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你的说话通不通?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强国的百姓!?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十四, 二, 二十一,北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所载。)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所载。)

【备考】:

青年必读书

伏园先生:

青年必读十部书的征求,先生费尽苦心为青年求一指导。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观,原是当然的结果;富于传统思想的,贻误青年匪浅。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想竟惹起非议。发表过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谦先生那篇文章,我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则熊先生那篇文章实在不敢过责为浅薄,不知现在青年多少韫藏那种思想而未发呢!兹将那位学者的话录后,多么令人可惊呵!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真是什么意思呢!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先生那一点革命精神,不彀他这几句话扑灭,这是多么可悲呵!

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偏僻之地还不晓得“新”是什么,譬如弹簧之一伸,他们永远看那静的故态吧。请不要动气,不要自饰,不要闭户空想,实地去观察,看看得的结果惊人不惊?(下略)

赵雪阳。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所载。)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但也有Imaginist(想像派)和Futurist(未来派)试行活动,一时执了文坛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就一变了,文艺顿有生气,最兴盛的是左翼未来派,后有机关杂志曰《烈夫》,——即连结Levy Front Iskustva的头字的略语,意义是艺术的左翼战线,——就是专一猛烈地宣传Constructism(构成主义)的艺术和革命底内容的文学的。

但《烈夫》的发生,也很经过许多波澜和变迁。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动,是政府和工商阶级的严酷的迫压,于是特殊的艺术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又四五年,为改革这一般的趣味起见,印象派终于出面开火,在战斗状态中三整年,末后成为未来派,对于旧的生活组织更加以激烈的攻击,第一次的杂志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名曰《批社会趣味的嘴巴》!

旧社会对于这一类改革者,自然用尽一切手段,给以骂詈和诬谤;政府也出面干涉,并禁杂志的刊行;但资本家,却其实毫未觉到这批颊的痛苦。然而未来派依然继续奋斗,至二月革命后,始分为左右两派。右翼派与民主主义者共鸣了。左翼派则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艺术的洗礼,于是编成左翼队,守着新艺术的左翼战线,以十月二十五日开始活动,这就是“烈夫”的起原。

但“烈夫”的正式除幕,——机关杂志的发行,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此后即动作日加活泼了。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所以他们自称为艺术即生活的创造者,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藉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通讯

高歌兄:

来信收到了。

你的消息,长虹告诉过我几句,大约四五句罢,但也可以说是知道大概了。

“以为自己抢人是好的,抢我就有点不乐意”,你以为这是变坏了的性质么?

我想这是不好不坏,平平常常。所以你终于还不能证明自己是坏人。看看许多中国人罢,反对抢人,说自己愿意施舍;我们也毫不见他去抢,而他家里有许许多多别人的东西。

迅。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所载。)

通讯

蕴儒兄:

得到来信了。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下略。)

迅。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所载。)

通讯

培良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所载。)

来信

伏园兄:

今天接到向培良兄的一封信,其中的有几段,是希望公表的,现在就粘在下面——

“我来开封后,觉得开封学生智识不大和时代相称,风气也锢蔽,很想尽一点力,而不料竟有《晨报》造谣生事,作糟蹋女生之新闻!

“《晨报》二十日所载开封军士,在铁塔奸污女生之事,我可以下列二事证明其全属子虚。

“一:铁塔地处城北,隔中州大学及省会不及一里,既有女生登临,自非绝荒僻。军士奸污妇女,我们贵国本是常事,不必讳言,但绝不能在平时,在城中,在不甚荒僻之地行之。况且我看开封散兵并不很多,军纪也不十分混乱。

“二:《晨报》载军士用刺刀割开女生之衣服,但现在并无逃兵,外出兵士,非公干不得带刺刀。说是行这事的是外出公干的兵士,我想谁也不肯信的。

“其实,在我们贵国,杀了满城人民,烧了几十村房子,兵大爷高兴时随便干干,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号为有名的报纸,却不应该这样无风作浪。本来女子在中国并算不了人,新闻记者随便提起笔来写一两件奸案逃案,或者女学生拆白等等,以娱读者耳目,早已视若当然,我也不过就耳目之所及,说说罢了。报馆为销行计,特约访员为稿费计,都是所谓饭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其奈之何?

“其实,开封的女学生也太不应该了。她们只应该在深闺绣房,到学校里已经十分放肆,还要‘出校散步,大动其登临之兴’,怪不得《晨报》的访员要警告她们一下了,说:‘你看,只要一出门,就有兵士要来奸污你们了!赶快回去,躲在学校里,不妥,还是躲到深闺绣房里去罢。’”

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这些新闻并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层出不穷:什么“南下洼的大老妖”,什么“借尸还魂”,什么“拍花”,等等。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将它寄奉了。排了进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诗《我的失恋》一般,恭逢总主笔先生白眼,赐以驱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饭碗的罢。但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阿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不宣。请了。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所载。)

【备考】:

并非《晨报》造谣 素昧

昨日本刊《来信》的标题之下,叙及开封女生被兵士怎么的新闻,因系《晨报》之所揭载,似疑《晨报》造谣,或《晨报》访员报告不实,其实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

上述开封女学生被兵士怎么的新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捏名投稿,这位投稿的先生,大约是同时发两封信,一给《京报》,一给《晨报》,(或者尚有他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用观察新闻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对,就送他到字纸篓中去了。《晨报》所揭载的,一字不差,便是这样东西。我所以说并不是《晨报》造谣,也不是《晨报》访员报告不实,至多可以说他发这篇稿欠郑重斟酌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所载。)

一个“罪犯”的自述

《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但我竟有了介绍这一类难得的文艺的光荣。这是一个被获的“抢犯”做的,我无庸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想藉此发什么议论。总之,那篇的开首是说不识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真话,因为那文章是说给教他识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说社会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计如何失败;其次,似乎说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关于抢劫的事,却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点,今都仍旧;错字也不少,则将猜测出来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

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进京来。卖猪。走平字们(则门)外。我说大庙堂们口(门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见我笑。人家说我事(是)个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头写折(着)。清真里白四(礼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骂。后来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东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里。人家给。一百八十大洋元。不卖。我说进京来卖。后来卖了。一百四十元钱。家里都说我不好。后来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个女。他没有学生(案谓儿子)。他就给我钱。给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说买地。买了十一母(亩)地。(原注:一个六母一个五母洪县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个母地文曰(又白?)丢了。后来他又给钱。给了二百大洋。我万(同?)他说。做个小买卖。(原注:他说好我也说好。你就给钱。)他就(案脱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买卖(麦)子。买了十石(担)。我就卖白面(麵)。长新店。有个小买卖。他吃白面。吃来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华民国六年卖白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个钱也没有。长新店。人家后来。白都给了。露娇。张十石头。他吃的。白面钱。他没有给钱。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说。你白(把)钱都丢了。你一个字也不认的。他说我没有处(?)后来。我们家里的。他说等到。他的儿子大了。你看一看。我的学生大了。九岁。上学。他就万(同?)我一个样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民众文艺》所载。)

启事

我于四月二十七日接到向君来信后,以为造谣是中国社会上的常事,我也亲见过厌恶学校的人们,用了这一类方法来中伤各方面的,便写好一封信,寄到《京副》去。次日,两位C君来访,说这也许并非谣言,而本地学界中人为维持学校起见,倒会虽然受害,仍加隐瞒,因为倘一张扬,则群众不责加害者,而反指摘被害者,从此学校就会无人敢上;向君初到开封,或者不知底细;现在切实调査去了。我便又发一信,请《京副》将前信暂勿发表。五月二日Y君来,通知我开封的信已转,那确乎是事实。这四位都是我所相信的诚实的朋友,我又未曾亲自调查,现既所闻不同,自然只好姑且存疑,暂时不说什么。但当我又写信,去抽回前信时,则已经付印,来不及了。现在只得在此声明我所续得的矛盾的消息,以供读者参考。

鲁迅。五月四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报副刊》所载。)

【备考】:

那几个女学生真该死 荫棠

开封女师范的几个学生被奸致命的事情,各报上已经登载了。而开封教育界对于此毫无一点表示,大概为的是她们真该死吧!

她们的校长钦定的规则,是在平常不准她们出校门一步;到星期日与纪念日也只许她们出门两点钟。她们要是恪守规则,在闷的时候就该在校内大仙楼上凭览一会,到后操场内散散步,谁教她们出门?即令出门了,去商场买东西是可以的,去朋友家瞧一瞧是可以的,是谁教她们去那荒无人迹的地方游铁塔?铁塔虽则是极有名的古迹,只可让那督军省长去凭览,只可让名人学士去题名;说得低些,只让那些男学生们去顶上大呼小叫,她们女人那有游览的资格?以无资格去游的人,而竟去游,实属僭行非分,岂不该死?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们虽非为吃饭而失节,其失节则一,也是该死的!她们不幸遭到丘八的凌辱,即不啻她们的囱门上打上了“该死”的印子。回到学校,她们的师长,也许在表面上表示可怜的样子,而他们的内眼中便不断头的映着那“该死”的影子,她们的同学也许规劝她们别生气,而在背后未必不议着她们“该死”。设若她们不死,父母就许不以为女,丈夫就许不以为妻,仆婢就许不以为主;一切,一切的人,就许不以为人。她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抬头一看,是“该死”,低头一想,是“该死”。“该死”的空气使她们不能出气,她们打算好了,唯有一死干净,唯有一死方可涤滤耻辱。所以,所以,就用那涩硬的绳子束在她们那柔软的脖颈上,结果了她们的性命。当她们的舌头伸出,眼睛僵硬,呼吸断绝时,社会的群众便鼓掌大呼曰,“好,好!巾帼丈夫!”

可怜的她们竟死了!而她们是“该死”的!但不有丘八,她们怎能死?她们一死倒落巾帼好汉。是她们的名节,原是丘八们成就的。那么,校长先生就可特别向丘八们行三鞠躬礼了,那还有为死者雪耻涤辱的勇气呢?校长先生呵!我们的话都气得说不出了,你也扭着你那两缕胡子想一想么?你以前在学校中所读过的教育书上,就是满印着“吃人,吃人,”“该死,该死,”么?或者你所学的只有“保饭碗”的方子么?不然,你为什么不把这项事情宣诸全国,激起舆论,攻击军阀,而为死者鸣冤呢?想必是为的她们该死吧!

末了,我要问河南的掌兵权的人。禹县的人民,被你们的兵士所焚掠,屠杀,你们推到土匪军队憨玉琨的头上,这铁塔上的奸杀案,难道说也是憨的土匪兵跑到那里所办的么?伊洛间人民所遭的灾难你们可以委之于未见未闻,这发见在你们的眼皮底下,耳朵旁边的事情,你们还可以装聋卖哑么?而此事发生了十余日了,未闻你们斩一兵,杀一卒,我想着你们也是为的她们该死吧!呀!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报》附设之《妇女周刊》所载。)

谣言的魔力

编辑先生:

前为河南女师事,曾撰一文,贵刊慨然登载,足见贵社有公开之态度,感激,感激。但据近数日来调查,该事全属子虚,我们河南留京学界为此事,牺牲光阴与金钱,皆此谣言之赐与。刻我接得友人及家属信四五封,皆否认此事。有个很诚实的老师的信中有几句话颇扼要:

“……平心细想,该校长岂敢将三个人命秘而不宣!被害学生的家属岂能忍受?兄在该校兼有功课,岂能无一点觉察?此事本系‘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关系河南女子教育,全体教育,及住家的眷属俱甚大,该校长胆有多大,岂敢以一手遮天?……”

我们由这几句话看起来,河南女师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已属千真万确,我的女人在该校上学,来信中又有两个反证:

“我们的心理教员周调阳先生闻听此事,就来校暗察。而见学生游戏的游戏,看书的看书,没有一点变异,故默默而退。历史教员王钦斋先生被许多人质问,而到校中见上堂如故,人数不差,故对人说绝无此事,这都是后来我们问他们他们才对我们说的。”

据她这封信看来,河南女师并无发生什么事,更足征信。

现在谣言已经过去,大家都是追寻谣言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由于恨军界而起的。就是我那位写信的老师也在那封信上说:

“近数月来,开封曾发生无根的谣言,求其同一之点,皆不利于军事当局。”

我们由此满可知道河南的军人是否良善?要是“基督将军”在那边,决不会有这种谣言;就是有这种谣言,人也不会信它。

又有一说,这谣言是某人为争饭碗起见,并且他与该校长有隙,而造的。信此说者甚多。昨天河南省议员某君新从开封来,他说开封教育界许多人都是这样的猜度。

但在京的同乡和别的关心河南女界的人,还是在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还硬说实在真有事,有的还说也许是别校的女生被辱了。咳,这种谣言,在各处所发生的真数见不鲜了。到末后,无论怎样证实它的乌有,而有一部分人总还要信它,它的魔力,真正不少!

我为要使人明白真象,故草切的写这封信。不知先生还肯登载贵刊之末否?

即颂

著安!

弟赵荫棠上。八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京报》附设之《妇女周刊》所载。)

铁塔强奸案的来信 S.M.

丁人:

……你说军队奸杀女生案,我们国民党更应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其团长营长等。我们未尝不想如此。当此事发生以后,我们即质问女师校长有无此事,彼力辩并无此事。敝校地理教员王钦斋先生,亦在女师授课,他亦说没有,并言该校既有自杀女生二人,为何各班人数皆未缺席,灵柩停于何处?于是这个提议,才取消了。后来上海大学河南学生亦派代表到汴探听此事,女师校长,又力白其无,所以开封学生会亦不便与留京学生通电,于是上海的两个代表回去了。关于此事,我从各方面调查,确切已成事实,万无疑议,今将调查的结果,写在下面:

(A)铁塔被封之铁证

我听了这事以后,于是即往铁塔调查,铁塔在冷静无人的地方,宪兵营稽查是素不往那里巡查的,这次我去到那里一看,宪兵营稽查非常多,并皆带手枪。看见我们学生,很不满意,又说:“你们还在这里游玩呢!前天发生那事您不知道么?你没看铁塔的门,不是已封了么?还游什么?”丁人!既没这事,铁塔为何被封,宪兵营为何说出这话?这不是一个确实证据么?

(B)女师学生之自述

此事发生以后,敝班同学张君即向女师询其姑与嫂有无此事,他们总含糊不语。再者我在刷绒街王仲元处,遇见霍君的妻,Miss W.T.Y.(女师的学生),我问她的学校有“死人”的事否?她说死二人,系有病而死,亦未说系何病。她说话间,精神很觉不安,由此可知确有此事。你想彼校长曾言该校学生并未缺席,王女士说该校有病死者二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不是确有此事的又一个铁证么?

总而言之,军队奸杀女生,确切是有的,至于详情,由同学朱君在教育厅打听得十分详细,今我略对你叙述一下:

四月十二号(星期日),女师学生四人去游铁塔,被六个丘八看见,等女生上塔以后,他们就二人把门,四人上塔**,并带有刺刀威吓,使她们不敢作声,于是轮流行污,并将女生的裙,每人各撕一条以作纪念。**毕复将女生之裤放至塔之最高层。乘伊等寻裤时,丘八才趁隙逃走。……然还有一个证据:从前开封齐鲁花园,每逢星期,女生往游如云,从此事发生后,各花园,就连龙亭等处再亦不睹女生了。关于此事的真实,已不成问题,所可讨论的就是女师校长对于此事,为什么谨守秘密?据我所知,有几种原因:

1.女师校长头脑之顽固

女师校长系武昌高师毕业,头脑非常顽固。对于学生,全用压迫手段,学生往来通信,必经检查,凡收到的信,皆交与教务处,若信无关系时,才交本人,否则立时焚化,或质问学生。所以此事发生,他恐丑名外露,禁止职员学生关于此事泄露一字。假若真无此事,他必在各报纸力白其无。那么,开封男生也不忍摧残女界同胞。

2.与国民军的密约

此事既生,他不得不向督署声明,国民军一听心内非常害怕,以为此事若被外人所知,对于该军的地盘军队很受影响,于是极力安慰女师校长,使他不要发作,他自尽力去办,于两边面子都好看。听说现在铁塔下正法了四人,其余二人,尚未査出,这亦是他谨守秘密的一种原因。

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应守秘密的。况女生被强奸,并不是什么可耻,与她们人格上,道德上,都没有什么损失,应极力宣传,以表白豺狼丘八之罪恶,女同胞或者因此觉悟,更可使全国军队,官僚,……知道女性的尊严,那么女界的前途才有一线光明。我对于这个问题,早已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今得痛痛快快全写出来,我才觉着心头很舒宁。

S.M.十四,五,九,夜十二点,开封一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旭光周刊》所载。)

铁塔强奸案中之最可恨者

我于女师学生在铁塔被奸之次日离开开封,当时未闻此事,所以到了北京,有许多人问我这件事确否,我仅以“不知道”三个字回答。停了几天旅京同学有欲开会讨论要求当局查办的提议,我说:警告他们一下也好。这件事已经无法补救了,不过防备将来吧。后来这个提议就无声无臭的消灭了。我很疑惑。不久看见报纸上载有与此事相反的文字,我说,无怪,本来没有,怎么能再开会呢。心里却很怨那些造谣者的多事。现在S.M.君的信发表了(五月二十一日的《旭光》和五月二十七的《京报》附设之《妇女周刊》。)别说一般人看了要相信,恐怕就是主张绝对没有的人也要相信了。

呀!何等可怜呵!被人骂一句,总要还一句。被人打一下,总要复一拳。甚至猫狗小动物,无故踢一脚,它也要喊几声表示它的冤枉。这几位女生呢?被人奸污以后忍气含声以至于死了,她们的冤枉不能曝露一点!这都是谁的罪过呢?

唉!女师校长的头脑顽固,我久闻其名了。以前我以为他不过检查检查学生的信件和看守着校门罢了。那知道,别人不忍做的事,他竟做了出来!他掩藏这件事,如果是完全为他的头脑顽固的牵制,那也罢了。其实按他守秘密的原因推测起来:(一)恐丑名外露——这却是顽固的本态——受社会上盲目的批评,影响到学校和自己。(二)怕得罪了军人,于自己的位置发生关系。

总而言之,是为保守饭碗起见。因为保守饭碗,就昧没了天良,那也是应该的。天良那有生活要紧呢。现在社会上像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但是那无知识的动物做出那无知识的事情,却是很平常的。可是这位校长先生系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受过高等国民之师表的教育,竟能做出这种教人忍无可忍的压迫手段!我以为他的罪恶比那六个强奸的丘八还要重些!呀!女师同学们住在这样专制的学校里边!

唯亭。十四, 五, 二十七,北京。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所载。)

编完写起

(原文见《集外集》从略。)

案:这《编完写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我才知道

时常看见些讣文,死的不是“清封什么大夫”便是“清封什么人”。我才知道中华民国国民一经死掉,就又去降了清朝了。

时常看见些某封翁某太夫人几十岁的征诗启,儿子总是阔人或留学生。我才知道一有这样的儿子,自己就像“中秋无月”“花下独酌大醉”一样,变成做诗的题目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民众文艺》所载。)

“田园思想”

(本文见《集外集》,从略,)

【备考】:

来信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馆,顺便走了进去。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上面不过要表明对于《莽原》的一种渴望,不是存心要耗费先生的时间。今天,我的表弟又把第四期的《莽原》寄给我了,白天很热,所以没有细读,现在是半夜十二时多了,在寂静的大自然中,洋烛光前,细读《编完写起》,一字一字的。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因为这个念头近来把我扰的头昏,时时刻刻想找一些文章来读,借以得些解决。

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开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裁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

先生,我不愿对你说我是怎么烦闷的青年啦,我是多么孤苦啦,因为这些无聊的形容词非但不能引人注意,反生厌恶。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是在流放于Channel Island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Cosett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Anna Korenina”,看副主人Vrosky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及至后来读了Hardy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Tess”,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魔了!不过以Hardy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Wessex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迳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想,顿时消灭的片屑不存。因为照前者的入田园,只能算一种“做”,而“想”却绝对谈不到,平心而论,一个研究学问或作其他事业的人一旦遭了挫折,便去归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简易的工作,和我国先前的隐居差不多,无形中已陷于极端的消极了!一个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痴的可怜,但一遇挫折已便反却,却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许不是这些,但现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所以顺便写了一大堆无用的话。但不知先生肯否给我以稍为明了一些的解释呢?

先生虽然万分的憎恶所谓“导师”,我却从心坎里希望你做一些和厨川白村相像的短文(这相象是我虚拟的),给麻木的中国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书院。六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周刊》所载。)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还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女师大的学生,不是各省的学生么?那么故乡就多在远处,家长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女儿的境遇呢?怎么知道这就是威逼之后的勒令讨饶乞命的一幕呢?自然,她们可以将实情告诉家长的;然而杨荫榆已经以校长之尊,用了含胡的话向家长们撒下网罗了。

为了“品性”二字问题,曾有六个教员发过宣言,证明杨氏的诬妄。这似乎很触着她的致命伤了,“据接近杨氏者言”,她说“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诸人之宣言,……近如所谓‘市民’之演说。……”(六日《晨报》直到现在,还以诬蔑学生的老手段,来诬蔑教员们。但仔细看来,是无足怪的,因为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谁去摇动它,自然就要得到被诬蔑的恶报。

最奇怪的是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此次因解决风潮改组各班学生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恳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藉资防护”云云,发信日是七月三十一日,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着“男生来帮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倘非脑里有些什么贵恙,大约总该不至于此的罢。我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学先生似的来诛心,但以为自己先设立一个梦境,而即以这梦境来诬人,倘是无意的,未免可笑,倘是有意,便是可恶,卑劣;“学笈重洋,教鞭十载”,都白糟塌了。

我真不解何以一定是男生来帮女生。因为同类么?那么,请男巡警来帮的,莫非是女巡警?给女校长代笔的,莫非是男校长么?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这实在是很可佩服的。但将自己夜梦里所做的事,都诬栽在别人身上,却未免和实际相差太远了。可怜的家长,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呢!

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

(八月六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京报副刊》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