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图书馆以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来征序于寅恪。寅恪受而读之，以为敦煌写本之有题记者不止佛教经典，而佛教经典之有题记者此编所收亦尚未尽，然即取此编所收诸卷题记之着有年月地名者，与南北朝隋唐之史事一参究之，其关系当时政治之变迁及佛教之情况者，约有二事，可得而言：一则足供证明，一则仅资谈助，请分别陈之。
此编所收写经题记之着有年号者，上起西晋，下迄北宋，前后几七百年，而其中属于杨隋一朝及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者，以比例计之，最居高位。隋书叁伍经籍志佛经类总序（通鉴壹柒伍陈宣帝纪太建十三年条同）云：
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寅恪案，杨氏有国不及四十年，而此编所收写经题记之着有开皇仁寿大业之年号者，凡三十有六种。故知史氏谓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实非夸大之词。李唐开国，高祖太宗颇不崇佛。唐代佛教之盛，始于高宗之世。此与武则天之母杨氏为隋代观王雄之后有关。武周革命时，尝藉佛教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盖武曌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创局，实为吾国政治史中一大公案。寅恪昔已详论（见拙着「武曌与佛教」），兹不复赘。今观是编所收写经题记，着有唐高宗武则天之年号者，若是之众，亦可征当时佛教之盛，所谓足供证明者是也。又是编所收写经题记，其着有中国南方地名或南朝年号者，前后七百年间仅得六卷。（敦煌本古逸经论章疏并古写经目录尚有天监十一年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此编所未收。吴越钱氏舍入西关砖塔之宝箧印陀罗尼经实出现在南方，不应与其他西北出土诸经并列，故不置论。又是编所收尚有其他西北诸地如吐峪沟等所出经卷，若严格论之，亦非「敦煌石室」一名所能概括。然则是编之题「敦煌石室写经」者，盖就其主要部分北京图书馆所藏者言之耳。恐读者误会，特为声明其义于此。）除南齐武帝永明元年所译之佛说普贤经一卷外（此编误题为妙法莲华经），其余诸卷皆书于梁武帝之世，而其中天监五年所写之大涅槃经特着明造于荆州。论者谓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尤崇内法，而江左篇章之盛，亦无逾梁时，（见广弘明集叁阮孝绪七录序。）则齐梁时代写经必多。南朝写经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入北地，其事固不足异。又后梁为西魏周隋之附庸者三十余载。襄阳之地，既在北朝西部统属之下如是之久，则南朝写经之因以辗转流入西北，亦非甚难也。寅恪以为此说虽是，然犹有未能尽解释者。盖如论者之说，南朝所写诸经，既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入北地，又经后梁属境转至西北，亦非难事，则南朝帝王年号之在梁武以后者，与夫隋唐统一时代，南方郡邑之名，何以全不见于此编所收写经题记之中？（此编惟仁寿元年所写摄论疏有辰州崇敬寺之语，可指为隋代南方地名之题记，但此题记残缺不完，尚有疑义，亦未能断定也。此文成后十年，承赵万里先生告以「辰」字当是「瓜」字之误认。赵说甚是。积岁疑滞，一旦冰释。附识于此，以表钦服感谢之意。）夫陈及隋唐，中国南方佛教依然盛行，其所写经卷，竟不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至西北，是何故耶？且后梁君临襄土三十余载，祖孙三世佛教信仰未尝少替，则其封内所写佛经，自应不尠，何以其三世之年号（此编有天保一年所写妙法莲华经一卷，当是北齐高洋之天保，非后梁萧岿之天保也。）与其封内地名连文者，亦不于此编少留迹象乎？由此观之，恐尚别有其故也。兹姑妄作一假设，以解释之。北齐书叁拾崔暹传（北史叁贰崔挺传附暹传同）云：
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
道宣续高僧传壹叁吉藏传略云：
王又于京师置日严寺，（寅恪案，「王」指晋王即隋炀帝。）别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辇，道俗云奔。在昔陈隋废兴，江阴凌乱，道俗波迸，各弃城邑，乃率其所属，往诸寺中，但是文疏，并皆收聚，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故目学之广，勿过于藏，注引弘广，咸由此焉。
又同书壹陆僧实传云：
逮太祖（宇文泰）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以真谛妙宗，条以问实。既而慧心潜运，南北疏通，即为披抉，洞出情外，并神而服之。
广弘明集贰贰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云：
至尊（隋文帝）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余熸相煽。爰受庙略，重清海滨，役不劳师，以时宁复。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朞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频属朝觐，着功始毕。今止宝台正藏，亲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则慧日法灵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而梵宫互有大小，僧徒亦各众寡，并随经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恳至，受者亦宜殷重。长存法本，远布达摩。必欲传文，来入寺写，勿使零落，两失无作。
隋书叁炀帝纪上略云：
［开皇］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及陈平，复拜并州总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领武候大将军。明年归藩。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
寅恪案，隋书贰高祖纪略云：
［开皇］十五年正月庚午，上以岁旱，祠太山以谢愆咎。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之。冬十月乙丑，皇太子勇及诸子并废为庶人。十一月戊子，以晋王广为皇太子。
又通鉴壹柒柒隋纪高祖纪开皇十年云：
以并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详见隋书贰高祖纪下及肆捌杨素传等。）
据此，晋王广镇江都每岁一朝，即愿文所谓：「频属朝觐」者也。其「着功始毕」，虽未能定于何年，但其次藏以下所分贮之寺院慧日等道场，悉不在南而在北。其正藏既用以自随，则炀帝自立为皇太子之后，亦必移运北行，以便「躬亲受持」无疑。然则炀帝所广搜之南朝佛典，皆已尽数输之于北土矣。南北朝政治虽为分隔对立，而文化则互相交流影响，佛教经典之由私人往来携取由南入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颇多，不劳举证。但此类由南朝输入北国之佛经，若在平时，仅经一二私人携取或收聚，如崔暹之得梁武之赞许者，实为例外。至其余通常之人，则其数量更不能不遭限制。盖有资力及交通法禁等困难也。故众多数量之收聚及输送，其事常与南北朝政治之变迁有关。如吉藏因陈亡之际，得大收经卷，其后入京，则所洮简之南朝精本，当亦随之入北。五十余蜀僧各怀经部北至长安，使僧实得通南朝佛教之新义。此二例虽为私人之收聚及输送，然非值南北朝政治之变迁，则难以致此，至若隋炀帝因江南高智慧等之乱，悉收南朝之经卷，而输之北方，其措施非私人资力之所能，且与南北朝政治之变迁有关，固不待言也。
由是言之，南朝经卷之输入北方，其数量较多者，如吉藏之所收，隋炀之所藏，皆在陈亡之后，故其中至少有写在陈时及造于吴地者。又历李唐一代，迄于北宋，更四百年，其间佛教流行既南北相同，则南方写经之数量，亦应不大异于北土。而今检此编题记，其有南朝年号者，仅南齐武帝永明之五卷而已。是敦煌经卷之写于南朝或南方者，当非复吉藏蜀僧及隋炀所收送之余，恐亦无李唐五代北宋时南方所造者在也。
夫经卷较多数量之自南入北，既如前述，大抵由南北朝政治变迁所致，而敦煌写经题记之着有南朝年号者，则又属于南齐之世。依此而论，故颇疑天监五年造于荆州之一卷，乃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陷没时北朝将士虏获之战利品，后复随凯旋之军以北归者。考西魏所遣攻梁诸大将中，惟杨忠即后来隋之太祖武元皇帝，其人最为信佛。（详见拙着「武曌与佛教」中杨隋皇室之佛教信仰条。）周书壹玖杨忠传（北史壹壹隋本纪略同）略云：
及于谨伐江陵，忠为前军，屯江津，遏其走路。及江陵平，朝廷立萧詧为梁王。保定四年，乃拜总管泾幽（寅恪案，「幽」当依赵明诚金石录贰贰普六茹忠墓志跋作「豳」。）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天和三年以疾还京。
然则西魏之取江陵，杨忠既参预其事，后又为泾豳灵云盐显六州总管，居西北之地凡五岁之久，则此梁武之世荆州写造之佛典，殆为杨忠当日随军所收，因而携往西北，遂散在人间，流传至于今日。按诸旧史，征以遗编，或亦有可能欤？此则未得确证，姑作假设，以供他日解决问题之参考，所谓仅资谈助者是也。若此仅资谈助之假设，而竟为史实，则此编所收南朝数卷之佛典，盖当年江陵围城之内，萧七符拔剑击柱，文武道尽之时，不随十四万卷图书而灰飞烟灭者，是诚可幸可珍，而又可哀者矣。尝谓释迦氏之教其生天成佛之奥义，殊非凡鄙浅识所能窥测，但此写经题记竟得以残阙之余，编辑搜罗成于今日，颇与内典历劫因缘之说若相冥会，是则贝多叶中果有真实之语，可以信受不疑者耶？质之大雅君子，亦当为之一笑也。
（原载一九三九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捌本第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