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人的思想观念里，经商、赚钱、做生意没有什么可耻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温州人始终相信：“路上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有钱就求。”
1．赚钱是一种快乐
温州人把赚钱当做一种乐趣，通过赚钱的过程获得幸福感、成就感。
温州人认为：快乐原则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所有生物都是因为这个原则才得以存在，得以繁衍。富人是最会赚钱的人，他之所以会赚钱，因为赚钱是快乐的。
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我曾经穷过，我也曾富过，听我一句话：富比穷好!”同样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乍一听起来，好像有点太过势利、俗套。很多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金钱至上”这一说法，可事实上又会在心里默认这样一个事实：“有钱真好”。
在杭州萧山商业城，有两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一个是“陈水仁”，一个是“千家伴”。“陈水仁”是萧山商业城一位经营户的姓名，“千家伴”则是他手中持有的一种白酒商标。
陈水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十几年前他是一位不名一文的小商贩，现在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大老板。”很多熟识他的人，喜欢用这句最简练的话概括他的全部。陈水仁是一位极为精明的商人，前几年他就抢先把“跨湖桥”注册为商标，如今随着拥有8000年历史的跨湖桥文化研究的升温，“跨湖桥”商标的价值也在一路飙升。
陈水仁，是一个年龄和外貌很不相称的男人，38岁的年龄，却有着饱经沧桑的脸庞。“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我就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这些年过来，我吃过不少苦，幸运的是在很多关键时刻我都把握住了机遇。”。
1990年，立志要干一番事业的陈水仁，辞去了一家工厂营销员的工作。那一年，他才23岁。“可那时家里很穷，要让他们拿出钱来资助我创业也是不可能的。”辞掉工作后，他决定先从副食品批发做起。他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1800元，又几经努力，总算在萧山市区开起了一家副食品批发门市部。虽然这是一家很小的门市部，可对陈水仁来说这却是事业的起点。“那时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把批发生意做大，再苦再累也不怕。”他说，“门市部由女朋友看着，我自己则跑到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有人要货，我还得亲自踩着三轮车为顾客送货。”那一年，陈水仁赚了近两万元。“虽然很辛苦，但比起当时工人的收入来，已经多了很多”。
1994年下半年，陈水仁对萧山商业城经营户的经营方式已不满足，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何不主动出击，做饭店和商店这些终端消费市场的生意?饭店酒水利润很高，但饭店结款周期长，风险很大，在当时的萧山还没有人敢做饭店酒水生意。经过他的努力，这一年萧山大部分饭店和百货公司、购物中心都和他建立了供货关系，他的业务量也扶摇直上。
几年之后，为了摆脱“为他人做嫁衣”的无奈，他申请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开始了自己的艰苦创业。
温州人就是这样，他们坚信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来获得财富，改变自己的命运。最让我们折服的，是他们惊人的财富和超人的赚钱能力。
温州人能赚钱，这是举世公认的。犹太人被尊称为“最伟大的商人”，而有“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温州人，自然也不是浪得虚名。
2005年，当江桂兰到美国去时，看到那么多的肯德基店，她就忍不住想：“那些刀啊、叉啊，会不会就是我的产品啊?”每每想到这里，她就禁不住要笑出声来。是啊，她完全有理由给自己一个微笑。现在，她是台州塑料模具行业的佼佼者，她的产品也是肯德基在中国大陆的指定供应商。
原本是一个温岭的普通渔家女，一个10年前还在四处找工作的工人，一路走来，实在有太多的艰辛和感慨。1981年高中毕业后，她先后做过裁缝、推销过糖酒烟、当过会计、开过车，十年间换了四五种工作。后来，她所供职的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工资每每是半年才得一发。这让她一家陷入了困境。没学历、没背景、没技术，还要照顾一个6岁的孩子，捉襟见肘的窘迫，让她深刻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此时的她，想要再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思前想后，她决定自己干。台州人会吃苦也敢想敢做。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有太多不成熟的理由，但她还是决定先做起来再说。最大的困难是资金，没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前途一片迷茫的女人。为了借钱，江桂兰在几个月间几乎找遍了所有认识的人，最慷慨的一个人借了一万多元，其他都是三千、五千凑起来的。她清楚地记得，20万元的启动资金借了二三十个人，还包括一些人放的高利贷。
江桂兰是个敢做敢想的人。在国内市场渐渐有了起色后，她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她一方面找外贸公司代理出口，另一方面决定参加春季广交会，直接找老外谈谈。1995年的广交会实在火爆，对江桂兰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来说，想要求得一席之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人都让她不要去自讨没趣了，但她不是轻易就会认输的人。为了找到一个落脚点，她带着自己的产品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问过去，两天里她找了数十家摊主，终于有一家被她说动了，把寸土寸金的1／6摊位以4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江桂兰。就是在这不足1．5平方米、挤得人都转不开身的角落里，江桂兰谈成了两笔生意。她清楚地记得，一个是欧洲客户，一个是香港客户。这两笔生意不仅让她赚回了参展的全部费用，更重要的是，事实再一次证明，机会永远都有，只是看你去不去争取。
想钱赚钱是天下人的共性，上至富翁下至贫民，没有人不想钱，也没有人以够用为满足。精明的温州人是压力、挑战和机遇下的产物。因此，温州人从小就形成了不靠天不靠地、要靠就靠自己的务实精神，他们从不空想，不断地向外拓展，挖空心思寻觅挣钱的办法，寻找挣钱的商机。
赚钱的快乐，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他通过赚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何况，这个实现价值的过程；本身也是快乐的，就像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跑步，下棋下得眉头紧锁，跑步跑得汗流浃背，旁人看着辛苦，他却其乐无穷。各人的苦乐，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工作本身就是幸福，智力和体力的付出，都是一种享受。
2．想赚钱才能赚到钱
穷人与富人最大的区别是自我认知的不同。穷人很少想到如何去赚钱和如何才能赚到钱，认为自己一辈子就该这样，不相信会有什么改变。正相反，富人深信自己生下来不是要做穷人，而是要做富人，他有强烈的赚钱意识，这是他血液里的东西，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致富。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一旦强化了某方面的意识，这种意识会渗透到他的生活之中，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他做起工作来就一定非常自觉、非常认真，也就非常得心应手。强烈的赚钱意识使致富成为可能。
从不足百元起家，到如今年产值一个亿；从当初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的山村女孩，到如今走向国际市场一跃成为中国饰品行业的“大姐大”——市场经济，潮起潮落，在周晓光身上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创富故事；也折射出了一个企业家动人的成长历程。
跑遍大半个中国，只想让家人过上温饱生活。凭自己的勇气和自信，她让母亲借了几十元当本钱，做起了“跑码头”生意。一个女孩子出门自然比男孩子困难得多，挤火车，赶汽车，为了不耽误时间，经常是白天摆地摊做生意，晚上坐车赶路，就这样，夕发朝至，走南闯北。
让人想不到的是，6年之间，周晓光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更让人想不到的是，6年之间，她赚了一个对她和她家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的2万元钱。
1985年，周晓光拿出了几年来所有的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摊位。她凭借女人的敏感以及同样的爱美天性，选定了经营饰品。有了6年走南闯北的经历，那种生意人特有的潜质在她身上渐渐发挥了出来。几年下来，她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下了新房，在市中心朝阳门置办下了店铺。
1995年7月，她毅然拿出700万元投资办饰品厂，义乌大地上从此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饰品生产基地。周晓光有了自己的实业，更有了施展抱负的天地。正是这种毅然的选择，使她的人生意义有了快速的提升：从一个个人致富的小商贩，开始成长为一个企业家。
从1995年办厂开始到1998年，几年时间，新光饰品厂以连续翻番的速度发展，并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一举成为国内饰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因为是行业的“王中王”的缘故，跟随的企业也自然多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丝毫的恐惧。每天，新光要开发上百款的新产品。她认为，别人跟得快，我才会跑得更快。
温州人这种“草根层”的自强不息的创业动力，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后代。2001年8月，在杭州的一所高校，走进了一名扛着补鞋机的大学女生。由于开小店的父亲突然生病，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这位来自山区的农村女大学生自觉分担了家庭的重担，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便心地坦然地走上了勤工俭学之路。在温州，带着生存的压力进入大学走上勤工俭学之路的不只她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是，一些贫困生由此走上了创富之路。
1997年7月，江利兵揣着浸透父母血汗、东拼西凑的2700元钱走进浙江青年学院的校门时，收到学院录取通知书当天的情景还在他的眼前闪现：父母在片刻的狂喜后陷入了深深的愁雾中。
从贫困地区走进大学校园，生活顿时变得丰富多彩。可一到就餐时间，食堂的菜价就让这个乡下孩子傻了眼，青菜1．2元一份，土豆1．5元一份，就连白米饭也得3毛钱一两。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样花过钱，身上仅有的200元钱，算下来，恐怕连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用。无奈之余，他很认真地做了一个家教牌子，在街头站了两个晚上，可就是无人间津。这时，一个同学告诉他：一家合资公司在学校招聘巧克力促销人员，从未做过促销的他甚至连促销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匆匆地赶到了学校社会实践部报名，负责招聘的销售经理却遗憾地告诉他：人已经招够了。转身欲走时，被失望激怒的江利兵觉得自己应该再争取一下，于是他径直地走回销售经理面前说：“让我试试好吗?我不要工资。”望着这个一脸诚挚的大学生，经理回答得也很干脆：“那你星期六来试试，做得好就照样录取!”
江利兵没想到，促销其实就是在商场门口摆张桌子，放上巧克力样品，先给过往的顾客免费品尝，再向他们推荐，同时散发一些传单。他心里提劲儿，手里眼里都是活，做得得心应手，十分卖力。一天下来，销售经理满意地告诉他：“行，小伙子，你过关了!”促销过程中，他发现巧克力的消费群体中儿童占了不少比例，于是他便针对儿童的心理特征自费买来了100只造型各异的动物为礼品附送给他们。从此，营业额直线上升。顾客稀少的时候，他就主动整理货架。摆放有序的产品，首先就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美感。他的创意和细心以及对顾客的天然亲合力，又一次打动了销售经理。两个月后，他被升为业务员，负责所辖区域商场的货款结算、缺货登记等事务。
1998年3月，经原来的销售经理推荐，他到杭州凯顿公司做了负责销售面包油的主管。他一直把开了好几家连锁面包房的经理当做潜在客户，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一次次地拜访，就这样，加人凯顿公司一个月后，取得了销售58箱约好成绩。
人与人之间可能有的只是小小的差别，但体现在商机的把握上，这种差别往往造成很大的反差，甚至还足以改变人的命运。1998年11月，听还在做巧克力约促销的同学说：“巧克力销售情况不好，正在降价处理。”这位同学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在江利兵的心中点燃起一道火花。他当即把电话打到原来工作过的那家公司，得知的确有总价值3万元的存货。有鉴于商机稍纵即逝，他当即在同学中四处借钱。带上凑起的6000元钱，他与巧克力公司老总商定：存货分批购进，分批付款，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
巧克力进价是1．5元／包，零售价是5元／包。买两包送五张刮刮卡，现开现奖，当一拨青年把彩电、冰箱、自行车等大件奖品整齐地摆放在促销现场时，许多顾客尚且心存疑虑，怀疑买巧克力能否中那么大的奖品，直到一个顾客真的中了一台冰箱时，顾客这才抛开疑虑，换购如风。一月内存货全部售完，他净赚了4．6万元。
这时候，他心中坚定了一个念头：用赚到的第一桶金自己创业，从根本上挖掉穷根!他一遍遍穿梭于大街小巷，最后选定在九莲村开一家面包店，租下市场边一间30平方米的店面，略加装修后便正式开张。他把有奖销售的方法沿用到面包销售中：凡购买面包价值3元即送一张奖票，两个月开一次奖，这一招极大提高了顾客的购买欲望。加之面包的制作花样翻新，口味繁多，质量过硬，营业额直线上升。仅仅是在当月，他便站稳了脚跟。
他一直还坚持在凯顿公司的销售主管工作，在自家面包店的生意细水长流、日日有攀升时，他在凯顿公司的业绩也仍然有声有色，每个月都销售300箱面包油，占杭州市场的40％。
这位雄心壮志的大学生，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企业家，带领家乡人民富起来。温州商人处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中，当机运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自己的技能，在没有资本，没有工具，也没有钱的情况下，却能运用经济上的自由，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攀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温商的生存逻辑，强烈的赚钱欲望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他们的志向是不赚钱，毋宁死。
3．以坦诚的态度追求金钱
《圣经》上说：爱财是万恶之源。《佛经》上说：如梦幻虚影，如雾亦如电；一切有无法，当做如是观。儒家经典说：君子固穷，小人好利；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这些传世经典，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创富心——德者乐山，智者乐水，就是无人“乐财”，因此人们大多都羞于谈钱，耻于谈钱，不屑谈钱，看见那些对于金钱抱有过高热情的人，人们会不留情面地加以嘲讽甚至鞭笞。
温商并不这么看，尤其是在现今社会里。在温商眼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单单认为金钱是罪恶之源，不仅是过激的，而且否认了金钱只是人的工具这一事实——如果它罪恶，那么罪恶当归于不正当地谋取和使用金钱的人。这种人往往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喜爱金钱，明着附和人们痛斥金钱，其实一切谋取金钱的行为只不过是在暗中进行罢了。
在温商的思想观念里，经商、赚钱、做生意没有什么可耻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温商始终相信：“路上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有钱就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代，经商、赚钱、做生意，这种观念在温商的思想里根深蒂固。
由于家境困难，郑秀康于16岁那年辍学进了一家国营机械厂。经过几年的努力，聪慧的他很快就成了厂里的中层领导。尽管大小也算是一个负责人，但微薄的工资仍很难使郑秀康顾得上他那个小家：爱人身体不好，家中还有两个茧子，怎么办?
温州人的秉性就是穷则思变。郑秀康决定拜师学艺，学做皮鞋。老师傅看了看他后摇摇头：“不学也罢，学起来难哪!我们都招十五六岁的学徒，你都33岁了，学不出来了。”
或许是天赐良机，工厂给郑秀康安排到了维修车间。工作空闲，正好学做皮鞋，学设计画图、划料、夹包……整整学了45天，1979年9月28日，他自自试做成功第一双皮鞋。师傅拿着徒弟的第一双皮鞋，细细端详审视良久，满意地笑了，说了一句：“你真行啊!”从此，郑秀康开始了做鞋的生涯。
为了购皮料做鞋，郑秀康夫妇卖了手表、自行车、一时穿不上的衣物，一共卖了240元。不够，他又去向邻居和房东借。房东大娘病在**，虽不富裕，倒还有些积蓄。
房东大娘问：“你借500元，干什么呀?”郑秀康说：“我做皮鞋没有钱；”大娘说：“把你做的皮鞋给我看看。”郑秀康把自己做的皮鞋递了过去，大娘眉跟带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学会做皮鞋了!好吧，借给你。”大娘慷慨地掏出了几乎是压箱底的钱。房东女儿回来和母亲吵起来，吵架声从三楼传到郑秀康住的四楼。“你怎么把钱借给他?他家两个小孩子，老婆又有病，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做皮鞋做不成，他怎么还你?”“我看秀康这孩子有出息，是个好孩子!他今儿个不成明儿个成，总有成功的一天，借给他钱，我放心。”这话传到郑秀康耳朵里，他感动地流下了热泪。郑秀康下了决心，要把事业做成，不能辜负借钱给他的大娘!
郑秀康夫妇就在租借来的狭窄的卧室里，利用床前仅3平方米的空间，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每天从早到晚抓住一切空隙做鞋，他一天能做3双，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元钱；这对只拿51元工资的郑秀康，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大好的势头让郑秀康决定全力投入制鞋。1980年，他向工厂提出停薪留职，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做鞋。在他家里这个狭窄的空间，他整整做了5年的鞋，这是他发展鞋业的手工作坊时代。
1985年，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经营开始放宽，并发了一个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这个文件上午刚刚传达，他下午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质优价廉的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随后他的皮鞋越做越精美，名气越来越大。到1987年，他的鸿盛皮鞋厂已有了上百名工人。此时的郑秀康已经完成了他创业旅途的原始资本积累。
在郑秀康的创业旅途中，不得不提1987年8月8日这个温州人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鞋的事件，随后，武汉、重庆、大连等地也跟着燃起了焚烧温州鞋的烈火，全国十几个大中城市拒绝销售温州鞋，各大商场也相继将温州鞋扫地出门。这个耻辱，对于有志的温州老板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印记。在他们的一生中，这都不是一个会令他们忘记的日子。而他们也正是在这个耻辱的激励下，创造出一个个令我们刮目相看的奇迹。
每一个成功的温州老板都对于这把火有自己的理解和深刻的反思。郑秀康对这把火思考得更深远。他知道，要想让人们接受你的产品，质量一定是第一位的。为此，他向鸿盛的全体职工响亮地提出“修造质量的长城、信誉的长城”的口号，要求把好每一道关口，决不让一双有质量问题的皮鞋流到市场中去!
这场大火后，温州市、区都组织了皮鞋业协会，成立质量监测中心，没有中心盖章不许出售。而对鸿盛的鞋，却予以“免检”。因为公认质量好。
然而，当时的温州鞋，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境地，再怎么严格监测，也难以挽回市场。但是，温州的鞋厂却不能就此消亡。不少厂家为了求生存，只好借牌生产，打着上海生产的名义销售。郑秀康至今难以忘记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商场经理对他说的一句话：“不是你的鞋不好，是你的‘出身’不好。只有换成上海牌才可以重新上柜。”在3个月的借牌之痛与不甘中，郑秀康最终坚定地选择了做品牌。因为他明白，让温州鞋业翻身，就要重塑温州形象，这是郑秀康立志要打品牌的首要原因。
注册康奈商标就是郑秀康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康奈的商标就是那枚“人头像”。这个现在被人誉为“中国的老人头”的康奈商标，它的产生和注册经历是经过了一些曲折的。面对温州成“瘟州”的现状，生性好强、不服输的郑秀康发誓要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我就是要让温州鞋从我手里把‘头’抬起来!”“抬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把用了多年的“鸿盛”商标暂时放在一边，重新注册一个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充满自信的中年男人头像。1990年，他请来一位画家根据他的意愿勾画出了一个抬起头的人像，几易其稿后敲定。在我国还没有人注册人头像的年代，国家商标局有关领导“心有余悸”，担心犯“政治”错误。但他们最终还是被郑秀康火热的创牌**打动，于1992年“冒险”给注册了这枚有着堪称“创举”、在我国商标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头像，一个寓意“健康发展，其奈我何”的康奈商标。
在郑秀康看来，做品牌和做人一样，都要讲究诚信。你的产品款式好、质量好，消费者的口碑才会好，市场才能做大，牌子也就会做大做强。郑秀康的这些理论虽然很朴实，但却很管用。这可以从康奈所取得的成就看出来：认1993年首次代表温州鞋业赢得“中国十大鞋业大王”的称号开始，康奈至今已囊括中国鞋业包括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中国重点出口品牌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字号”荣誉，各级各类荣誉累计超过300项，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鞋业品牌“一哥”。
康奈靠着真真实实的功夫赢得了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康奈在国内批发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已达到了很高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郑秀康果断地作出了新的决策：从批发市场退出，实施连锁专卖，在国内市场构建东西衔接，南北呼应的营销网络格局。当时的国内高端市场几乎是洋品牌一统天下，同等工艺、材质和款式的皮鞋，洋品牌价格可以超出几倍。郑秀康深深体会到只有创出国际知名品牌，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站稳脚跟。为了不断地“往前排”，在稳稳占据了国内行业领先位置后，郑秀康开始“探路”国际市场。
2001年1月15日，世界时尚之都巴黎第19街区的繁华闹市，悄然出现了第一家中国鞋业专卖店“康奈”，这可算是在全国制鞋行业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五十多平方米的店面不算大，但有两样东西很醒目：一个是康奈的商标；一个是中国温州制造。加上金发碧眼的营业人员，在当地成为一道受人注目的风景。一时间，郑秀康招来了国内同行种种揣测和质疑——康奈要干什么?康奈是头脑发热还是哗众取宠?按中国皮鞋目前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外直接开店能赚到钱吗?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郑秀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那些人闭上了嘴巴。2001年6月8日，康奈第二家海外专卖店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开业……据统计，康奈店已开到法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等全球20国，数量近百家，单是意大利的9个城市就开了17家店。这些专卖店个个生意红火，已全部实现当年赢利。现在，康奈皮鞋以价廉物美在海外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其消费群体也从初始的八成华侨加两成老外，逐步变为两成华侨加八成老外。
2005年12月，郑秀康将法国百货连锁商店“ADVANCEDVISION”的老总请来温州并签订合作协议，这意味着今后5年康奈产品将**欧盟200个中高档商店，从而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消费领域。在中国皮鞋的平均每双出口价格不到6美元的今天，康奈皮鞋的零售价全部达到60美元以上。
郑秀康外表很敦厚，就是这样一个敦厚的人，把许许多多的第一套在了自己的头上：注册中国第一枚人头像商标——康奈；中国鞋业第一个实施海外品牌专卖；成为中国鞋业仅有的两个“真皮领先鞋王”之一；浙江皮革业第一个荣获“中国驰名商标”；温州鞋业第一个成功引进机械化制鞋流水线……
在温商看来，能够凭自己的勤劳、凭自己的智慧去赚钱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温商从来都能以坦诚的态度追求金钱，从来不羞于言利。
4．面子不值钱，挣钱才是硬道理
在中国，面子是个大问题，人们常说，人要脸，树要皮。中国人向来是很好面子的。从“君子死，冠不免”，“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关乎面子的警句格言成百上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24年前的抓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林语堂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民族的特征之一，就是重人情、重面子。”对此，德国汉学家马特斯教授的论述最为透辟：“中国人的面子，就是一种角色期待……中国人是作为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人本身而存在的……”能够以某种方式满足自我的角色期待，就是有面子。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中国人气质》一书的第一章就叫《面子》。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面子问题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在中国面子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人往往和自尊、尊严等联系起来，这在无形中就束缚了人的一些正常的思维和行动。由于面子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就业时，走人了一些误区，如怕脏怕累、盲目攀比、清高自负、好高骛远，等等。
但是在温商的观念中，面子不值钱，挣钱才是硬道理。
楚剧演员夏艺，下岗后以替人“哭丧”为生，被人们尊称为“哭丧艺术家”。很多家里亲人去世了以能请到他去“哭”一场为荣，当然，他也以“哭丧”的方式谋生赚了个钵满盆溢，并建立了自己的哭丧队伍。他是怎样把一种风俗习惯变成一项大产业的呢?
夏艺出生在一个贫困农家，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因为生活艰辛，母亲常常爱哼唱楚戏里的哭腔来发泄自己的郁闷。夏艺从小耳濡目染，也能哼唱出一口好哭腔。夏艺高中毕业后被应城市楚剧团招聘为胡琴手。在剧团，他一边学操胡琴一边继续向老演员们学习楚戏哭腔。
1979年，夏艺结婚了，婚后不久生下一对龙风胎。夏艺的母亲那时身体还很健康，他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很幸福。1993年，不幸接连向夏艺袭来：先是妻子下岗了；接着儿子得了心脏病；母亲这时也一病不起，大限将至。为给母亲和儿子治病，家里已是债台高筑。
那一年，夏艺的儿子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了，夏艺痛不欲生。他在为母亲送葬时，不由悲从中来，在母亲的灵前大声痛哭起来。因他平日喜欢唱楚戏里的哭腔，又加之情到深处，所以他哭起来有板有眼，拿腔拿调，让人如同听了一场痛断肝肠的楚戏，催人泪下，来参加丧葬的亲友无不说他哭得好。以至于丧葬过去好几天，还有人津津乐道他的“哭丧”。
后来，夏艺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世了，夏艺前去哀悼。同学的母亲是一个哑巴，他是父母唯一的子女，可他因为丧父过度悲伤，急火攻心，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不能放声大哭。而本地风俗是人去世了要放声哭，否则，死者来生就要变哑巴。同学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见夏艺来了，便想让他来替自己当孝子哭丧。夏艺虽不同意，但经不住同学恳求，又见他确实哭不出来，就勉强同意了。
于是，夏艺穿上孝衣，扎上孝巾哭诉起来。起初，他哭得没感情，但又来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情不自禁，那眼泪就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哭声也就充满了感染力，让在座的宾客都眼泪汪汪的。大家都夸他哭得好，够义气。
那天，夏艺哭完后，一位宾客要留下他的电话号码，说是自己的妈快不行了，到时想请他去哭一场。夏艺连忙拒绝，说自己是正规剧团的专业演员，不是做那种下三流“哭丧”事的人，今天只是特殊情况。夏艺的同学这时候开导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的‘哭丧’技术这么好，丧家又迫切需要，你为什么不能改换脑筋，以‘哭丧’为职业呢?”
晚上回到家，妻子陈华芳听了这事情后却高兴不已。她为丈夫算了一笔账，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人去世，丈夫按一天只哭一场，每场收费200元计算，一个月就可以净赚6000元啊!经妻子这么一算，夏艺也怦然心动：没想到哭中还蕴藏着这样大的商机。但他还是绕不过心中的那道坎，以干这种事为耻，所以迟迟没有行动。
不久，那位宾客的母亲真的去世了，他给夏艺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是陈华芳接的。她毫不犹豫地替丈夫接下了明天去“哭丧”的任务，想趁此机会逼夏艺出道。夏艺回来后得知此事，埋怨了妻子一顿，但事已至此，第二天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哭丧”。但这次因为不了解对方家里的情况，惹怒了其儿媳，并由此引起了现场的骚乱。但是他决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把“哭丧”当个正经事做好。夏艺首先努力掌握了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哭法，后又掌握了定点定时流泪的技巧。妻子陈华芳也跟着他一起学习“哭丧”，终于两人都能够做到流泪收发自如。
1996年春节一过，夏艺、陈华芳决定出山。由于经过精心准备与训练，这一场“哭丧”夏艺夫妇表现得很好，名声一下就传开了，不断有人请他们夫妇去“哭丧”。1996年5月，夏艺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招聘了十几个人办起了一个乐队，妻子陈华芳也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从此，夫妻二人专门从事“哭丧”。
有人问夏艺，你对目前所从事的这种职业有什么看法?夏艺诙谐地说：“社会进步了，经济增长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眼泪流不出来了，‘哭丧’职业就应运而生了；人生有太多的无奈，我现在想开了，看透了，凭本事生存，能赚钱养家就行了。”
在温商的观念中，如果你想在社会上走出一条路来，那么就要放下身份和面子，让自己回归到“普通人”。同时，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批评，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走你认为值得走的路。
舍弃面子比放不下面子的人在竞争上多了几个优势：
舍弃面子的人，他的思考富有高度的弹性，不会有刻板的观念，而能吸收各种资讯，形成一个庞大而多样的资讯库，这将是他的本钱。
舍弃面子的人能比别人早一步抓到好机会，也能比别人抓到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没有面子的顾虑。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那些宁愿吃低保，也要保住面子而不愿努力打拼挣钱的人，温商是最瞧不起的。
你会说，当初温商不也一贫如洗吗?但他们能丢掉面子、顶着压力努力赚钱，“自救者得天救”，温商能赚钱而且赚了钱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赚钱，可以不要面子，但是也要为了面子，拼命赚钱。金钱是人生成功的象征，可以改变你的一生。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著名的《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的魔力有着绝妙的论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金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一句话，拥有了金钱，你就拥有了改变人生的筹码。
5．能赚大钱才是最大的面子
在温商看来，面子不值几个钱，能赚大钱才算有面子，这是温商独特的“面子观”。其实，温商也有面子思想，但相对而言，他们很早就突破“面子”思想这一心理障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些肩挑担子的温商，穿行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当地人听不惯的嗓音吆喝着，补锅、修鞋、弹棉花，很多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修一双鞋赚几毛钱没出息，甚至连农民都认为他们干的是很下贱的活。但他们不以为然，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时，温商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现已在更高的平台上大展宏图了。时至今日，他们不仅自身发了财，而且还打造出了像康奈、正泰、红蜻蜓、报喜鸟等一大批巨舰企业，气势恢弘地驶向全国甚至全世界。这是多大的面子啊!
但是，富起来的温商并没丢掉吃苦的精神，吃苦已经成了温商的习惯。谈到吃苦的温商，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有一段令人读之动容的回忆：“很多年前，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县，我遇到了可以算作半个老乡的温州鞋匠，他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颇齐全的补鞋用具，一头是镜子、牙膏等小百货。我试了试，沉甸甸的。他告诉我，开春以来他就是挑着这副担子，踏着初融的积雪，一路追赶骑在马背上不停迁徙的哈萨克部落。牧民们穿的马靴是用牛皮缝制的，一沾地上的雪水，极易磨穿，因而这是挣钱的好时机。但两条腿的人要追上四条腿的马，行吗?这位老乡脱下鞋袜，瞧着满脚的血泡黯然自语：我们是挣血汗钱、卖命钱。他已经快三年没回家了，问我能不能回北京后帮他给家里捎封信，我答应了。第二天我去看他，竟已人去床空，又追赶牧民部落去了。”
中国自古重农轻商。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行业排位也是“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
所以，有的人开始创业时，因为耻于与“商人”联系在一起，就掩饰地说自己做生意是为了创一番事业。但温商实事求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理直气壮地说是为了赚钱!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老板徐勇水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的提问时，他的回答是：“就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
温州人的特点是不怕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事只要有钱赚他们就会干，这种性格的形成跟温州的历史环境有关。温州自然条件不好，山多地少，为了生存温州人也不会顾忌什么面子，机关单位局长的老娘摆摊都无所谓。
比如，在有的人眼里，擦鞋这个职业很难堪，宁可什么也不做，也不去擦鞋。如果生活所迫没有办法也要到离家远一点，熟人少一点的地方去擦。有的地方，东门出、西门进的待业青年很多，而在温州，人人都很忙，大有公司老总，小有作坊的老板，也有在自家门前擦鞋的擦鞋匠，可谓大能力挣大钱，小能力挣小钱，而不像很多人大钱挣不来，小钱又不想挣，死爱面子活受罪。
温州发展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他们最大的发展动力，就是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文化”。温州人认为挣不着钱丢人，看厕所、擦皮鞋挣钱不丢人，为了不丢人而去看厕所、擦皮鞋，自己养活自己，并且通过擦皮鞋、看厕所积累资金，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有些人却认为：“挣不到钱不要紧、没饭吃不要紧，我可不干看厕所、擦皮鞋这些丢人的事。”这就是与温州等先进地区就业观念上的差距，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有的人擦皮鞋是为了谋生，而温州人擦皮鞋是为了创业。以擦皮鞋谋生者也许一辈子都擦皮鞋，而温州人却注定不会一辈子擦皮鞋!这就是温州人的创业观。
南存辉，从昔日温州城内辛苦操劳的小小修鞋匠，几经奋斗终成资产超过亿万美元的年轻富豪，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连续三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其中的跨度之大，变迁之巨，其实就是一部传奇现代版的小鞋匠的故事。
南存辉的父亲是温州乐清柳市镇人人皆知的老鞋匠，小存辉从六七岁开始，就挑着米糠，提着鸡蛋、田螺去街上卖。13岁初中刚毕业，父亲因伤卧床不起。作为长子，南存辉辍学，子承父业。从此，校园里少了一个学子，人们的视野里却多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鞋匠。13岁至16岁，他每天挑着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三年。南存辉回忆起这段“非常经历”时，脸上还是流露出了一些得意，“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胆大心细，脸皮厚一点儿，质量可靠一点儿”。
在修鞋时，南存辉就发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当时乐清柳市有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供销，他们带回了很多信息，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工厂卖出的都是整机，并且大多是成批量卖的，机器的一个零件坏了往往很难买到。具有商业头脑的柳市手工业者抓住了市场需求，把坏机器拆掉卖零件，不少先行者开始制造机器零件，慢慢地柳市出现了装配作坊。16岁的南存辉再也沉不住气，他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四处借钱，最后在一个破屋子里建立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四个人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赚来的第一笔钱只有40元。
三个合作伙伴都沮丧极了，而南存辉却兴奋异常，因为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财富的路子。南存辉鼓励他的伙伴们继续努力，并跟他们说：“我们要干，就要讲究质量，不能赚昧良心的钱。”南存辉在创业的开始就知道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对此，一位在柳市低压电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退出“舞台”的老板说：“当年产品好坏都有人要，我们只图眼前利益，没想到这是条末路。南存辉看得清，他胜我衰，质量是关键。”
10年后，南存辉正式创立了温州正泰集团。此时，摆在南存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坚持自己的绝对控股；另一条是走分红入股、分担风险的道路。
南存辉选择的是后者。对于自己当时的选择，南存辉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当时他并没有太多的钱，高薪待遇他付不起。另外，虽然看起来是让出了股权，但实际上跟随股权让出的还有风险。温州人每个人都不喜欢给人打工，你不给他分红，他就会认为是在给你打工；给他股份他就有老板的感觉了。这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南存辉在温州那些民营企业家群里是出类拔萃的，不光在于他的创业经历，还在于他超前的眼光，他不光超前认识到了质量的重要作用，还首先打破了温州一贯的家族企业的做法。1991年，南存辉拿出家产，与美商合资创办了柳市镇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并且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把自己的家产交出去与别人一起经营管理的做法，遭到了他的家人的不理解以及别人的一些非议。但南存辉有自己的理解：“家庭企业要发展，首先要打破家庭经营。只有走现代企业制度之路，才是家庭企业的出路。”南存辉田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提升“温州模式”开拓了道路。
温州柳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号称“东方电器之都”，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当时，温州柳市的很多家庭企业都做低压电器，尤以1989年左右为最多，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搞低压电器，但问题是没有一家搞得很像样。此时，南存辉意识到柳市的低压电器发展不上轨道，辐射能力不可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如果不进行整合，肯定会形成恶性的竞争。面对当时的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很是担心，甚至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言论，说柳市上千家低压电器厂要倒闭，只形成一两个巨头的局面。在此局面下，南存辉展现了自己大家风范的一面，他发表了《联合：低压电器迎接挑战的必由之路》的文章，分析柳市产业成因，认为重复投资没有前途，只有通过多层次的联合，才能整合资源。文章一经发表，顿时在柳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小业主恨不得马上与正泰联合起来。
1993年，中国的房地产开始趋热，南存辉身边的人觉得房地产有利可图，便动员南存辉投入资金开发房地产。但南存辉却并没有理这些人的话，而是听了专家的话，投入450万，建了低压电器设备检测站。也许当时有人说南存辉是傻子，但是，从长远利益看，固定资产投入虽然回报慢，但正泰却因此被列为二十多个省的免检产品。
其实，南存辉致富的方法，就是抛下一切所谓的面子，敢闯敢做。由于南存辉在低压电器领域心无杂念，一门心思铆足劲儿向前冲，如今，他率领的正泰集团已拥有员工6000余名，总资产8亿元。下设6大专业公司、48家成员企业、800多家协作层企业，形成了集科研、工业、贸易与信息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南存辉成功的例子，是成千上万温州人创业的缩影。从不起眼的小生意、小买卖做起，把赚到钱看做是最大的面子，坚定自己的信念，就一定能在创业的道路上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