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打开邮箱，收到《人民论坛》杂志编辑发来的征求“国家级难题”
的邮件，我毫不犹豫地把粮食安全问题列为“国家级难题”的第一位。恰好我的老同学、海南亚太观察研究院副院长钟文峰研究员的新著《粮食安全》（以下简称《安全》）即将付梓，邀我作序，却之不恭，但又不敢贸然真的“作序”，只好在这个题目下写一点感想，并大胆对《安全》做一点评论，不知道能否交差？
我对“国家级难题”的理解是：对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关系重大、在短期内很难解决，甚至根本解决不了，只能通过努力加以缓解的重大问题。之所以把粮食安全问题列为“国家级难题”的首位，是由我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严峻局面的认识所决定的。
国际上通用的“粮食安全”一词，是1974 年11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当时的世界粮食形势十分严峻，1972 年世界谷物库存1.75 亿吨，而占世界人口约3/4 的发展中国家只有5400 万吨，仅占31% ；世界粮食库存量只占消费量的14%。1973、1974年世界谷物库存量分别占消费量的15% 和14%。这次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第一次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足够的食品”。1983 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粮食安全”的新概念，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个新定义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要生产出足够量的粮食，二是要使消费者能够买得起。这个概念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前者考察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后者考察的是在基本供求条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可见，只有在“吃”成为问题的前提下，人们才会考虑粮食安全还是不安全。
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尽管我国政府在1996 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并且承诺自给率保持在95% 以上，但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大豆的进口量不断增加（我国的“粮食”口径中包括豆和薯），2011 年达到5250 万吨。仅此一项，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就降到了90% 左右，这还不算同期进口的植物油的数量。这当然不是说，粮食进口量达到90% 就一定不安全了，事实上，很多学者一直认为，保持自给率95% 的目标既没有必要，又要花费高昂成本，因此，适当降低到90% 左右是可能的。但正如《安全》第四章所谈到的，考虑粮食进口问题，不仅要计算进口数量，还要计算这些数量要是由国内生产，应该投入的耕地面积。按照这个思路，我们计算出2011 年净进口的种植业产品需耕地6.35 亿亩，按播种面积23.5 亿亩计算，2011 年净进口的种植业产品需要27% 的播种面积来种植，这和《安全》一书所计算的实际自给率是基本一致的。种植业产品当然不仅仅是粮食，但主要是大豆和棉花，并且所有种植业产品都是和粮食争地的。这样问题就相当严重了。另外，从2012 年第一季度农产品进出口的情况看，谷物的净进口数量比上年同期大大增加，2012年主粮的净进口的格局已经形成。
从长期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很多。一是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仍然不可逆转。但就人均耕地面积看，2003 年人均耕地面积1.43 亩，2005 年1.4 亩，2007 年1.39 亩，这几年耕地减少的数字没有公布，但肯定不容乐观。二是淡水资源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是世界上13个最贫水国之一，农业每年缺水300 亿立方米，全国灌溉面积中有1/3是中低产田。三是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趋于频繁。近年来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总体有利，但每年总有这样那样的自然灾害，每年因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损失都在250 亿公斤左右。四是由于农资价格上行，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很大，不断压缩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五是农产品国际竞争的压力加大。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国产大豆已经失去了价格上的竞争力；稻谷的公斤成本低于美国，但高于东南亚国家，导致近年来从越南等国走私进口的大米不断增加。六是市场需求刚性增长不可逆转。
一个近14 亿人口的大国，不仅对粮食的需求总量大，每年由于人口增加、收入增加和城镇化导致的净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七是产后损失较大。
每年由于加工、储存的原因导致产后损失高达500 亿斤，占总产量的4%以上，相当于1.5 亿人的口粮。在上述因素中，有的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努力加以解决，大部分则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因此，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国家级难题”。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由于“布朗之问”，粮食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最热点问题，并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近年来，这股“热”尽管逐渐冷了下来，但始终有不少学者一直关注着这一重大问题。农业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生产、市场等角度，鲜见从整个产业链角度讨论粮食问题的文献。这可能是业内人士的“路径依赖”造成的（这样说很好听，照顾了面子，实际上是诸多专业领域的陈规陋习制约了研究者的眼光，使研究思路很难展开）。钟文峰研究员毕业于我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近年来主要从事产业安全问题研究，专业背景使他能够从整体的、全面的、运动的（我在大学期间学的哲学，现在就剩下这三个词了）眼光看待粮食安全问题，反而使我们这些业内人士有耳目一新之感，从新的角度深化了对粮食安全这一“国家级难题”的认识。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起，以ABCD（ADM、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四大跨国公司为首的粮油企业（《安全》简称为“跨国粮企”）就一直觊觎我国的粮食领域，新世纪以来已经全面控制了大豆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并逐渐向玉米、水稻等品种渗透。毋庸讳言，即使不从民族主义角度看问题（很遗憾，我个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状况也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并且从已出现的案例看，这已经不能说是潜在的因素了。由于四大粮商控制了国内约70% 的大型油脂加工企业，控制产能达80% 以上，由四大粮商参股或控股生产的植物油通过家乐福、沃尔玛等连锁超市已遍布中国城市食用油消费市场，实现了寡头垄断。在国家利用粮食批发市场拍卖储备粮进行市场价格调节时，它们完全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国家储备粮的调控投放，形成吸纳国家储备投放的“蓄水池”，减弱国家干预和调控粮食市场的效果。2007 年，中储粮受发改部门的委托，抛出20 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结果对市场价格调控作用很小，其中的70% 被某一跨国粮商收购储存。实现了对大豆的全产业链控制后，近年来又借粮食企业转型之机通过购买、参股等形式对基层粮食企业（粮站）进行控制。因此，如何正确看待跨国粮食企业的渗透和控制，是研究中国粮食安全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之一，可惜的是，农业经济领域的学者讨论得还不够多，更不够深入。可喜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样的研究成果。
《安全》从三个角度讨论了跨国粮食企业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一是在种子领域，“对中国种质资源的掠夺、种子市场的攫取、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以及农业（包括粮食）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的打击”。二是对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产业链的控制，“跨国粮企将其投资触角伸向中国国内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产业链各个环节之中，特别是在粮食收储、加工、物流、零售等流通环节的渗透已经非常深入，展现出全面布局、重点突破的进攻态势”。三是对我国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和农业企业在海外布局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相信读了这本页数不多但分量很足的著作，自会得到期待的答案。
“粮食安全”这四个字的分量太重了。我衷心期待着钟文峰研究员继续对这个领域倾注情感和力量，为解决这一“国家级难题”提供崭新的视角和思路。
201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