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俄画选小引
大约三十年前，丹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游帝制俄国，作《印象记》，惊为“黑土”。果然，他的观察证实了。从这“黑土”中，陆续长育了文化的奇花和乔木，使西欧人士震惊，首先为文学和音乐，稍后是舞蹈，还有绘画。
但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绘画是还在西欧美术的影响之下的，一味追随，很少独创，然而握美术界的霸权，是为学院派（Academismus）至九十年代，“移动展览会派”出现了，对于学院派的古典主义，力加掊击，斥模仿，崇独立，终至收美术于自己的掌中，以鼓吹其见解和理想。然而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所以后来，艺术遂见衰落，而祖述法国色彩画家绥珊的一派（Cezannist）兴。同时，西南欧的立体派和未来派，也传入而且盛行于俄国。
十月革命时，是左派（立体派及未来派）全盛的时代，因为在破坏旧制。——革命这一点上，和社会革命者是相同的，但问所向的目的，这两派却并无答案。尤其致命的是虽属新奇，而为民众所不解，所以当破坏之后，渐入建设，要求有益于劳农大众的平民易解的美术时，这两派就不得不被排斥了。其时所需要的是写实一流，于是右派遂起而占了暂时的胜利。但保守之徒，新力是究竟没有的，所以不多久，就又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破灭。
这时候，是对于美术和社会底建设相结合的要求，左右两派，同归失败，但左翼中实已先就起了分崩，离合之后，别生一派曰“产业派”，以产业主义和机械文明之名，否定纯粹美术，制作目的，专在工艺上的功利。更经和别派的斗争，反对者的离去，终成了以泰忒林（Tatlin）和罗直兼珂（Rodschenko）为中心的“构成派”（Konstructivismus）。他们的主张不在Komposition而在Konstruktion，不在描写而在组织，不在创造而在建设。罗直兼珂说，“美术家的任务，非色和形的抽象底认识，而在解决具体底事物的构成上的任何的课题。”这就是说，构成主义上并无永久不变的法则，依着其时的环境而将各个新课题，从新加以解决，便是它的本领。既是现代人，便当以现代的产业底事业为光荣，所以产业上的创造，便是近代天才者的表现。汽船、铁桥、工厂、飞机，各有其美，既严肃，亦堂皇。于是构成派画家遂往往不描物形，但作几何学底图案，比立体派更进一层了。如本集所收Krinsky的三幅中的前两幅，便可作显明的标准。
Gastev是主张善用时间，别树一帜的，本集只收了一幅。
又因为革命所需要，有宣传，教化，装饰和普及，所以在这时代，版画——木刻、石版、插画、装画、蚀铜版——就非常发达了。左翼作家之不甘离开纯粹美术者，颇遁入版画中，如玛修丁、（有《十二个》中的插画四幅。在《未名丛刊》中。）央南珂夫（本集有他所作的《小说家萨弥亚丁像》）是。构成派作家更因和产业结合的目的，大行活动，如罗直兼珂和力锡兹基所装饰的现代诗人的诗集，也有典型的艺术底版画之称，但我没有见过一种。
木版作家，以法孚尔斯基（本集有《墨斯科》）为第一，古泼略诺夫（本集有《熨衣的妇女》），保里诺夫（本集有《培林斯基像》），玛修丁，是都受他的影响的。克里格里珂跋女士本是蚀铜版画（Etching）名家，这里所收的两幅是影画，《奔流》曾经绍介的一幅，（《梭罗古勃像》）是雕镂画，都是她的擅长之作。
新俄的美术，虽然现在已给世界上以甚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记述却还很聊聊。这区区十二页，又真是实不符名，毫不能尽绍介的重任，所取的又多是版画，大幅杰构，反成遗珠，这是我们所十分抱憾的。
但是，多取版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但竟为艺苑所弃，甚难继续，今复送第五集出世，恐怕已是晌午之际了，但仍愿若干读者们，由此还能够得到多少裨益。
本文中的叙述及五幅图，是摘自昇曙梦的《新俄美术大观》的，其余八幅，则从R.Fueloep–Miller的“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所载者复制，合并声明于此。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夜，鲁迅。
（《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所载。）
文艺的大众化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罢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所载。）
“浮士德与城”后记
这一篇剧本，是从英国L.A.Magnus和K.Walter所译的“Three Plays of A.V. Lunacharski”中译出的。原书前面，有译者们合撰的导言，与本书所载尾濑敬止的小传，互有详略之处，着眼之点，也颇不同。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的参考——
“Ana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以一八七六年生于Poltava省，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Lunacharski族本是半贵族的大地主系统，曾经出过很多的智识者。他在Kiew受中学教育，然后到Zurich大学去。在那里和许多俄国侨民以及Avenarius和Axelrod相遇，决定了未来的状态。从这时候起，他的光阴多费于瑞士、法兰西、意大利，有时则在俄罗斯。
他原先便是一个布尔塞维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斯派的。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占了多数，布尔塞维克这字遂变为政治上的名词，与原来的简单字义不同了。他是第一种马克斯派报章Krylia（翼）的撰述人；是一个属于特别一团的布尔塞维克，这团在本世纪初，建设了马克斯派的杂志Vper?d（前进），并且为此奔走，他同事中有Pokrovski，Bogdánov及Gorki等，设讲演及学校课程，一般地说，是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结社的社员，被流放到Vologda，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Iskra（火花）的一向的编辑，直到一九〇六年被门维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终于回了俄罗斯。
这一点事实即以表明Lunacharski的灵感的创生，他极通晓法兰西和意大利；他爱博学的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在思想中的极端现代主义也一样显著地不同，连系着半中世纪的城市，构成了“现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极像在《无何有乡的消息》里——中世纪的郡自治战争便在苏维埃俄罗斯名词里出现了。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Lunacharski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Blok，是无匹的，可爱的抒情诗人，对于一个佳人，就是俄罗斯或新信条，怀着Sidney式的热诚，有一切美，然而纤弱，恰如Shelley和他的伟大；Esènin,对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鲁而热情地叫喊，这理想，在俄国的人们，是能够看见，并且觉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Demian Bedny是通俗的讽刺家；或者别一派，大家知道的LEF（艺术的左翼战线），这法兰西的Esprit Noveau（新精神），在作新颖的大胆的诗，这诗学的未来派和立体派；凡这些，由或一意义说，是较纯粹的诗人，不甚切于实际的。Lunacharski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Relapsing）。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里面去；至于Blok和Bely，是经验主义者一流，高超，而无所信仰的。
Lunacharski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〇〇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斯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Maeterlinck和Korolenko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
Lunacharski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
十二岁时候，他就写了《**》，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情欲（Lust）,但那修道士和情欲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猥的专制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〇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Oliver Cromwell》和《Thomas Campanella》；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
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
“无论那一个读者倘他知道Goethe的伟大的‘Faust’，就不会不知道我的《浮士德与城》，是被‘Faust’的第二部的场面所启发出来的。在那里Goethe的英雄寻到了一座‘自由的城’。这天才的产儿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问题的解决，在戏剧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个天才和他那种开明专制的倾向，别一方面，则是德莫克拉西的——这观念影响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〇六年，我结构了这题材。一九〇八年，在Abruzzi Introdacque地方的宜人的乡村中，费一个月光阴，我将剧本写完了。我搁置了很长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环境中，Geneva湖的St. Leger这乡村里，我又作一次最后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Cut）。”（柔石摘译。）
这剧本，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确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死后，戏剧也收场了。然而在《实证美学的基础》里，我们可以发见作者所预期于此后的一部分的情形——
“……新的阶级或种族，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是成了习惯。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大概断断续续。在种种处所，在种种时代，人类开手建设起来。而一达到可能的程度，便倾于衰颓。这并非因为遇到了客观的不可能，乃是主观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为后来的世代，却和精神的发达，即丰富的联想，评价原理的设定，历史底意义及感情的生长一同，愈加学着客观底地来享乐一切的艺术的。于是吸雅片者的呓语似的华丽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蓝，压人地沉重地施了烦腻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庙宇，希腊人的雅致，戈谛克的法悦，文艺复兴期的暴风雨似的享乐性，在他，都成为能理解，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新的人类的这完人，于人类底的东西，什么都是无所关心的。将或种联想压倒，将别的联想加强，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处，唤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绪来。能够并无信仰，而感动于孩子们的祷告，并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亚契莱斯的破坏底的愤怒，能够沉潜于浮士德的无底的深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欢娱底的笑剧和滑稽的喜歌剧。”（鲁迅译《艺术论》，一六五至一六六页。）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可说明卢那卡尔斯基当革命之初，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在这里也使开辟新城而倾于专制的——但后来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们的歌颂中的原因。这在英译者们的眼里，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复故”的东西了。
所以他之主张择存文化底遗产，是因为“我们继承着人的过去，也爱人类的未来”的缘故；他之以为创业的雄主，胜于世纪末的颓唐人，是因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而颓唐人则自置于人间之上，自放于人间之外，于当时及后世都无益处的缘故。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而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
Lunacharski的文字，在中国，翻译要算比较地多的了。《艺术论》（并包括《实证美学的基础》，大江书店版）之外，有《艺术之社会的基础》（雪峰译，水沫书店版），有《文艺与批评》）（鲁迅译，同店版），有《霍善斯坦因论》（译者同上，光华书局版）等，其中所说，可作含在这《浮士德与城》里的思想的印证之处，是随时可以得到的。
编者，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海。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在北大讲演纪录
我四五年来未到这边，对于这边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怎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蔑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倘说他反对皇帝是为了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静静的顿河”后记
本书的作者是新近有名的作家，一九二七年珂刚（P.S.Kogan）教授所作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还未见他的姓名，我们也得不到他的自传。卷首的事略，是从德国辑译的《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Dreising neue Erxaehler des newen Russland）的附录里翻译出来的。
这《静静的顿河》的前三部，德国就在去年由Olga Halpern译成出版，当时书报上曾有比小传较为详细的绍介的文辞：
“唆罗诃夫是那群直接出自民间，而保有他们的本源的俄国的诗人之一。约两年前，这年青的哥萨克的名字，才始出现于俄国的文艺界，现在已被认为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们中的一个了。他未到十四岁，便已实际上参加了俄国革命的斗争，受过好几回伤，终被反革命的军队逐出了他的乡里。
“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开手于一九一三年，他用炎炎的南方的色彩，给我们描写哥萨克人（那些英雄的，叛逆的奴隶们Pugatchov, Stenka Rasin，Bulavin等的苗裔，这些人们的行为在历史上日见其伟大）的生活。但他所描写，和那部分底地支配着西欧人对于顿河哥萨克人的想像的不真实的罗曼主义，是并无共通之处的。
“战前的家长制度的哥萨克人的生活，非常出色地描写在这小说中。叙述的中枢是年青的哥萨克人格黎高里和一个邻人的妻阿珂新亚，这两人被有力的热情所熔接，共尝着幸福与灭亡。而环绕了他们俩，则俄国的乡村在呼吸，在工作，在歌唱，在谈天，在休息。
“有一天，在这和平的乡村里蓦地起了一声惊呼：战争！最有力的男人们都出去了。这哥萨克人的村落也流了血。但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这就是逼近目前的革命豫兆。……”
出书不久，华斯珂普（F.K.Weiskepf）也就给以正当的批评：
“唆罗诃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我看来好象是一种豫约——那青年的俄国文学以法兑耶夫的《溃灭》，班弗罗夫的《贫农组合》，以及巴贝勒的和伊凡诺夫的小说与传奇等对于那倾耳谛听着的西方所定下的豫约的完成；这就是说，一种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生长起来了，这种文学，它的浩大就如俄国的大原野，它的清新与不羁则如苏联的新青年。凡在青年的俄国作家们的作品中不过是一种豫示与胚胎的（新的观点，从一个完全反常的，新的方面来观察问题，那新的描写），在唆罗诃夫这部小说里都得到十分的发展了。这部小说为了它那构想的伟大，生活的多样，描写的动人，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我们紧张地盼望着续卷的出现。”
德译的续卷，是今年秋天才出现的，但大约总还须再续，因为原作就至今没有写完。这一译本，即出于Olga Halpern德译本第一卷的上半，所以“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的事，在这里还不能看见。然而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但能否实现，却要看这古国的读书界的魄力而定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六日。）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小说《士敏土》为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关于那内容，戈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曾有简要的说明。他以为在这书中，有两种社会底要素在相克，就是建设的要素和退婴，散漫，过去的颓唐的力。但战斗却并不在军事的战线上，而在经济底战线上。这时的大题目，已蜕化为人类的意识对于与经济复兴相冲突之力来斗争的心理底的题目了。作者即在说出怎样地用了巨灵的努力，这才能使被破坏了的工厂动弹，沉默了的机械运转的颠末来。然而和这历史一同，还展开着别样的历史——人类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蜕变的历史。机械出自幽暗和停顿中，用火焰辉煌了工厂的昏暗的窗玻璃。于是人类的智慧和感情，也和这一同辉煌起来了。
这十幅木刻，即表现着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由散漫而有组织，因组织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见人类心理的顺遂的变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顾及两种社会底要素之在相克的斗争——意识的纠葛的形象。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写实底地显示心境，绘画本难于文章，而刻者生长德国，所历的环境也和作者不同的缘故罢。
关于梅斐尔德的事情，我知道得极少。仅听说他在德国是一个最革命底的画家，今年才二十七岁，而消磨在牢狱里的光阴倒有八年。他最爱刻印含有革命底内容的版画的连作，我所见过的有《汉堡》，《抚育的门徒》和《你的姊妹》，但都还隐约可以看见悲悯的心情，惟这《士敏土》之图，则因为背景不同，却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
小说《士敏土》已有董绍明蔡咏裳两君合译本，所用的是广东的译音；上海通称水门汀，在先前，也曾谓之三合土。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