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的是，《西游记》的内涵越来越为世人所知。早在上世纪初，胡适、鲁迅等人就提出《西游记》影射了现实官场，孙悟空则被考据成了一位大无畏的“反帝反封建斗士”，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这些“封建统治者”被孙斗士打得狼狈不堪，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虚伪、软弱、怯懦，热情讴歌了斗士的伟大革命情怀！而取经路上妖魔成群，师徒四人不畏艰险，铲妖除魔，最终取得真经，更是热情讴歌了劳动人民坚贞不屈的革命斗志。当然，最著名的论断还是妖怪的结局一没背景的一棍子打死，有背景的老板带回去，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场的阴暗本质。
2009年，吴闲云出版的《煮酒探西游》可谓现代“西学”的一个里程碑。吴大师摆脱了长期以来中小学教科书文学常识部分对《西游记》的模块式解读，更摆脱了86版电视剧和各路影视作品的强化印象。尤其是他揭穿了红孩儿实为太上老君私生子的内情，开启了以官场法则解读《西游记》的新思潮。在此，我们应该对吴大师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又涌现了不少类似作品，比如六铃使者的《揭秘取经门》、英熊北游的《天庭内幕》、赫克托耳的《七大圣全传》、叶之秋的《勘破西游》等都可谓是“西学”的发展。我赞同吴闲云的一个论断：不久的将来，“西学”将会成为比“红学”更显赫的学问。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股“西学”潮尚有一个瓶颈一分析者往往己经拥有了较高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但尚欠缺较强的明史基础。刘乃达提出解读《西游记》要结合明朝尤其是嘉靖朝的现实历史，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玉帝就是嘉靖帝，太上老君是严嵩，如来是徐阶的新观点，可以说极大地提升了“西学”的史学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