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
武昌起义发生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战争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战争只是政治解决无法实现时的一个手段，真正化解这场危机最终所能凭借的还是谈判，因而不论是南方的湖北军政府、革命党人，还是北方的清政府、北洋系将领及袁世凯等人，他们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的第一反应都是寻找和谈的机会或渠道。大致而言，存在着这样几个脉络。
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北洋系的谈判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义之后第四天，清政府起用下野三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第二天，负责前往武昌前线进行军事镇压的陆军部尚书荫昌在经过彰德府的时候，与袁世凯有一番密谈。袁世凯告诫荫昌，到了前线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以为湖北无人，要有武力解决的准备，但也要做好和谈的准备。湖北新军此次所要求的是政治改革，因而必须用政治改革的积极回应，方才能化解危机重建秩序。19日，袁世凯委派刘承恩与黎元洪进行联络，商讨南北和解的可能性。
刘承恩为湖北襄阳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为袁世凯幕僚随从。1900年调任湖北，追随黎元洪。武昌起义发生后，刘承恩被袁世凯紧急召至河南彰德，嘱其利用与黎元洪的关系，居中疏通，寻求和解。袁世凯开的价码是，他袁某人一定建议朝廷实行立宪，开放党禁，撤销皇族内阁，皇族不再干政。袁世凯希望黎元洪做到的是，假如朝廷做到这些了，湖北军政府就应该撤销，恢复秩序，重建统一。
获知袁世凯用意后，刘承恩通过张伯烈将这些意思尽快转给了黎元洪。稍后，刘承恩又再次、三次写信给黎元洪说明此意。稍后，亲临前线的袁世凯也亲笔修书一封向黎元洪表达善意，希望南方弟兄重回君主立宪轨道。
和平的保障是实力，袁世凯在释放善意的同时，不忘给湖北新军一个巨大打击。11月初，袁世凯在完成各项部署后，让北洋系主力冯国璋对着武昌三镇连续猛攻三天，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稍后，就让刘承恩向黎元洪传话，表示朝廷已经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各位的要求都已实现，现在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重建和平。
对于袁世凯扔过来的橄榄枝，黎元洪当然有意接受，只是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黎元洪不愿这样简单地接受和解，毕竟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促动下，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继续维护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可能并不那么容易那么简单。11月7日，黎元洪将此意向前来打探消息的王洪胜作了详细介绍，王洪胜此时为刘承恩的私人代表。
黎元洪的这个态度似乎并没有惹恼袁世凯，因为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并没有因为独立省份的增加而愿意让步，所以，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及各省的强硬态度其实都是袁世凯所需要的，他需要用这些强硬去对付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11月11日，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撮合下，袁世凯的特别代表蔡廷干、刘承恩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要员举行了会谈，双方就重回君宪主义的可能性及相关问题进行磋商，黎元洪、黄兴等就此向袁世凯实施反间计，第一次提出只要袁世凯反正归来，一定公举袁世凯出任新国家的大总统。
唐绍仪与伍廷芳负责的南北和谈
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的谈判不了了之，主要的原因还是条件不成熟。从南方来说，各省纷纷独立，但并没有推举湖北或黎元洪为盟主，更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从北方来说，袁世凯反复以重回君宪主义道路为号召，但清政府内部强硬派似乎根本不予配合，袁世凯的呼吁也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11月13日，袁世凯北上就任内阁总理大臣。16日，公布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内阁各员名单。这是一种君宪主义的表示，意味着责任内阁已经分享了朝廷相当一部分权力。
袁世凯责任内阁的成立为南北和谈提供了一个契机。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对武昌进行猛烈攻击三天后，于12月1日提出一个停战条款，希望以此将湖北新军尤其是黎元洪拉回君宪主义轨道。
对于黎元洪来说，他并没有像黄兴等人那样成为一个绝对的共和主义者，他内心深处当然相信他们这一代体制内的改革家所倡导的君宪主义是拯救国家的最合适办法。现在，武昌不守了，大将黄兴也因战败而走了，他们除重回君宪主义之外，还有什么机会呢？所以，不仅黎元洪，即便先前的革命党人如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等，也郑重考虑政治上让步的可能性了。
只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湖北及黎元洪的地位，随着独立省份的增加，特别是随着上海被革命党人光复之后的变化，革命党为主导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个机构虽然一度前往武昌，但其思路显然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不太一样。
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对南北议和提出了几项先决条件：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会议还决定议和地点设在汉口，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实事求是地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确实有点儿对湖北对黎元洪不太公正，但其大刀阔斧向前推进，确实为南北和谈扫除了障碍，使南北和谈从南北双方隔空喊话一下子变成了现实，速度突然加快。
和比战难，但再难也不能不谈。现在南方开了价码，总算有了一个开始，于是北方的袁世凯迅即作出反应。12月7日，袁世凯经隆裕皇太后授权，派出一个五十多人的庞大和谈代表团，自己身兼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南北和谈终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由于南方和谈总代表伍廷芳及东南人望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前往汉口，因而唐绍仪一行在武昌拜访了黎元洪等人，两天后（13日）转赴上海。
代表团抵达上海第二天（18日）下午，南北议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武昌中央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等出席会议，他们此次的主要议题为南北停战，尚未触及敏感的国体政体问题。
12月20日，南北和谈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君宪主义还是共和主义。唐绍仪在发言时表示，他个人由于在美国接受民主教育，比较倾向于共和主义，不过职责所在，他这次代表朝廷所要谈的，还是君宪主义。
而在英国接受君宪主义教育的伍廷芳在发言中表示，他个人在最初阶段也认为中国应该走上君宪主义道路，共和立宪可能还不到火候。但到了此次革命发生，伍廷芳觉得，中国其实已经达到了共和民主的水平。现在，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均由民选，那么选举一个大总统，还有什么难处？
这场公开的南北和谈成了南方宣传共和的最好机会，中国迈向民主共和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段祺瑞与黄兴之间秘密的军方谈判
唐绍仪的谈话显然违背了袁世凯的政策底线，也违背了清政府的意旨。只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唐绍仪之所以这样说话，除了其个人认识外，也与清政府中的强硬派始终不愿在君宪主义上作出实质性让步有关，强硬派将君宪主义的大门逐渐关死，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不能不另寻思路。
也就在唐绍仪、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得到段祺瑞军方将领支持的另一场谈判在上海秘密进行。其南方黄兴的代表是顾忠琛，北方段祺瑞的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
段祺瑞和他的代表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若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段祺瑞的这些想法其实也是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早在武昌与黎元洪合作时就讨论过推举袁世凯的可能性，所以当他通过顾忠琛获悉这个消息后，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黄兴表示，他个人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南方许多人的拥戴出任临时大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于是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进行谈判。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实在牵涉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猾，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只是此后的政治发展，大致沿着段祺瑞、黄兴规范的五项原则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