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广东省南海县人，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清政府宣布对张荫桓的最终处理决定时，公布了康有为等人的“罪状”：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
比照案发当日上谕所宣布的“结党营私、诱言乱政”的罪状，可以很容易看出对康的指控明显增加了“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内容。这项新罪名的增加，使张荫桓从康案中解脱出来，也使康案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已远非“结党营私、诱言乱政”的性质，而是带有明显的敌对性质，是以暴力的、武装的手段推翻现政权。说白了，就是谋反，如果这个罪名能够坐实，那么康有为也就确实是“叛逆之首”了。
不过康有为从来不承认这一罪名，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罪名是清政府强加给他的“莫须有”，并称清政府认定这一罪名的唯一根据是袁世凯的捏造。因为这一罪名实在不太好听，何况光绪帝如此不顾各方面的反对高度信任他们，而他们却“陷害朕躬”，将其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另外，康、梁政变之后毕竟都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侥幸逃脱了清政府的追捕，他们的历史并没有如谭嗣同等六君子一样终结，此后还一直在政治领域活跃，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他们便利用手中的“话语强势”编造有利于自己新的政治活动的历史故事。诚如梁启超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戊戌政变记》之类的著作，虽然是亲历亲闻，但毕竟感情大于理性，只可作为现实政治的宣传读物，无法成为信史。
事实上，即便从康、梁等人的著作中，也不难看出他们企图依靠武装力量劫制慈禧太后，夺取大清王朝政治权力的计划。只是他们在主观意图上并没有想伤害光绪帝，相反是期望通过废黜慈禧太后，加强光绪帝的权力。或许也正因为此，光绪帝在后来对康、梁等人也不理解，所以才指责康的做法是“陷害朕躬”。
康、梁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劫制慈禧太后，就主观意图而言，或许是鉴于所谓保守势力的强大、新政推行的困难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这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时候就有足够的说明。不过也正如袁世凯所说，这种手段虽然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也实在太大，甚至是得不偿失。所以尽管谭嗣同步步紧逼，袁世凯也没有贸然答应谭氏的要求。
袁世凯模棱两可的态度肯定影响了康有为后来的决策。从积极的方面说，康等人觉得袁世凯有可能会出兵，帮助光绪帝掌握大清王朝的全部权力，这样的分析合乎他们所认知的袁的性格；从消极方面而言，他们既然已经将计划告知了袁，那么即便袁不同意，甚至向清政府“告密”，已经启动的武力计划也很难戛然停止。他们只能一往无前，继续走下去，而劝说袁“反正投诚”只不过是全部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两种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前往袁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旦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帝谕旨所指示的那样赶赴上海。
得知康有为将离京的一批朋友根本不顾及他“却客”的意思，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纷纷来到南海会馆与之话别，并通报京城的最新情况。杨深秀告诉康，现在京城上下都传言中国政局将有大的政治变动，市场上物价腾贵，并有传言称董福祥的军队已从北边移驻内城，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而李岳瑞则告诉康，听说英国已派出七艘战舰停泊在大沽口，将与俄国在中国本土或领海开展一场恶战。这些消息都不外乎局势越来越危机。
或许是因为康有为担心人多嘴杂，容易泄密，他并没有将两份密诏的事情告诉他们，而是接着他们对局势危机的担心，将李提摩太交给他的“列强瓜分图”供各位传看，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并明确建议他们应该多联络一些人向清政府上书，建议清政府尽快调袁世凯的军队入京勤王。显然，尽管康没有告诉他们密诏的事情，但还是通报了他已经派人与袁世凯联络，准备动员袁“弃暗投明”、出兵勤王的计划。这样一来，先后知道康欲以武力解决时局困境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超出了他那亲密的小圈子。
康有为与杨等人的谈话大约进行到当天夜里十二时左右，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金顶庙容闳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大约三个小时左右，深夜三时许（实际上应该说是9月19日凌晨三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来到向他们通报情况。谭的判断肯定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袁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为决计按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在容闳寓所谈话的时候，康、梁、谭等人的深深失望似乎也深深感动了容闳，他建议由自己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光绪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他们谢绝了容闳的好意。
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又启发了康有为，使他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日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他在稍事休息了两三个钟头之后，即于9月19日上午九时许拜访李提摩太，希望在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方面能够获得他的支持。
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帝的可能处境以及中国黯淡的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虽然与英国公使窦纳乐有相当多的交往，但毕竟他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转而寻求伊藤博文及日本的支持。
9月19日下午三时许，康有为来到伊藤寓所进行拜访，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请求伊藤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他们并没有其他的用心，一切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的未来。可惜的是，伊藤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
几个小时的紧张谈话结束之后，暮色已晚，待他出城回到南海会馆的时候，突然发现“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
是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告诉康，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荣禄对你非常恼火，估计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你。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他改穿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似乎相信，康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建议当然引起了康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
辞别了黄绍箕，康有为郁郁不乐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时，林旭来谈，据他所知，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的注意，他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都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微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
康的犹豫在其门生弟子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他们判断，只要康能够顺利逃脱，即便他们留在京城有什么危险，那么凭借康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也一定会被救助。于是谭嗣同拔刀以救皇上自任，促康有为快点成行；梁启超、康广仁等甚至下跪恳求他尽快微服出行。然而康此时似乎觉得既然已经发生了外交危机，他个人的危险可能不会很快就发生，所以不想立刻逃走。他说：“死生命也，过去我在广州归德门之华德里行走的时候，有飞砖突然坠地，掠面而下，若移寸许，必死无疑。”以生死有命的姿态面对或许真的将要到来的危机。
康有为的这种坚持无法获得其弟子门生的认同，他们都感觉到计划可能已经暴露，康如果坚持不走，清政府就有可能一网打尽，这样他们就毫无反抗的可能，而且罪名也将是非常难听的谋反、犯上等之类。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丝毫没有奉谕旨赴上海督办官报的“钦差大臣”感觉。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遵循这一原则，离京之后的康有为并没有接受朋友的建议绕开荣禄的辖地天津，更没有易僧服远走内蒙，而是直奔天津。
在天津，他先是搭乘“新济号”轮船，旋即离去，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直奔上海。在赴上海的途中，北京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有为，而他的行踪也为清政府所获知。上海道台曾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其答应在船上逮捕康。该照会被退回，要求成了泡影。道台不得已遂于24日早晨起督率众多捕吏兵卒前往上海码头严密警戒，等待着天津的来船，搜查一二轮船而未获。
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国军舰“Esk”号，预先得知康有为将乘坐“重庆号”抵达，天未明即悄悄从上海港出发，到吴淞口外等候。至当日下午，果然看见“重庆号”向吴淞口开来，“Esk”号立即派出一只小蒸汽船逆流开向“重庆号”，而不顾“重庆号”是否拒绝。两名下士官飞跃而登“重庆号”，先持照片向该船司务询问康有为之所在。两人先在第三号房与康见面，依照英国领事之命将其逮捕。由于语言不通，遂将康有为带至大餐间，通过翻译，康有为才领会其意思。于是匆匆收拾行李，在英国士官的引导下，与其他三名像是康党的广东人乘小蒸汽船转到“Esk”号上。稍后，康有为一行换乘皮奥轮船公司的“Bollarat”号，在英国军舰“Bonaventure”号的护送下离开上海，于9月29日夜里十一时左右抵达香港。当轮船行驶到口啊里湾时，水上警察立即派小蒸汽船将康护送到中环警察总署。为了防止刺客，港英政府实行了严密的戒备。
在康有为逃亡香港的同时，在广东原籍的康氏族人，如康的母亲及异母弟等也先后逃至澳门。康氏门人约二十人在康抵达香港的前三四日也分别来到香港避难。
康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即9月30日，法、德等国家驻香港领事迅即拜访了他，而康最想取得联系的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他在这一天迅即秘密委派心腹弟子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转达他的意思。当天下午三时许，上野季三郎以个人的名义访问康有为，然而由于警察署长不在未能如愿。因为未经署长本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与康见面。上野季三郎与康有为未能见上面，康又委派心腹弟子王觉任、何树龄二人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密请求上野季三郎将康有为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电报代为发出。电报称：“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另有一封电报致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徐勤，云“欲东来告大畏若见容乞电复并赐保护若”。
上野季三郎答应了这个请求，但考虑到将这封电报发给矢野文雄的手续太繁杂，遂直接发往东京日本外务省，请求由外相大畏重信处理。
康有为电报中宣称他在离开北京前曾亲奉皇帝的密诏，对于这一说法，上野季三郎并不表示怀疑。不过对于康的电报以及其弟子所表达的希望到日本避难的请求，上野季三郎感到踌躇。他认为，康逃亡途中一直受到英国方面的保护，如果此时遽然前往日本，肯定会伤害英国政府的感情。这不仅对康本人不利，而且也势必将牵涉日、英两国的关系。
日本方面的犹豫导致康有为的想法在改变。10月8日，他向上野季三郎表示，他有意于赴美、英途中访问日本，询问在日本期间能否获得日本政府的保护。对于这一请求，日本方面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二天（10月9日），日本外相大畏重信致电上野季三郎，请他转告康有为，他在日本期间将获得“适当的保护”。康有为遂转赴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