敬贤,今见果然不虚。今天你拉我八百步,我保你周朝八百年。”周文王一听,赶紧说愿意再拉。姜子牙哈哈大笑说:“天意如此,再拉无益。”遂请文王上车回转西歧。后来果然从武王灭商建周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正好八百年。

这个故事虽然有点迷信色彩,但实际上是两组博弈的组合。对姜子牙这种优秀人才来说,谁得到谁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作为姜子牙本人,他也存在投商和投周的两种选择。所谓人往高处走。他首先投奔的也是商。子牙一贫如洗到达朝歌,然而,商纣王最终没有给姜子牙机会,无情地堵住了姜子牙的仕途之路,迫使他不得不到西歧寻找机会。

这一次,姜子牙下了大赌注。他在渭水边垂钓,却不用鱼钩,也不把钓具放进水中,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无疑在给自己做广告。

对周文王来说,这无疑给了他一个信息,即有人想吸引自己的眼球。这一对未来的最佳搭档,都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出了这一幕惺惺相惜的双赢博弈,并特意演出这一幕上天注定的神话,更增加了其中的神秘。

周文王表面臣服于商朝,暗地里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成功地调节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

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一些忠于商朝的小国。文王完全明白该出手时就出手,玩蛇吞象的游戏要谨慎,但又需要大胆。

对于姬昌的这种手腕,他的对手商纣王并非毫无警惕。实际上,商纣王绝非一个愚笨的国君,相反,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商纣王勇猛过人,可以徒手和猛兽搏斗。历史还记载,他即位后与强大的东夷作战,打得东夷族落荒而逃,商族的势力从此扩展到淮河流域。纣王囚禁文王,是这两位君主的直接交锋。周文王的忍辱负重,以柔克刚再次得到体现。

在商纣王囚禁周文王时,当时商朝和周国基本是一边倒的情形。商朝无论从实力还是从名分上来说,都占据绝对优势。实力上,周国在当时根本不堪一击;名分上,周是商的属国,在商纣王还没有骄奢到极点,引起诸侯公愤的时候,以臣叛君只会让文王苦心积累的一点仁义销蚀殆尽。

因此,对于纣王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周文王反抗,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铲除对手。然而,他却遇到了极其高明的对手。无论纣王怎样挑衅,周文王就是一个“忍”字。后人总是以为周文王能够虎口余生,是因为周部落把许多美女、骏马和别的珍宝,献给纣王,又送了许多礼物给纣王的亲信大臣。纣王见了美女珍宝,高兴得眉开眼笑,立刻把周文王释放了。把商纣王描绘得如此低能,简直就是对纣王的侮辱。如果商纣王见了财宝就能释放文王,为什么文王长子伯邑考带着家族的传家至宝到朝歌,纣王还是不买账。这就证明纣王绝非无能之辈,史料记载,纣王把文王拘禁了七年,文王却在演绎《周易》,这事实上就是文王日夜谋划如何灭商。他知道自己国小力弱,无法与商正面抗衡,因此,他决不会选择反抗,他只能以“无为”对“有为”。

文王演《周易》与后代被君主放逐的野心家以《诗》、《书》或者歌舞自娱,以表达自己毫无野心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文王又是以一部《周易》迷惑了世人。也许这一招还是没有迷惑纣王。然而,当纣王把文王长子伯邑考剁成肉酱,做成包子送给文王时,文王居然照吃不误。

这—做法让人叫绝,它彻底改变了纣王对文王的看法,在他看来,文王是一个糊涂虫,连自己儿子的肉都看不出来,根本不值得重视,于是就把文王释放了。但纣王没有想到更深的一层:连自己儿子都敢吃,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就是天机,这就是天命,实际上。天意”都是人玩的游戏,只是有些话不好说出来,只好借老天爷的意思表现了。果然文王回国后,周人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而到文王死去,纣王可能一直把他当做一个软骨头、糊涂虫。这就是弱者的最高手段,也是博弈中以小博大的最高境界。

同情弱者的诡计

中国人总喜欢同情弱者,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优点。但无原则的同情,往往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使人物和事情的真实面貌变得扑朔迷离,影响对人物和事件的正确评价。很多时候,人们只看到了强者的凶残,却没看到弱者的诡计。只看到强者的优势地位,却没有注意弱者的潜在影响。只看到弱者的可怜,却没有看到强者的无奈。事实上,作为弱者,有时候潜伏在暗处,利用潜在的黑手,让站在明处的“强者”灰飞烟灭,败得不明不白,死得糊里糊涂,这就是兵法所说的“诡道”,就是弱者的博弈。

孙膑作为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人们总是为他被同门庞涓残害而痛心疾首。对孙膑的遭遇,后人是同情和怜悯,对庞涓则是痛恨和指责。但后人却没有仔细思考,面对一个强劲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还没有成为强者的时候,把他消灭于萌芽状态,而且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传说孙膑和庞涓一起向鬼谷子学习兵法,但庞涓不及孙膑,这已经是师徒之间公认的事实。

庞涓出师较早,到了当时第一强国——魏国,做了魏惠王的大将军,掌握了魏国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战国七雄中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协助魏惠王,屡挫强敌,保持魏国天下霸主的地位。对他来说,这是他人生的顶峰,剩下的就是如何巩固自己地位的问题。

而此时,孙膑出师了。对这位知根知底的师弟,庞涓就面临着一场关系未来生死荣辱的选择。因为,对孙膑来说,要么也投奔魏国,直接与师兄在王廷交锋,要么投奔其他国家,在那种朝秦暮楚,各为其主的年头,迟早也会在战场上交锋。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庞涓就只有战斗与求和的选择。无论孙膑投奔哪个国家,都会对庞涓构成威胁,只要让孙膑军队与庞涓斗智斗勇,庞涓都必然失利。因为孙膑的谋略比庞涓高明,这后来得到时间证明。对庞涓来说,与孙膑在战场交战必败无疑。

人们习惯于考虑零和对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赢,另一个就输。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下棋比赛。为了能赢,一个参赛者必须在大部分时间里比对手做得更好。然而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非零和的。双方可以都做得很好,也可以都做得很差。双方的合作是可能的,但并不是总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囚徒困境”是各种各样的日常情形的有用模型。人们倾向于采用相对的标准,这个标准经常把对方的成功与自己的成功对立起来。这种标准导致了嫉妒,嫉妒导致企图抵消对方已经得到的优势。在“囚徒困境”的形式下,抵消对方优势只能通过背叛来实现。但是背叛会导致更多的背叛和对双方的惩罚。因此嫉妒是自我毁灭。

庞涓正是出于嫉妒,于是把师弟孙膑接到魏国,表面热情接待,实际上却找个机会,诬陷孙膑,对他施以膑刑。让他永远失去统率三军的机会,还不放心,又把他软禁起来。对庞涓来说,去掉一个强硬的对手,是最好办法,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让对手失去生命或者失去与自己博弈的机会,总比让自己失去生命要强。

庞涓的举动,让孙膑处心积虑,寻求脱身,以求报复。不久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假装疯狂,最后死亡,庞涓也假惺惺地将这位才高于世的师弟埋了,安安心心做着自己的大将军,却不知道,一双黑手已经慢慢地伸向了自己的脖子。

孙膑不声不响地逃回了齐国,耐心地等待复仇的机会。齐国大将军田忌早已知晓孙膑的大名,将他请入家中,格外尊重。在“田忌赛马”的事之后,田忌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他十分赏识,让他助田忌领兵打仗、屡战屡胜。

公元前354年,魏国和赵国为了争夺中原霸权而大打出手。魏惠王却派庞涓包围了赵国邯郸。第二年,赵国抵挡不住,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最初想任用孙膑为将军,被孙膑辞谢,于是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军救赵。孙膑认为魏、赵两国相持一年,双方均己精疲力竭,魏军主力集中在邯郸,直接与庞涓交锋,是不明智的做法,但魏国主力在外,国内必然空虚,于是先派不懂军事的大夫强攻魏的军事重镇襄陵。

齐军强攻失败,庞涓以为齐军不堪一击,于是继续猛攻邯郸。这时齐军却直奔魏国都城大梁,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又急又气,回师救援大粱。孙膑在魏军必经之地桂陵设下埋伏,当魏军进入包围圈时,齐军迎头痛击。魏军仓促作战,伤亡过半,物资丢弃无数,苦攻一年的邯郸也失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

桂陵一战,魏国实力遭受损失,但仍不失为中原强国,仍可傲视群雄。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于是求救于齐国。齐国仍然派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故伎重施,直接攻取大梁。魏惠王决定集中主力迎击齐军,以报桂陵之仇,于是以太子申为上将军,以庞涓为将军,撤回攻击韩国的军队,迎击齐军。

孙膑鉴于魏军训练有素,又彪悍善战,向来轻视齐军,为了迷惑魏军,采用“退兵减灶”之法:与魏军稍加接触,就假装败退,撤军途中,第一天造十万灶生火做饭,第二天造五万灶,第三天只造三万灶,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魏军追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庞涓追踪齐军三天,看见齐军灶锐减,认为齐军已经军心涣散,大量逃亡,于是丢下步兵,带领轻装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追逐齐军。

孙膑计算庞涓的行军速度,天黑时应该到达马陵,而此地道路狭窄,两旁又多天然险阻,大部队无法展开,于是决定在此伏击魏军。孙膑令人将道路旁边大树的树皮削掉,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齐军万名优秀射手,埋伏在道路两旁,约定:天黑以后,看见火光举起,就一起放箭。半夜,庞涓追至此地,见白树干上有字,命人点火阅读。齐军万箭齐发,魏军无法躲避,死伤无数。

庞涓兵败如山倒,自知无法生还,于是满怀怨恨地自杀,他却没有想到今日之死是当年残害同门的结果。齐军集中兵力,乘胜追击,消灭十万魏军,俘虏太子申。魏国经过两次惨败,一蹶不振,从此只能苟延残喘。而孙膑则天下扬名。

这两场战争,实际上就是两场相当高明的博弈。在这两场战争中,孙膑用的战略都是一样的,即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以逸待劳,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以第一次战争为例。孙膑的最终目的是救赵,他要么直接奔赴邯郸与新胜士气正旺的魏军决战,要么围魏救赵,引诱魏军回师,然后半途伏击,击破魏军。他绝对不会真的在大梁城下与回师的魏军决战。

而对庞涓来说,要么回师救赵,要么按兵不动。如果庞涓按兵不动,孙膑直接救赵,魏军已经攻破赵国,齐赵两国里应外合的机会不存在。而魏军攻下邯郸,士气正盛,齐军远道而来,魏军反而以逸待劳。所以齐军必败。

而孙膑围魏救赵,庞涓如果仍然按兵不动,任由齐军在魏国扫**一番,齐军没有达到救赵目的,可谓受到损失。但魏国虽然占领邯郸,国内受损,可谓得失相当,而对庞涓就不一样了,魏王必然大怒,庞涓丢失官职也不一定,所以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庞涓必然是回师救魏。孙膑如果直接攻魏,与魏军硬碰硬,毫无技巧可言,齐军的损失必然大于魏军。但孙膑采用伏兵,半路拦截魏军,终于使“围魏救赵”一计流传后世。

让对方进入你的棋盘

我们已经了解到,猜测对手的目,并针对其采取的措施而采取行动是博弈的重要环节。这也就是说,在攻击性强的博弈中,不管你选择什么对策,对手总会选择对你最不利的一招。人人都想让对手陷入自己所设的棋盘,以利于自己获得利益。但关键是必须抓住对方的弱点,这需要先了解对手的缺点在哪里。弄清楚了缺点,就找到了对方可以牵的“鼻子”,然后再攻其心逼其就范,这样就能达到拖对手入局的目的。

汉高祖三年,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已持续了三年。这年9月,楚霸王项羽在西面战场猛攻刘邦汉军的时候,背后的彭越军却壮大起来,给项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他烦躁不安。彭越原与项羽一起参加过反秦战争,战功卓著。但在推翻秦朝后,项羽却没有封他为王,彭越怀恨在心。这时,他与汉军联合,接连攻下了17个城池,威胁项羽。

为了安定后方,项羽决定亲自率军回师东征彭越。他将留守成皋的任务交给大将曹咎,叮嘱说:“一定要守住成皋。如刘邦来挑战,千万谨慎,不要出战,只要阻住他东进就行了。”成皋是险要地段,那里又有军粮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项羽实在放心不下,临行又对曹咎说:“我在半个月内,一定击败彭越。切勿轻率出战。”

然而,直到第二年10月,项羽仍未返回成皋。此时,刘邦就乘机率领汉军渡过黄河,向成皋的楚军发动进攻。

起初,曹咎还遵守项羽的军令。尽管汉军多次挑战,他谨慎地坚守城池,不准任何人出城与汉军交战。刘邦达不到正面交战的目的,就改变策略。他知道曹咎性情暴躁,有勇无谋,就试图把楚军引出城来,然后消灭。

于是,刘邦派一部分士卒到楚军城边叫骂,嘲笑曹咎胆小如鼠,躲在城中不敢出来,直叫骂了数天,曹咎实在忍不住这口气,竟把项羽叮嘱的谨慎行事忘得一干二净,下令楚军出城作战。

汉军见楚军中计出了城,稍一接触,就佯装战败,退向成皋附近汜水对岸。曹咎见汉军不堪一击,骄横之气更增,指挥楚军渡汜水追击。汜水对岸以逸待劳的汉军乘楚军渡至河中心时,立即集中兵力向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及,几乎全部战死溺死。曹咎自知违犯了军令,就在汜水自杀身亡。刘邦乘胜夺得成皋。

这一仗,使项羽失去了战略要地和储粮基地,楚强汉弱的局面从此开始改变。

在上述这个博弈之中,刘邦充分利用了曹咎的心浮气躁的特性而设了一个局,故意激怒曹咎,最终把曹咎拖入局中。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理想博弈与现实博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现实博弈中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们所作出的决定都会承受很多干扰因素,但正是因为这些干扰因素的存在,你就可以通过巧妙的布局设局,人为地创造对你自己有利的博弈局面。在与对手博弈的过程中,你既要防止被别人牵制,又要学会牵制别人。学会牵制别人,让对手陷入你的暗箱中,尽情为你所用。但也要学会善于掩藏自己的弱点,具备反控制的本领。要达到此境界,就要时刻保持清醒,仔细观察对手的心理变化,洞察对手内心的想法,满足其内心需要,这样才能让他不知不觉地跟着你走,而且是心甘情愿地任你摆布。

在博弈中找出对手的弱点是非常关键的,所谓的弱点就是最怕被对手攻击的地方。既然最怕被攻击,那么我们与对手博弈之时,就要设法找到对手的弱点,然后锁定它,再把它攻破。这样对方就会陷入你所设的局了。

利用弱点施展博弈

天下没有人只有优点而没有弱点。只要是有弱点的人,无论他多么强大,你也能与其博弈之时占得先机。

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和公孙捷。这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经常对大臣无礼。大臣晏婴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会出问题,就一直找机会要除掉这三人。

有一天,晏子从他们身旁经过时,小步快走以示敬意。但这三个人却不起来,对晏子非常失礼。晏子极为生气,便去进见景公,说:“我听说,贤能的君王蓄养的勇士,可以制止暴乱,上面赞扬他们的功劳,下面佩服他们的勇气,所以使他们有尊贵的地位,优厚的俸禄。而现在君王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礼,对下也不讲究长幼之伦,对内不能制止暴乱,对外不能威慑敌人,不如赶快除掉他们。”

景公说:“这三个人力气大,与他们硬拼,恐怕拼不过他们,暗中刺杀又刺不中。”

晏子说:“这些人虽然力大好斗,不惧强敌,但不讲究长幼之礼,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有一天,鲁昭公到了齐国。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子陪坐,田开疆等三人带剑站在台下,洋洋自得,目中无人。

酒喝到一半,齐景公对鲁昭公说:“我园子里种了一棵桃子树,长了30多年了,就是只开花不结果,恰好今年结了几颗果子,我想请您品尝品尝。”鲁昭公听了很高兴,齐景公就让晏子去摘桃。一会儿工夫,侍者端着盘子走了上来。盘子上放着六个香气扑鼻的桃子,晏子说:“还有三四个没熟,我就先摘了这几个熟的。”

于是,晏子祝辞,鲁昭公和齐景公各喝一杯洒,吃了一个桃子。接着齐景公说:“这桃子十分难得,叔孙大夫和晏婴大夫,都是很有贤名的人,对国家又有功劳,应当各吃一个。”这俩人一听,赶紧走上前拜谢。

吃了桃子,晏子说:“还有两个桃子,主公可以让大臣们说说自己的功劳,找出两个功劳大的,吃了这两个桃子。”齐景公认为这主意不错,就同意了。

公孙捷第一个走上台说:“当年我跟主公去打猎,赤手打死了一只猛虎,救了主公一命,这功劳大不大?”晏子连忙说:“这个功劳很大,可以喝一杯酒,吃个桃子。”

古冶子一看,跳出来说:“杀个老虎算什么,我曾经杀了黄河里一个大鼋,救了主公一命,你说我该不该吃个桃子?”

齐景公说:“当时若不是古将军,我早已葬身鼋腹了,古将军盖世奇功,饮酒吃桃,没什么问题。”

晏子一听,赶紧给古冶子倒酒递桃。

这时,只见田开疆站在台下说:“我曾经南征北战,杀敌无数,使诸侯震惊,推举主公为盟主,这个功劳不知大不大?”

晏子连忙说:“田大将军的功劳比公孙将军和古将军大十倍,只是桃子已经没有了,请大王赐给他一杯酒,等明年桃熟后再给将军桃子。”齐景公同意了。

田开疆一听,热血上冲,说:“我功劳最大却吃不上桃子,反而在两位国君面前受这种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完就拔剑自杀了。公孙捷大吃一惊,持剑说:“我功劳小吃了桃,田君功劳大反而吃不上桃子,他死了,我又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完也自杀了。古冶子大声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他俩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也拔剑自杀了。

于是,齐景公命人以勇士之礼,厚葬了三人,晏子就这样巧妙地用计谋,消除了齐国即将发生的内乱。

可见抓住对方弱点,往往是成功的关键。

一位催款小姐到某公司催款已有数次,都没要回分文。一次,她在总经理办公室等侯,观察到进进出出的职员都恭维总经理夸他点子好,主意对头,领导有方,这时,总经理本来板着的脸孔会露出得意的微笑,乐颠颠地陷入自我陶醉之中。要是有事办他都一一批准,顺顺当当。催款小姐发现了这位总经理好大喜功、经不起吹捧、爱面子的弱点,于是对“症”下起药来。在以后与总经理的交谈中,催款小姐对欠款公司的发展、规模、能量、信誉等展开了评论,讲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时而显露出敬佩之意。总经理越听越高兴,索性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起“治厂经”,这位小姐马上变成了一个耐心的“听众”,偶尔说几句助兴的话,使总经理觉得两人谈得很投机。催款小姐见时机成熟,便恭维说:“总经理,像你这么稳重成熟,思考周密,一般人在你这个年龄很难做到啊!”一句话又使得对方将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最后转入正题,催款小姐叹道:“难哪,就像我催款一样,总也不见效,对上面不好交代。你这么洒脱的人,给我办了,有为难之处吗?”总经理爽快地答应说:“你也跑了好几趟了,很不易,下个周一,你找王副总拿款吧!我给打个招呼就行了!”终于,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

从哲学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弱点都是与他的优点相生相长的。优点对应的就是弱点,同一件事情存在优点和长处,也存在缺点和不足。抓住了对手的弱点,你就可以让对手进入你摆布之中。与人博弈时你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或换个观察角度,从别人的弱点和不足出发,来更高明地赞扬对方。找准对方的弱点,保你百发百中,无往不胜。总之,要善于发现别人的弱点,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用之以控全身,来达到你的目的。

走出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否宣判了合作可能性的死刑?如果是这样,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合作又如何解释?人们在现实中的博弈,与在游戏模型中有何不同?在前文中,我们谈到了社会人与“理性人”是有区别的,那么区别又在哪里呢?换言之,为什么可以在逻辑上得到完美证明的“囚徒困境”,并不能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选择。

于是,问题变成了去发现合作出现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了。显然,生活中的人们打交道通常不是一次性的,那么,增加博弈次数又会怎样?如果两位自私者玩一次这个游戏,他们的选择会是背叛。这样,每一方所得到的将少于双方合作所能得到的。

设想这个游戏要进行多次,而且双方知道具体次数,但是双方仍然没有合作的动机,为什么呢?首先,最后一次大家显然是不合作。在倒数第二次时,双方还是没有合作的动机,因为他预知对方在最后一次将会背叛。如此推理下去,对两位自私者任何已知次数的游戏来说,从第一步开始就是双方的背叛。

然而,这个推理并不适用于游戏要进行无限多次的情况。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对策者不能肯定什么时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局。当游戏次数无限多时,合作有出现的可能。

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我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一种是预期收益:我们这样做,将来会有什么好处;一种是预期风险:这样做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两种预期会影响个人选择的策略,如学生读书,为了将来考上好的大学。在公共汽车上,两个陌生人会为一个座位争吵,可如果他们认识,则会互相谦让。在相互联系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人们普遍比较注意礼仪道德,因为都需要这个环境。

道德、法律、权力、利益的划分,都与“还要见面”有关。从消极一面看,我们互不侵犯,是为了避免没完没了、两败俱伤的循环报应。如果两个原始人见面,一个拿着兽皮,一个拿着野果,他们都想把对方的东西据为己有。如果他们的见面是偶然的,可能相互抢劫。可是如果他们都生活在附近,考虑到对方家族的报复,抢劫的风险就大了,所以不去打对方的生意——所有权就这样产生了。如果他们确实想得到对方的东西,他们可以选择合作——以物易物,交易就这样产生了。

还有一点不同是,在生活中,人与人的博弈不是孤立的,你可能一直都把另一个人踩在脚下,但是如果这导致你们都生活得很糟的话,那么,把他踩在脚下就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了。

两个相邻的国家,如果相互敌对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它们不可能各自“搬家”,又不可能消灭对方(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所不允许的关系),这个死结就可能困扰它们许多年。遗憾的是,当今的国际政治关系中像这样的邻国关系还不少,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与伊拉克等,这样的相互纠缠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为了验证在“囚徒困境”时人们可选择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的有效程度,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爱克斯罗德组织了一次以此为主题的计算机竞赛。竞赛要求参加者根据这一“困境”设计程序,并将程序输入计算机,通过各种程序的相互对局的最后得分评判优劣。

在这次游戏中,游戏双方都在不知对方将如何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合作或背叛。这些选择放在一起就产生了四个可能的结果,即:合作,合作;合作,背叛;背叛,合作;背叛,背叛。在这个游戏中,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双方都能得到较好的结果R,即“对双方合作的奖励”。在这个例子中R为3分,3也可以代表参赛者得到的奖金数。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那么背叛者得到“对背叛的**”T=5。而合作者则得到“给笨蛋的报酬”S=0。如果双方都背叛,那么双方都得到P=1,即对双方背叛的惩罚”。当然,最后以得分多少判定名次。

你可能忍不住要问:“什么是最好的策略?”事实上,在“囚徒困境”中表现最好的策略直接取决于对方采用的策略,特别是取决于这个策略为发展双方的合作留出多大的余地。总的来说,如果你认为今后将难以与对方相遇,如果你不太关心自己未来的利益,那么,你现在最好是背叛,而不用担心未来的后果。

这样,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正式的结论,但却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即:如果未来是重要的,就不存在最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