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摘了袁世凯的顶戴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清政府起用罢官归隐三年之久的袁世凯，并在随后不断加大他的权力，希望袁世凯能够在危难时刻作为中流砥柱，拯救王朝。然而到了最后，重出江湖的袁世凯不仅没有力挽狂澜拯救大清，反而亲手将这个两百多年的帝国予以终结。更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大清王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并没有随着这个帝国的消逝再度归隐，反而成为此后中华民国大总统。更恶劣的是，过了几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试图建立中华帝国。这一系列变动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不由自主想起袁世凯在辛亥年出山之初种种作为，可能与其三年前罢官归隐有关。而那次罢官归隐之所以发生，似乎又与摄政王心胸狭隘、容不得这位汉人能臣有关。袁世凯之所以见死不救，甚至乘人之危攘夺天下，可能就是公报私仇，报复摄政王载沣迫使其归隐山林的一箭之仇。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复仇故事非常合乎逻辑，合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期待，于是这个故事讲了一百年也没有人怀疑。其实，这个故事是假的，与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
宠臣失宠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李鸿章之后最为信赖的汉大臣，在慈禧太后最后几年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做出过重要贡献。当然他也得罪过不少人，多年来弹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断。这种弹劾在专制政体下当然是一种政治威胁，然而被弹劾者如果真能经得起查，经得起考验，那么这些弹劾不但不会减分，反而会加分，成为被弹劾者升迁被重用的机会。
随着预备立宪在全国的推行，袁世凯于1907年奉命离开经营多年的直隶，调往中央参与军国要政，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他与从湖广总督任上调来的张之洞一起，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倚重的汉大臣。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四十多岁的袁世凯是大清王朝的政治明星，年富力强的他与年迈的张之洞形成巨大的落差。他们都是两宫的心腹和仰赖对象，但从两宫立场说，对张之洞是回报，对袁世凯是期待，期待他在未来岁月中为大清王朝再建奇功。
袁世凯确实没有辜负两宫的期待。在那两年时间里，清政府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尤其是袁世凯主管的外交活动，获得了非凡成就，举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政治改革方面，经过几年实践，地方的谘议局运转逐渐成熟，中央层面的资政院也在发挥着相当作用，只是资政院毕竟不是正式议会，人们的政治期待就是能够早点儿召集正式国会，步入常态国家。各地的呼吁和内外大臣的建议符合朝廷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朝廷在1908年8月接受了这些建议，明显加快了立宪步伐。8月27日，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宣布立宪筹备清单，定九年后召开国会。现代中国的一丝曙光终于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出来了，中华帝国和平转轨为一个常态国家好像已经为时不远。
正像中国老话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当举国欢庆这一政治进步时，或许是因为太过劳累，或许是因为太高兴了，光绪帝自1907年秋天开始犯病，1908年11月初病危。13日，慈禧太后懿旨命令将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领到宫中，作为接班人培养。第二天（14日），朝廷又以皇上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宣布此后朝会大典等重要典礼上诸王的座次及排序，都将摄政王排在最前面。这当然意味着摄政王载沣将担负起王朝的重要责任。
同一天（1908年11月14日），大行皇帝龙御上宾，年仅三十八岁，因毕生没有生养龙子龙女，不得已过继他的弟弟——也就是现在这个摄政王载沣的长子溥仪为嗣，继任为新皇帝。因为这个小皇帝年龄太小，所以只是被抱养到宫中进行培养，王朝政治只好交给小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以监国的名义进行打理。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监国作出决定，裁度施行。当然，慈禧太后也对摄政王监国有个限定，即要求他遇有非常重大的事件，必须请光绪帝未亡人隆裕皇后给予最后决定。换言之，隆裕皇太后对于日常事务不予过问，只是在非常事件上拥有最后的否决权。在作了这些安排后，慈禧太后撒手西归，结束了长达四十八年的政治统治。此时距光绪帝去世不过二十四小时。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宠臣是不必怀疑的，他在两宫生命的最后岁月鞍前马后做出许多贡献。然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旧时代的宠臣袁世凯能够成为新朝的重臣，其实是令人怀疑和忐忑不安的。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光绪帝去世同一天，正在美国的康有为就大胆宣布，皇上的突然死亡是袁世凯的阴谋和加害。他甚至为此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指控袁世凯试图变换中国君主，扰乱中国，因而请求美国政府联络各民主国家，对于清政府的非法行径予以谴责，对于清政府的权力变动不予承认，设法遏止袁世凯等政治势力上位。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多少证据和道理，只是当年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而已。不过，从中国政治的特有运转规律看，在两宫相继去世后，袁世凯还真是遇到了巨大麻烦，他确实在一夜之间失宠了。
袁世凯的失宠，当然是对接替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主持大清国朝政的摄政王而言。这里面的真实情形可能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个样子。不过有一点确实不同，在两宫管事的时候，无论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多么强大，都能被袁世凯柔性化解，也能被两宫压住；而现在不仅摄政王无意继续压住这些反对的声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期待着这种声音。毕竟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刚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强大的老臣对于新朝的主子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
反对袁世凯的潜流一直不断，在慈禧太后活着的时候就是如此。1908年10月3日，号称刚正不阿的御史江春霖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具疏弹劾袁世凯权势太重，尾大不掉，对朝廷是个威胁。其理由是袁世凯在9月15日（八月二十日）五十大寿时大肆张罗，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江春霖给出的罪名很大，也举了许多例子，建议朝廷吸取以往权臣祸国的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严加惩处袁世凯。
江春霖是清末有名的御史，向来以敢言、敢与权臣死磕而出名。晚清自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至孙宝琦等大大小小权臣，不管著名不著名，权大还是权小，江春霖职责所在，从不姑息。据说他平生仅弹劾袁世凯一人就有八次之多，只是他的那些证据实在有点儿捕风捉影，不够牢靠，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弹劾并没有戳到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反而在他的这种另类监督下步步高升步入青云。这一次也不例外，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江春霖的举报并不认同，只是根据江春霖举报中的内容对袁世凯略有提醒，袁世凯又一次躲过了一劫。
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两宫不在了，小皇帝太小了，摄政王载沣又是那样年轻，所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真的没有什么人能保护袁世凯这样的权臣了。谁让你如此锋芒毕露树大招风呢？于是一场新的围攻在两宫去世不久就开始酝酿了。12月2日，宣统小皇帝即位。19日，为表示新朝恩泽，朝廷下令嘉奖庆亲王世袭罔替，嘉奖世续、鹿传霖、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为太子太保。这原本只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统治手段，但在江春霖等御史看来又有问题。江春霖向摄政王上了一个密折，认为庆亲王在庚子事变中虽然稍有功劳，但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如袁世凯、徐世昌、杨士骧、赵秉钧、冯汝骥、唐绍仪、袁树勋、增韫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而袁世凯尤为其心腹，他们借新政之名，引用私党，遂令官场相习成风，以奔走为事，钻营为能。江春霖向摄政王举报庆亲王、袁世凯等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提醒摄政王设法反制庆亲王尤其是袁世凯。
配合江春霖的举报，晚清政治舞台上另外一个不甘寂寞的著名御史赵炳麟也趁机发难。他上书监国摄政王密陈袁世凯包藏祸心，结党营私，挟制朝廷，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军机处，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赵炳麟建议监国摄政王趁着袁世凯势力尚未高度集结时突然行动，将袁世凯逐出军机处。赵炳麟预言，只要清除了袁世凯，那些与其进行利益结盟的政治小人必将闻风而散；反之，如果听之任之，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必将急剧扩大，到了那个时候，根深固结，再想动他就很难了，监国摄政王或许也得像先皇帝那样面对袁世凯这样的权臣敢怒不敢言，忍声吞气，俯首帖耳。
江春霖、赵炳麟以袁世凯戊戌年出卖先皇帝的由头刺激监国摄政王，有点儿文不对题，不过他们所说的袁世凯培植势力有政治野心，真的使监国摄政王有点焦虑。据说，摄政王在批阅这几份奏折密报后极为震怒，责成秘书班子拟旨将袁世凯开缺。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最高领导者当然最忌惮大臣功高震主，专权跋扈。江春霖、赵炳麟的举报挠到了摄政王的痒处。不过当摄政王拿此事和庆亲王、世续等皇族成员商量时，这几位皇族要员都不太赞成。经过协商，满洲贵族最高层达成妥协：第一，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即免去袁世凯的现有职务，让他回老家休养，理由是袁世凯一直治不好的脚病；第二，调满洲贵族那桐进入军机处，填补袁世凯开缺后的遗缺。
不过，无论是江春霖的举报，还是赵炳麟的密报，在朝廷给袁世凯的开缺决定中都没有提及，甚至连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份免职令反而刻意强调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过去许多年夙承先朝，屡加擢用，为朝廷重臣，原本应该在这新旧转换的特殊时期发挥更大功用、承担更多责任，不意袁世凯现在的足疾越来越严重，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不得不免除其现有职务，让他回老家专心静养，以体现朝廷关爱体恤之意。
从朝廷的这个命令中，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袁世凯犯了什么错误，有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因为袁世凯患了足疾，步履维艰，无法继续任职，需要休息而已。
朝廷的处理当然没有达到江春霖、赵炳麟等御史的最低限度要求，朝廷甚至根本无意使用“罢斥”之类的字眼。这个谕旨给人的感觉就是对一个有功之臣的病休和惋惜，所以江春霖、赵炳麟等御史们看到这个谕旨非常生气。据说赵炳麟在朝廷的谕旨颁发后又上了一道密折，建议监国摄政王必须坚定去袁决心，必须缜密从事，必须任用正人，必须解散党羽等。还有传闻说赵炳麟在与监国摄政王对谈时，甚至建议公开宣布先皇帝手诏，杀袁世凯，起用袁世凯的死对头岑春煊掌控禁卫军和军咨府，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袁世凯的死敌为朝廷顾问，罢斥庆亲王等。这些说法和传闻当然非常荒唐，因为作为监国摄政王，他太清楚他的哥哥先皇帝的真实情形了，太清楚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所以对江春霖、赵炳麟的建议并不予以采纳。朝廷对袁世凯只是采取开缺回籍的处理，让这位刚过半百的老臣回到老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谁也想不到仅仅几年时间，袁世凯又会成为朝廷所仰赖的重要人物。
化不开的心结
作为清政府政治的新核心，摄政王载沣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多年关照和栽培下，不至于幼稚到相信康有为的造谣和宣传，他当然清楚1898年中国政治转折的关键点，知道袁世凯是有密可告但并没有告，袁世凯在康有为这些改良主义者和清政府两个方面都是道德无缺。假如袁世凯当年真的像康有为所指责的那样不堪，那么就很难理解袁世凯在戊戌之后的升迁和不断被重用。
问题在于，康有为在外面的宣传，使社会上对摄政王载沣掌控清政府政治权力后的政治走向有了诸多猜测，舆论上一般相信摄政王载沣一定会为他的哥哥光绪帝报仇雪耻，整治袁世凯。其实这只是外界的揣测，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
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确实有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并不那么幼稚和简单。按照一般规律，新主人上台后总是要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大赦天下，提升心腹，收买人心，重振王朝新气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在比较平和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掌控权力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尽量向流亡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放政权，像民国初年新政府所做的那样，不管康有为在1898年做了多少对不起太皇太后和光绪帝的事情，其在国外流亡的这些年毕竟始终以保皇为号召，毕竟没有与革命党联手对付朝廷。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回归主流社会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出现了。如果摄政王此时顺应潮流，从这些方面入手，相信在民族和解、民主重建、民生提升这几个方面一定能够在先前君主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再出发，宣统元年的情形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然而摄政王没有按照这种历史惯例和常规进行，他在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拿太皇太后当年的宠臣、重臣袁世凯开刀，结果适得其反，人心丢失了一大半。
摄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凯开刀，当然不是他认为袁世凯有负于他的哥哥光绪帝，主要的还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坐大，功高震主，已经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政治安全，是清政府内部少壮派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无视和容忍的。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继李鸿章之后汉大臣中的第一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手腕比他的老师李鸿章更厉害。他不仅拥有清政府的绝大多数权力，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对财富本身的潇洒与大方，使他在清政府内部攀缘结交了许多重要关系。在大清国，谁都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大红人，是朝廷倚重仰赖的重臣。
袁世凯炙手可热，天下无敌，在强权人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掌控下，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主子有本事，有权谋，再能干的奴才也只能是奴才，不会变为主子。有本事的奴才会得到主子的青睐。这种青睐不过是让奴才多管些事多出些力，并不意味着主子准备把这个家交给奴才。主子随时可以将这个能干的奴才废了，因为只要抽掉这个奴才的活动平台，再有本事的奴才也没有办法。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时代，无论拥有多大权力，其实都是在给大清国办事，在给朝廷办事。袁世凯这个分寸把握得很好，所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来没有感到袁世凯对他们会有什么威胁。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弱势的摄政王执政，而摄政王在过去几年中，就屡屡与强势的袁世凯有冲突，且每每被袁世凯打败。他们之间的相互怨恨已经积累很久，摄政王不想继续使用袁世凯这个能臣了，袁世凯似乎也不想为这个新主子服务了。现在，相互有点怨恨的双方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
摄政王与袁世凯之间的怨恨，主要还是因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尤其是军事高官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到了摄政王的政治统治。在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清政府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改革中，确实准备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准备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最大限度地消弭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出身问题，所有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政治权利，除了君主之外的政治职位对所有人开放，不再以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罢黜。清政府的这个政治选择当然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压力，但从本质上说也表明清政府和满洲贵族中大多数人开始觉悟。行政中立的原则既没有表明汉人高官的政治优越，也没有再规定满洲贵族的政治优先，但是毫无疑问，满洲贵族在政治架构中永远只能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虽然这个政策在表面上并不是要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这也是后来之所以会出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的行政改革在客观上符合汉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政治改革过程中，汉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凯还没有为汉人谋私利的主动意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直在海外宣扬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袁世凯等汉人高官既然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一定发言权，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至少不愿让自己的政治作为成为满洲贵族保守派攻击的把柄。二是汉族官僚不论高中低哪个层面，都占有绝对多数，既然已经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更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挑起满洲贵族集团中保守派的怨恨。基于这两个原因，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无论在当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样竭力争夺、竭力出风头抢镜头，他们都没有引起清政府最高政治层的反感。慈禧太后、光绪帝很坦然很欣赏地看着袁世凯等汉人高官拼命工作，相信他们绝不是为汉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为大清国的久远利益、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工作。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满洲贵族中的保守势力特别是那些少壮派，他们眼见原本自己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才而得的位置、权力都被这些能干的汉人高官抢走之后，其心中的醋意难以言说。于是他们与汉人高官，与袁世凯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终于从潜流公开化。这就从事实上验证了孙中山在海外所宣传的“满汉冲突”。
1906年9月，袁世凯奉命进京参与中央官制改革的讨论。在袁世凯授意下，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人认为，中央官制改革的关键是行政中立的原则。在那时尚没有党派冲突的前提下，他们认为影响行政中立的关键在于官僚身份的认定及出身。他们建议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将来的责任内阁主要是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朝廷对皇上负责。这当然是君主立宪的应有之义。这样就可以保证行政中立，但显然削弱了朝廷和君主对行政的控制，当然也削弱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普遍反对。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认为，袁世凯等人的这些建议具有非常险恶的用心，像体制外的孙中山等革命者倡导的那样，反对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他们与孙中山的区别只在于，孙中山是用武力、暴动的方式从外部攻击大清王朝，而袁世凯等人则是用改革的名义、用和平的手段从内部瓦解大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于是这些少壮派针锋相对地反对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反而参照立宪国家行政中立和军队国家化原则，提出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将各地督抚的军权统统收归中央。这个主张从理论上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看，显然是针对袁世凯这样大权在握的督抚，是假借立宪的名义削弱汉人高官对军事权力的掌控。换言之，即便袁世凯这样的汉人高官心里并没有像孙中山那样老是想着汉人、满人的身份区别，但在满人眼里，已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了。据说，在这次讨论中，袁世凯等汉人高官与满人高官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气氛高度紧张。
孙中山等人在外面的宣传肯定影响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使这些满洲贵族产生恐惧。这部分人真的开始怀疑汉人与满人的离心离德，不过清政府最高统治层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并不像少壮派那样担心。他们认为既然身份认同已经成为政治变革中的大问题、大障碍，那么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些问题不再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大问题、大障碍。所以在稍后的讨论中，清政府一方面比较明确地否定现在就立即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另一方面宣布废除过去中央各部院“双首长制”，即宣布废除满尚书、汉尚书的区分，在新官制方案中实行满汉平等的原则。中央政府任命的新尚书不再区分满汉，只是在最初一批新尚书名单中，还是满洲贵族出身的高官占了多数，汉人所占的比例反而不如满汉“双首长制”的时候多，这当然使许多汉族官僚感到郁闷。
除此之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对袁世凯等人揽权深感不满或者说不安。他们想着法儿要求清政府通过改革的方式去剥夺汉人高官对权力的占有。他们不再像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等当年对汉族出身的高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般信任和仰赖，反而接受孙中山的宣传，以为满汉之间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他们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这在客观效果上当然是要打击袁世凯这样能干的汉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年底，原本热情推动政治改革的袁世凯反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于是他自觉请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并主动交出北洋军队统帅权，支持设立陆军部。他似乎期待以此换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
袁世凯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他和少壮派之间的较量角逐、暗中较劲愈演愈烈。当然，袁世凯处于被动状态，少壮派则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他们暗中煽动言官御史捕风捉影、栽赃诬陷，交章弹劾袁世凯权重势高，贪私误国，甚至恶意预言袁世凯迟早要像历史上的曹操、刘裕那样篡位夺权。仅1907年，据说举报袁世凯的信件就有五六封之多。
清流们的攻击当然没有影响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慈禧太后、光绪帝和此时主持朝政的庆亲王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对袁世凯的信任不仅没有因为满洲贵族少壮派和清流们的攻击而稍减，反而愈加信任袁世凯。1907年9月，清政府调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刚刚调任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协助庆亲王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成为慈禧太后、光绪帝最信任也最离不开的重要人物。即便在为光绪帝选择皇位继承人以及选择摄政王载沣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都曾认真听取袁世凯的意见，这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是不必怀疑的，袁世凯对清政府、对皇上、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也是真诚的。只是慈禧太后和皇上的突然去世，反而使这种信任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包袱和压力。
本来，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凯征询皇位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竭力认同由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支持载沣为摄政王为监国。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但毫无疑问，袁世凯期望自己的真诚拥戴能够化解他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矛盾，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帮助摄政王监国载沣领导国家渡过这段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拥戴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少壮派的理解与和解。这些少壮派集中在摄政王周围，不断向摄政王施加压力，要求处死袁世凯，以防止袁世凯利用手中曾经拥有的军权发动政变，篡夺大清王朝的统治权。
国家刚刚遭受慈禧太后、光绪帝两位主要领导人大丧这样重大的打击，如果立即就对慈禧太后、先皇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下手，绝非国家之福，弄不好就会社稷动**，甚至引起内乱。因为不仅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外面虎视眈眈，在寻找一切机会，即便是袁世凯曾经统率的北洋新军，也绝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少壮派说拿来就能拿来的。即便拿来，也不一定就听话，甚至可能起来推翻他们。
果不其然，当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军人密谋收拾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在北洋的政治盟友和追随者就在保定府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兵变，弄点颜色给摄政王和那些少壮派看看。结果摄政王就没有完全答应少壮派的要求，而是于1909年1月2日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了事。这不仅使袁世凯对这些不中用的满洲少壮派更加瞧不起，而且可能连带着对摄政王的大清王朝产生了不信任不堪辅助的政治心理。可能就是从此时，袁世凯开始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离心离德。摄政王用自己的手为大清王朝制造了最强有力的敌人。
重大外交失败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原因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还有许多人们至今并不明白的背景与原因，甚至是当时国际大环境的产物，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生命最后岁月最为仰赖的重臣。他与汉大臣张之洞分享着中央政府日常运作的权力。张之洞的主要职责在内政，而袁世凯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主管着大清帝国的外交事务，与外务部管部大臣庆亲王合作密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的大发展，列强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突出，中外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内政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外交，外交博弈成为清政府当年最重要的一门功课。这也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列强的视角看，英国在甲午战争之前原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友好，两国的贸易往来、文化往来也是列强中最为突出的一家。然而在甲午战争中，英国先是借给了中国“高升”号运兵船，中国的用意可能有拉英国人下水的意思。然而当“高升”号出事之后，英国人不仅不愿与日本人翻脸，反而越来越倾向于日本，中英关系渐行渐远。英国与日本在1902年缔结同盟条约，这也是日本稍后敢于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敢于发动日俄战争的重要背景。
在欧洲，英国是德国的宿敌。中英关系的疏远导致了中德关系的亲近，特别是在《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德国人拉着俄国人、法国人，多多少少为中国说了一些好话，帮过中国一些忙，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让中国人感激的。
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英日同盟在远东占尽了上风，远东的战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对远东的垄断当然不符合后起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利益，所以为了抵制英日同盟，德国人于1906年动议组建中美德三国同盟。
德国人三国同盟的建议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兴趣，只是清政府考虑到英国和日本对这个三国同盟可能产生的激烈反应，因而迟迟不敢答应德国人的建议。
中国的自我孤立鼓励了英国和日本，几经折腾，日本竟然与俄国握手言欢。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签订《日俄密约》，规定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为日本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前者被称为“南满”，后者被称为“北满”。俄国人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古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
日俄和好并走向结盟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稍后甚至出现了英法日俄四国同盟的雏形。英国与俄国于同年8月31日签订协议，确定各自在华势力范围。他们联合统治着远东，使德国还有美国都感到格外失落，于是德国人再度推动中美德同盟，美国人对此也变得非常积极。
对于德、美两国的建议，此时主持中国外交事务的袁世凯高度认同。袁世凯认为，如果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有很大上升，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那么按照美国信奉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一定会成为牵制日俄在东北势力的力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认为，假如要想让美国帮助中国抵制日本，那么就要向美国人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奉天巡抚唐绍仪认为，中国应该运用铁路建设和银行贷款等经济计划，去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东北，用美国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影响力去抵消日本对南满、俄国对北满的控制。
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清政府委派经济官员陈锦涛在美国向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宣传在东北的投资机会和前景，表示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向中国特别是向地域广袤的东三省加大投资是一个明智选择。因为中国东三省必将成为世界上一个能够容纳相当多剩余资本与产品的市场，向中国东三省投资，肯定比向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投资更加明智、更有把握。
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的分析确实是有道理的，陈锦涛在美国的宣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鉴于这样一种现实，特别是恰值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此时在中美之间构建更加紧密的外交关系，并由这个紧密的关系去制衡日俄，或许是可能的。这个外交方略虽然有着传统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的深刻影响，但在那时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根据这些情形，清政府于1908年10月批准袁世凯的建议，任命唐绍仪为特使出使美国，公开的理由是感谢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实际上是为缔结中美德同盟进行谈判。为了使这个谈判能够顺利进行，清政府又给唐绍仪另外一个权限，即与美方洽商东北开发贷款即“满洲银行贷款”，以此贷款引诱美国政府同意与中国结盟。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中国对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消息严格保密，并制造了一些迷惑日本人的假象，比如刻意强调唐绍仪兼充考察财政大臣，赴日本及欧洲诸大国，将诸国经理财政办法，详细调查，随时奏闻，以备中国此后在与各国进行税则等经济谈判时参考。然而日本和英国的谍报网委实强大，他们竟然在唐绍仪出访前就获悉了清政府相当详尽的计划。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与美国、德国结盟，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加快与美国的秘密谈判，以重大让步阻止美国与中国结盟。1908年11月30日，也就是唐绍仪到达美国前夕，日、美两国签订了《路特—高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明确承认满洲现状，其实就是默认日俄等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日本当然也为此作出重要让步，同意在满洲实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也就是同意美国资本在东北地区自由进出。
日本人略施小计便将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拖在日本动弹不得。等唐绍仪一行赶到美国时，黄花菜都凉了，一切生米都做成了熟饭。袁世凯的中美合作抵制日本的外交布局，就这样被日本人轻易给破掉了。中美合作彻底破产，中国依然在远东被孤立、被忽视，唐绍仪赴美使命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唐绍仪抵达美国的时间为12月1日，即美日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便如此，美国留学出身的唐绍仪在美国应该还有外交活动的空间，无奈此时中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一天之内突然相继去世。信息高度透明的美国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家的政治变动根本摸不着头脑，他们当然不会相信康有为等人编造和想象的那些荒诞故事，不会相信摄政王会为其兄长报仇雪耻，但在政治前途并不明朗的时候，美国政府并不愿意与唐绍仪进行什么实质性谈判，其实也就是不愿意与中国政治强人袁世凯有过分密切的接触。美国的国家利益使他们宁愿冷静观察中国政局的变动，宁愿错过，不愿做错。于是，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悄然回国。中美德联盟成为泡影，中美外交也迅速降温。
唐绍仪的外交失败是日本人的阴谋，日本人的目的是要收拾如日中天的袁世凯。袁世凯若将中美德三国结成一个紧密同盟，吃亏的肯定是日本。袁世凯之所以急于与美国和德国达成同盟，主要目的就是抵制日本对东北的蚕食与控制。现在，唐绍仪的外交失败了，在东北对日本的抵制也就无从谈起了，清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再度抬头。他们期望以和平手段阻止日本向中国渗透，所以袁世凯的命运也就由此注定，他不下台怎么可能呢？
对于清政府来说，外交失败实在是一个说不出的苦果。袁世凯由此承担责任请求辞职，也是一个政治家负责任的表现。只是这个外交失败的理由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在袁世凯、在朝廷只能心照不宣。由此也就能够理解，尽管那些言官拼命弹劾袁世凯，但他们对于秘密外交实在知之甚少，他们所说只是些无根游谈。表面上看，朝廷将袁世凯开缺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朝廷是利用他们的弹劾掩饰了一个重大外交失败。因此，监国摄政王也就不可能按照江春霖、赵炳麟以及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强硬派的建议将袁世凯处死，只是让袁世凯低调返回故里。由此，也就很好理解三年后袁世凯重出江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