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逄先知曾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及其他文史典籍，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释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发展的过程的。第二他对历史上爱国的、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给予称赞和肯定。第三他常常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阅读《二十四史》。毛泽东长期领导革命战争，有着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他在读《二十四史》时，用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分析和评价古代战争，写了一些很精当的批语。”
已故北京图书馆馆长、研究员任继愈说：“史学家读史，有的着眼于史实考订，有的着眼于微言大义，也有的借题发挥自己的心得。政治家读史，则更着重于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古今得失，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所做的圈点、批注，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可贵记录，充分表达了当代政治家评点古人是非得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的历史观，写在他的很多著作里，不过有些是直接讲，有些是间接讲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评语，尽管分散，但从中体现的他的历史观的基本内容还是很鲜明的。
首先，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代农民起义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一反许多古书中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称为“贼”、“匪”、“盗”、“寇”等做法，给予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他喜欢读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他都反复阅读。他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对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论断，是与他对《二十四史》的精细阅读和分析分不开的。翻阅毛泽东圈画的《二十四史》，人们会发现，举凡有关农民运动的部分，都有毛泽东辛勤披览和思索的痕迹，圈点勾画，旁批眉注，备极细致。甚至起义军作战的路线，书中也有勾画。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附有毛泽东亲笔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可以见出他读《黄巢传》时的用心之深。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起义战争的积极作用，说：陈胜、吴广的功绩甚至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能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字涉）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籍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同时毛泽东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如在《史记》和《汉书》的《陈胜传》中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之类的批语。
其次，在研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毛泽东阐明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中华民族具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固的凝聚力和优良传统。
毛泽东在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他还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画了大量的圈和线，批注中有赞赏的语气。
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是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谈《三国志》的时候，他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反之，对于破坏统一、搞分裂，毛泽东一概加以谴责和批评。对于士族门阀，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谢安，却给以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坚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毛泽东读史时，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欣赏的一个皇帝，他除了推许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外，还推许他的民族政策，认为唐代的繁荣富强和李世民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并特别谈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事，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
再次，毛泽东将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地贯注在评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
毛泽东是精通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读《二十四史》时，无论是批注圈画，还是畅谈小议，以至只言片语的评论，都体现出了他对辩证法的灵活运用。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毛泽东从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地加以剖析。譬如对于宋代的道学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学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又没把情况复杂的道学家简单化。他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书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朱熹传》在《宋史·道学三》）。
对《二十四史》中随处可见的那些含有朴素辩证法的警句名言，毛泽东是从不曾放过的。他或是加上连圈密点，或是摘录在天头，并铭记脑中。如“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张纲传》），“偏听生奸，独任成乱”（《邹阳传》），“意合则胡、越为兄弟，不合则骨肉成仇敌”（同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东方朔传》），“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同上），“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皇甫嵩传》，引《孙子兵法》。毛泽东引录之后，又加了解释：“正，原则性；奇，灵活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以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郑当时传》）等。通检《二十四史》全书，经毛泽东圈画摘录的这类至理名言，不可胜数。这些充满辩证法思想的至理名言，也常常被毛泽东运用于喻事喻理的言谈中。
最后，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重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古为今用。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座谈时，指出要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能将传统丢掉，但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这就是他的“古为今用”思想。毛泽东一向将“古为今用”看做是研读《二十四史》的指针。毛泽东常常举历史上的人和事来阐明现实中的道理，来警示现实中的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以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阐明革命不能“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以李自成兵败的教训告诫党内不要产生骄傲情绪；以《三国志·郭嘉传》中郭嘉的多谋善断来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要多动脑筋，要在“谋”字上下工夫；读《三国志·吕蒙传》，他要求公安干警应成为能文能武的人；以《后汉书·黄琼传、李固传》中两人的直言敢谏要求在党内要提倡正气；《新五代史·王彦章传》载王彦章战败被俘，为晋所杀，毛泽东的评语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还有多处对战争情况、战略战术得失、指挥人员优劣等的评说，实际上是毛泽东讲自己长期指挥战争的深刻认识，讲自己的军事思想和观点。凡此种种，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引起“我党干部”的注意，从中获得教益。
《二十四史》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通过研读品评《二十四史》，毛泽东了解了中国的国情；通过研读品评《二十四史》，毛泽东悟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研读品评《二十四史》，毛泽东结识了历史上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通过研读品评《二十四史》，毛泽东总结出了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