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上，都曾发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多少年来，只要一提起无政府主义这个字眼，传统的评论总是简单地加以彻底否定，或者是站在浓厚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指责无政府主义。这显然无助于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主旨的真正理解，更无法准确说明中国在步入现代化的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何以赢得那么多热血青年的倾心。
“有政府”与“无政府”的革命
对近代国人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无疑是纯粹的舶来品。只是这种舶来品之所以能够迅速引起国人的共鸣，除了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外，显然也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生存环境有着或多或少的内在联系。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除了基于最基本的生存原因对“天—上帝”保持一定的尊重和敬畏外，对“皇帝老子”的尊重与敬畏实际上并没有后人想象那样严重。在古代中国，皇帝及其所属的行政权力系统最多只能触及到县级政权这个层面，而和广大民众基本无涉。故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除了那些知识分子以及由知识分子而跻身官吏阶层的人们不时抱怨君主或中央权力过大外，广大民众对政府或无政府一般并不表示什么过于热情的意见。
但是到了近代之后则不然。随着近代社会的发生与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的田园式生存方式不得不逐渐遭到破坏和消失，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形成了一支数目庞大的游民阶层。他们基于自己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迫切要求维护小生产者独立的经济地位，要求平均一切财富，要求铲除一切等级，要求建立一个不受任何人为因素操纵和控制的绝对自由自在的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本质上和近代西方社会一样，是对近代工业社会的出现而发出的哀鸣。
不过，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看，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发展，也并非完全基于近代工业社会的出现这一事实。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起于鸦片战争之后，至迟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那么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般说来，中国社会内部并无明显的对近代工业社会的抗拒情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因为小生产者的破坏而受到太大的阻碍。只是到了19世纪末年，到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才在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并一度和革命力量结合起来，成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之一。
清政府在最后岁月竭力加强政治控制的倾向性相当明显，尤其是清政府对戊戌维新事业进行的一场血腥屠杀，不仅使清政府丧失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反感和不满，丧失了中央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作用和功能。正如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揭露的那样，清政府“外托伪道德之名，内视公理如刍狗，对于弱者，则为自立之政府；对于强者，则为势力之政府。横行强权，贱视弱种，于民生之休戚，置若罔闻”。甚者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爱国青年的真诚愿望本来是帮助清政府争领土、保国权，而清政府却出于极端自私的考虑，不惜以武力加以镇压，结果不能不加剧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与政府之间的疏离乃至对抗。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人物张继就此写道：“我脑筋受其刺激，于是手不忍舍，口不忍闭，忽作细声读之，忽作大声读之，忽作狠声读之，忽作鬼声读之。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基于这样一种愤懑情绪，青年知识分子当然很容易走上打碎一切国家机器的破坏道路。
因对清政府的失望、愤懑而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这在晚清思想界和青年学生阶层中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由此既可以说明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何以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拥护乃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更足以解释无政府主义思潮何以同社会主义理论几乎同时风行中国，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分彼此。
不过，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党人的一致性，也仅仅表现在推翻清王朝这一点上。至于在推翻清王朝之后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党人的分歧也甚为明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并不仅仅满足于推翻清王朝，更不是要建立一个汉族人的专制帝国，他们的真正理想是毕其功于一役，通过推翻清王朝完成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建设一个现代国家，进而以国家的力量去整合社会资源，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理想不仅和革命党人大相异趣，而且针锋相对，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无政府的革命与有政府的革命，与实行时固无所冲突，同抱倾覆政府之方针。所异者，一为于倾覆政府后，不立政府，社会上一切制度阶级，含有有政府之性质者，皆革除之。婚姻也，财产也，家庭也，国界也，种界也，俱欲一扫而**平之，始可见较为善较为正当之社会；一为于倾覆政府后，立新政府，社会一切制度，仍旧或加改良，最重政治之机关，大加振顿，内以治民，外以应敌。前者之观念，后者所不注意；后者之观念，前者所不乐为。后者之所注意，惟注意政治之机关；后者之所乐为，惟乐为社会之改良。一为社会自治，无中央集权；一为政府统辖，无地方自治。此有政府的革命与无政府的革命之比较之大概也。”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之后的社会构想方面确实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在刘师培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推翻清政府，光复汉族，是刘师培的第一目标，也是他之所以和革命党人一度合作的思想基础。但是，在推翻清政府之后中国应该如何建设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刘师培几乎从一开始就和革命党人的主张存在明显的分歧或者说不同。还在他尚未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前，他就认为在推翻清政府之后，“阶级制度消灭无存，而中国之民悉享受自由之幸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并不完全赞成革命党人的未来设计，由此也埋下了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契机。
从思想发展演变的实际过程看，刘师培改宗无政府主义之后的主张更激进，他没有因为与革命党人的分裂而袒护清政府，其思想主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革命党人关于革命成功之后社会模式设计的不满。他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他在分析了中西社会的文化背景之后说：“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若排满主义虽与无政府不同，然今之政府既为满人所组织，而满汉之间又极不平等，则吾人之排满，即系排帝王，即系颠覆政府，即系排特权，正与无政府主义之行事相合。惟无政府主义优于排满者，亦有三端：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若言无政府，则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之特权，而不在于伸汉族之特权，其善一也。仅言民族革命，则革命之后，仍有欲得特权之希望，则革命亦出于私。若言无政府，则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于此而犹思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其善二也。今之言排满革命者，仅系学生及会党，倘成功由于少数之民，则享幸福者，亦为少数之民；若言无政府，必以劳动组合为权舆，使全国之农工，悉具抗力，则革命出于多数人民，而革命以后，亦必多数人民均享幸福，其善三也。大约仅言无政府，则种族革命该于其中；仅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吾辈所由以无政府为目的也。”刘师培之所以改宗无政府主义，其真实心迹在于超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一般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基于自己的深沉考虑而故意与革命党人立异。
革命成功之后不应该借机建立强有力的干涉型政府，这一论点本身便意味着刘师培在最现实的考虑上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只是他们通过对各种政权形式的本质分析，认定任何政权形式都只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都只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故而过分张扬政府的有害性，强调政府是万恶之源。
和刘师培的情况不同，巴黎《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不是先和同盟会合作，继而分裂。恰恰相反，他们先是独自发展，继而谋求与同盟会的合作，并且《新世纪》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最终走上与孙中山共同的道路，无政府主义终于变成了“有政府主义者”。
《新世纪》派不反对孙中山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政治设计，而在相当程度上认同这种设计，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以革命党人的同道者自居。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所提倡和力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要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故意立异，二者之间既有差别性，更有其共通性，只是在终极目标上稍有不同而已。“夫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非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背驰也，不过稍有异同耳。社会主义有民族主义之作用则为同，而无民族主义之自私则为异；有民权主义之效能则为同，而无民权主义之自利则为异。概社会主义者，求世界人类自由平等幸福，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求一国一种族少数人之自由平等幸福也。归纳之有大小，犹行程之有远近，初非背驰者，实任人之自择其主义何如耳。”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加盟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坚定的革命党人。事实上，他们在政治理念上与革命党人的区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轻易消失。他们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赞成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予以赞助和支持，除了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在一定限度内合乎他们的政治理念外，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他们觉得如果不和革命党人进行合作，那么中国的命运就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有可能葬送在那批立宪派的手里。他们指出：“今有一说，为敌革命而欲杀其势者，预备立宪也。嗤嗤者希望之，嚣嚣者赞成之。若曰中国将立宪矣，不数年则国荣民富，能列于列强，雄视宇内。其希望固大。今不问其能达其希望与否，即使其能也，荣则荣矣，非民荣也，皇帝及少数官吏将弁之荣也；富则富矣，非民富也，皇室及少数资本家之富也。民权不能伸，民困不能苏。”基于此种考虑，《新世纪》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将立宪派作为反对的主要目标，而引革命党人为同道。
超越共和与民主
当辛亥革命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差不多都翩然回国，有的甚至俨然以革命功臣自居。无政府主义的后起领袖刘师复曾不无惋惜地写道：“张继与吴稚晖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前数年在《新世纪》操笔政时，持论至激烈。（辛亥革命后，）乃张继既作议员，吴稚晖亦周旋于国民党间。既与政治日益接近，即无异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及讨袁事起，其原因本由于政治之竞争原为社会主义所不取。而张氏既竭力主持，吴氏亦日日著论鼓吹。以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提倡有政府之战斗，尤足骇人听闻。记者于此，不禁为无政府主义痛苦。”然而不管怎么说，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之后确曾一度烟消云散。
烟消云散当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当然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铲除无政府主义得以滋生的基础和条件。一旦这些基础和条件得以恢复正常，业已烟消云散的无政府主义便又重新聚拢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思潮。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南方各省次第独立，避居上海的江亢虎一方面宣布“赞成共和”，一方面又攻击革命党人“多事以自扰”。11月5日，他宣布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并公布由他手定的党纲八条，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就表面观之，颇类社会民主党之主张。惟江氏宣言非政党，且不运动选举，而对于资本制度之解决，则只主张遗产归公，而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又批评共产集权以为均不可行，而仍赞成自由竞争，此则世界社会民主党为尤下者也。尤异者，江氏尝自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然忽又批评无政府以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又谓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其矛盾而可笑于此可见矣”。江亢虎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主张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在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江亢虎的无政府主义未免过于浅薄和矛盾。
辛亥革命之后比较典型、比较正宗的无政府主义当推刘师复以及他的“师复主义”。师复不仅对无政府主义具有真诚的信仰，而且对其理论具有深刻的研究，提出比较成型的思想体系。据他自己说，他的无政府主义上承《新世纪》，而由他创办的晦鸣学舍则是《新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正宗嫡传。如果从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师复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对共和民主理论的超越，不管这种超越是否成为事实，师复主义从其成立的主观目的上确实如此。
清政府的垮台，对于刘师复来说，显然已经达到了革命破坏的基本目标，但旧的观念、旧的道德似乎依然束缚人心，于是他发愿从自我改造始，培养一代具有极强自律精神的新人。“吾人处今日不正当之社会，受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之熏习，所作所为，恒日与非理为缘而不自觉。顾吾人各具良心，苟明知其非，又何忍以己身甘犯良心之不韪！用特举最显最大之数事，凡吾人良心上认为违背真理者，相与戒而不韪。设为信约，名曰心社，将以求当世同具此心理之教言，倘不我遐弃，相约相勉，养个人之良德。用振厉乎流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切伪道德恶制度之破坏，庶几不远矣。”很显然，刘师复此时思维的重点不是要再破坏什么政府，而是那些束缚自我的伪道德、恶制度。这虽然已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实际上已不蕴含那么重要的政治意味。
在19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刘师复的所思所想可以说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而他的无政府主义，其思想实质就是《新世纪》的那些主张，即民主共和革命为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过渡物”，无政府主义在共和革命业已成功的时代里所要从事的唯一革命，就是要随时做好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全面准备，随时迎接世界大同的到来。故而他在1912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其主观目的是要超越共和阶段，而实现人类大同的无政府主义。这几篇文章的题目是：《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废婚姻议》《废家族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如果中国政治不发生急剧性的变化，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只能在小范围中传播和在小规模中实践，并不可能形成更大规模的影响。
既然师复主义的思想宗旨在于打倒一切强权，以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作为辛亥革命之前极端激进的政治活动家，何以在辛亥革命之后一度隐居乡间，而当面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时，竟然又采取超然物外的姿态。“会二次革命军发难湖口，（无政府）中党同志所以倾覆袁氏专制政府，党事进行必较易，因相率参与其事，君独不谓然，屹然不动，经营其传播事业益笃。且即于此干戈扰攘之时期中，完成其艰难缔造之《民声》而布焉。其特立独行不靡于物之风概，餐之有素矣。”他的理由并不特别，只是基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的立场，以为以政府倒政府，终无善果，于是屹然不动，专心一意地传播无政府主义。道不同不相为谋。刘师复不愿支持或偏袒任何一方，而专注于自己所愿从事的事业，试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配下，刘师复虽然对孙中山“以政府倒政府”的政治斗争不愿介入，但他却充分利用时机，试图于混乱的政治格局中策动平民起义，推翻政权。1914年8月，上海发生漆业工人大罢工的风潮，刘师复曾著一文，指示中国劳动运动的进行方针，而归结于革命的工团主义。遗憾的是，尚未等到这篇文章正式刊布，刘师复不幸英年早逝。
假使刘师复不是这样早地去世，那么按照他的思想发展趋势，必将更进一步地推动中国劳工运动的进程，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成熟与发展的同时，必将在其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健全而有力量的劳工阶级。可以说刘师复的主观意图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建设无政府共产主义，但其实际后果只是培养与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必备的劳工阶级，这个阶级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但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恐怕必然要屈从于整个社会制度。
对苏式社会主义的质疑
刘师复突然去世，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他之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虽然一度规模宏大，但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者却少有其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实际上一度陷入青黄不接、日趋萧条的境地。
但是到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这一成功既鼓励了国人向西方寻找马克思主义，也一度引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觉，以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胜利。他们曾不无欢欣地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俄罗斯来的电报，格外得人注意，过激党分子的消息，特别得人欢迎。”俨然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者、支持者自居。
然而，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渐明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他们的理想，恰恰相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俄国人所信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信条，恰恰是他们的“先觉”师复毕生致力于反对的“集产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于是他们幡然醒悟，意识到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目前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软弱且内部分裂的政府，而是来自和他们同样处于奋斗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这样，他们便不得不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
最早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当数黄凌霜。黄为刘师复的弟子，时在北京大学求学。他比较忠实地继承了刘师复的政治理念，仍将社会主义分成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前者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后者为马克思的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故而他表示“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可以说，在反对马克思的学说方面，黄凌霜的观点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新发展，基本上是在重述刘师复业已讲明的那些东西。
倒是在谈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某些问题时，黄凌霜多少表现出一些重要见解和值得重视的预言。他说：“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从历史上观之，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现在（俄国）教育、国教，和保护领土种种大权，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举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等等给了他，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利害。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黄凌霜预感到如果像俄国苏维埃政府那样的政权组织形式，缺少必要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就极有可能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
黄凌霜在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无政府主义的偏见，但是他在谈到那些实际问题时，却也尽可能地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平心静气地加以检讨。比如他说：“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指苏维埃政权）又要设立什么工兵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此外还有他们所主张的分配问题，也有可批评之点。社会是对个人而言，即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社会的物，概当属诸公有，不要为个人所私有，这才对的。马氏的集产说，以衣食房屋之类，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财产，根本上已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对。况且同一房屋，牛马的圈厩，即为公有，人居的房舍，则为私有，在理论上也说不过去。还有一层，他们主张按各人劳动的多寡，来给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非其懒惰的罪，而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由单纯以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他们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就是‘各尽所能’四个大字，他们所主张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取所需’四个大字。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争论的焦点，就在这个了。”
应该承认，黄凌霜提出的要把国家的组织形式加以改变，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会社等民间组织，恢复个人的本然自由等等，不仅相当深刻地触及到了苏维埃政权形式的集权本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关涉现代化转向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整合和现代化的动力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看，无政府主义和苏维埃政权形式的冲突不是向前或向后的问题，而是在向前的前提下，是依靠政府的强权呢，还是依靠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的自身组织能力呢？
黄凌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批评，在理论上的偏见自不待言。但其针砭时弊的思想贡献，实际上也不能不引起国人的警醒。国人在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过一段不太长时间的欢呼之后，也开始了更深层的反省。他们关注的焦点只在于，中国既要走上现代化之路，又怎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危险。也就是说，中国根本不可能走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后起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通过对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观察，提出中国不能走上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三个基本理由：
（一）抹煞个人。朱谦之认为，无个人当无社会，无社会决无个人。但布尔什维克把个人所能做的事一概干涉，叫国家来治理。于是个人自吃饭穿衣以至著书立说，都要仰赖国家。文明是从参差里生出来，学术界有独一的思想，就不能进步。今布尔什维克是要以国家的权力来干涉个人，是要从物质上干涉到个人精神上，因为什么印刷、教育都在国家手里。这样子，岂不是抹煞个人，而社会退步吗？
（二）滥用强权。朱谦之指出，强权本来就不好，因为它同个人自由立于反对地位。布尔什维克却事事用强权。这样子势必弄得个人不能生存。因为无论什么人，一有强权，势必横行。布尔什维克却滥用它。这就是摧残个人，这就是非人道。
（三）独裁专制。朱谦之说，我们人类的性情个个不同，刻刻变换，所以我们的事最好由我自处置。无论什么政府，怎样的好，他所做的事总不如我们小民的愿，因为他人虽聪明，但总不明白我们的心，而我的心又常常变换，布尔什维克不顾此处，却把人类当作一律，事事都由他处管，这时候的人民差不多就是机械，连他自身的事都不能由他自家决定。我们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就在使人民能决定自家的事，布尔什维克则刚刚相反，所以是独裁，是专制。
朱谦之的三点分析，当然不乏无聊的谩骂与偏见。但我们如果剔出这些谩骂和偏见，站在一种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反省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站在后冷战时代反观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朱谦之对苏式社会主义的三项指控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此，即使是对无政府主义持极端反对态度的陈独秀，在批评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含有部分真理的颗粒。
不过，陈独秀此时的思考重点毕竟落脚在如何将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上，以为中国在目前阶段只有走上俄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路。所以，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持反对态度，以为无政府主义无法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他说：“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
确实，从现代社会的立场来说，现代工业的最大特征是要求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统一与协调，因此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那么显然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强调统一机关的强制力的适度干预并不错，但如果将这一理论推向极端，用多数人去压制少数人，恐怕也并不完全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而且，陈独秀以为无政府主义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显然也只是基于“经典无政府主义”的观念，而忽视了诸如克鲁泡特金等“新派无政府主义”的建设性意见。故而陈独秀的这些说法一发表，立即遭到激烈反对。区声白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据我知道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机关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而且从自由的观念言之，自由也只是一个相对待的东西，“必要以一己之自由尊重他人之自由方得谓之自由，所以人与人相交，你不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你的自由，便是真自由；个人与个人结交，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个人的自由；团体与团体相联合，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社会的自由”。在区声白看来，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只是讲到了“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弱点，并没有触及无政府主义的痛处。
区声白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并非仅仅具有破坏意义，即使在现代大工业的条件下，正确处理个人自由与联合、强权之间的关系，无政府主义仍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但是，这毕竟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而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是，或者说陈独秀等人所焦灼的问题是，如何破坏一个旧世界，如何使散漫而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而繁荣的中国，怎样以牺牲小我而获得全社会的解放，而不仅仅是如何保障个人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区、陈的争论已经预示着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必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