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之训为容，其诗为舞诗，阮元说至不可易。详拙著《周颂说》，今不复述。
如上所解，则全部《诗经》之部类皆以地理为别，虽《颂》为舞诗，《雅》证王朝之政，亦皆以方土国家为部类者。有一现象颇不可忽略者，即除《周诗》以外，一国无两种之诗。鲁宋有《颂》，乃无《风》，其实鲁之必有《颂》外之诗，盖无可疑。即就《周诗》论，豳王异地，雅南异统，雅为夏声，乃中国之音，南为南方，乃南国之诗。当时江淮上之周人殖民地中两种音乐并用，故可曰“以雅以南”。今试为此四名各作一界说如下：
《大雅》《小雅》 夏声
《周南》《召南》 南音（南之意义详《周颂说》）
王国 东周之民政
豳诗 周本土人戍东方者之诗（说见后）
所谓四方之音
在后来所谓国风之杂乱一大堆中，颇有几个地理的头绪可寻。《吕氏春秋·音初》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固不可当作信史看，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深知各方之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所谓国风中系统有若干符合，现在引《吕子》本文，加以比核。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战国末人，必犹及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才可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不免用了他们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证明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起兴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当即填词之初步，特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说者不一。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据汉中，辛余靡振土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或也在西音范围之内。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者，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字，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风》。疑《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之统治阶级用周旧词，采奄方土乐之诗（此说已在《周颂说》中论及）。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固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固知其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朔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或者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其他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重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都是南国的诗，并没有岐周的诗。南国者，自河而南，至于江汉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里建设了好多国。在周邦之内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诸侯统于方伯者曰召南。南国称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厉王时方伯，共和行政时之大臣，庇护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日辟国百里”。这一带地方虽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当西周声教最盛时，竟成了文化中心点，宗周的诸侯，每在南国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优美，直到后来为荆蛮残灭之后，还保存些有学有文的风气。孔子称“南人有言”，又在陈蔡楚一带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观的人，《中庸》上亦记载“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这些南国负荷宗周时代文化之最高点，本来那时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东大的（宣王时周室还很盛，然渭北已是狁出没地，而渭南的人，与散地为邻者当不远于镐京，已称王了。不知在汉中有没有疆土，在巴蜀当然是没有的。若关东则北有河东，南涉江汉南北达二千余里）。我们尤感觉南国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国的一部本是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旧文化区域（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汉东），更缘边启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记拓土南服），自然发生一种卓异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南》《召南》是这一带的诗，《大雅》《小雅》也是这一带的诗，至少也是由这一带传出，其较上层之诗为《雅》，其较下层之诗称《南》。南国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诗多数属于夷厉宣幽，南国为荆楚剪灭于鲁桓庄之世，故《雅》《南》之诗不少一部分属于东周之始。已是周室丧乱后“哀以思”之音。
二《南》有和其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适用，其他《国风》全与体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动**，一往无节制的。
《周南》《召南》是一题，不应分为两事，犹之乎《邶》《鄘》《卫》之不可分，《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诗的阶级
以地望之别成乐系之不同，以乐系之不同，成《诗三百》之分类，既如上所说，此外还有类分《诗三百》的标准吗？曰应该尚有几种标准，只是参证的材料遗留到现在的太少了，我们无从说确切的话。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颂》，《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国风》，各类中，在施用的场所上颇有一种不整齐的差异。《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人，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言，其详未必尽合也。
〔注〕《邶》《鄘》《卫》以下之《国风》中，只《定之方中》一篇类似《小雅），其余皆是民间歌词，与礼乐无涉（王柏删诗即将《定之方中》置于《雅》，以类别论，固可如此观，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国之《雅》，非与《邶风》相配者）。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诗篇之次序
今见《诗三百》之次叙是绝不可靠的，依四始之义，这次叙应该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这是后来的系统哲学将一总集化成一个终始五德论的办法，是不近情理的。不过传经者既以诗之次序为不可移，乃有无数的错误，即如《大雅》内时代可指的若干诗中，因有一篇幽王时的诗在前，乃不得不将以后的诗都算在幽王身上了。这个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来，不待多所辩证，现在但论《大雅》中几篇时代的错误。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说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太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九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犹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科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之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宜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不能是追记的。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义）的话，乃和平的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之一篇，实是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过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选自《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