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这一字，拿清朝官吏惯说的话来翻译，是“打板子”。打老百姓的板子，自然不足为奇，可是打官吏就奇，打小官也罢了，可是打的是大官，是政府中要人就更奇。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却是皇帝或太监，打的地方，就在殿廷，这就叫廷杖，廷杖这名词最流行的时期是明代，可是，创造制度的，却不是明太祖，蒙古人早已用这手段对付他的文武大臣了。试引数例做证，《元史·桑哥传》：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县官吏，稽缓误事，奉旨遣人遍笞责之。
这一次打的是地方长官，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一些地方的长官，可是从“诸”字看来，大概挨板子的一定不少。打了以后，并没罢官，大概是将息了几天，就起来办事。据同书《赵孟传》，也记有同样的事件：
至元二十四年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
这事和《桑哥传》所记时月相同，主使人也相同，可是罪案不同，也许不是同一件事。那么，从此看来，可见那时期的政府，是时常派使臣出去打地方官吏的板子的。最妙的是，赵孟派他去打人，他不肯打，后来却自己挨了一顿打，只因为迟到几分钟的关系，同传：
桑哥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兵部郎中）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受笞。孟入诉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使出，自是所笞惟曹史以下。
可是比起周戭来，孟总算便宜，《陈天祥传》：
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微有可否，（卢）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
后来越打越手滑，即使是最小的过失，也照例打一顿，《阎复传》记：
元贞三年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厉廉隅。
《韩镛传》：
至正七年，有旨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无预。
史臣竟因韩镛侥幸免打，而特笔记这件事，可见官吏挨打，在当时真做到家常便饭的地步了。
上引一些例，打的不过都是小臣，打的地方，都不在殿廷内。现在试引一件打的是宰相，又是在殿内打的史料，据《张珪传》：
廷祐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失列门传皇太后旨，召珪切责，杖之。珪创甚，舆归京师，明日遂出国门。
这可以说是明代廷杖的师范。同样，外面的最高地方长官，也有挨打的，《史弼传》：
至元二十九年，拜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朝廷以其失亡多，杖七十，没家赀三之一。
以上所记的，都不过是挨打而已，末年，竟有故意打死人的惨剧，《成遵传》：
至正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风旨，诬遵与参政赵中、参议萧庸等六人皆受赃。遵等竟皆杖死。
据《铁失传》，蒙古人也同样地挨打：
至治二年十月，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脱脱以疾请于朝，未得旨辄去职。铁失奏罢之，杖六十七，谪居云南。
《杨朵儿只传》：
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权臣匿其奸，冀不问。朵儿只劾而杖之，斡来愧死。
这倒是一个血性汉子，比汉人有气骨多了。
从此看来，廷杖并不是国粹，是蒙古人传下来的习惯，他们过去在蒙古是不是动不动就用板子打人，我不知道。可是，在中国，据上面所记的看来，确然是常常打无疑，明朝的皇帝们，绝不能引廷杖的威风为荣，因为打的是汉人，被打的也还是汉人。可是这两个朝代，也还有一个共通的可以自豪的一点，这一点，是凡被打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大部分是儒生。怪不得明太祖一做皇帝，就立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条，儒生不肯做官的一律杀头，当时人之所以不肯做官，想也是怕挨板子的缘故。然而明代一代做官的，不论大小，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还是儒生，不知道是怕杀头的缘故，还是已经练好挨板子的本领缘故？
那么，从此看来，建州人入关以后，无论中外官吏，都一律对皇帝自称奴才的理由，是可以解释的了。这理由很简单的，是在清代不很听说有人挨板子。
从挨板子而到自称奴才，这是五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明代的廷杖，早已脍炙人口，不赘。
二十四年除夕
（原载天津《益世报·史学》第二十四期，1936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