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完时，已经是开笔十四年之后，距离“文革”结束也已经四十多年了。“文革”时十几岁大的人，对那一场灾难都还有深刻的记忆。但是人的记忆常是靠不住的，有的人虽有深刻记忆，但不愿意再认真思考它，有的人虽然思考了，但记事也已模糊，判断就不怎么准确，甚至出现错误，乃至其观点与以前截然相反，如此等等。“文革”后我们就有担忧，如鲁迅说的：“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过了多少年，时间让我们相信，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像我这样的书，大概只有近一二代的人读得懂，后代看懂的是需要很多知识的铺垫的有心人。所以让人懂“文革”，不但要反造假，还要提倡有知识，同时也要有正常的思维。
有的人为“文革”翻案，想把它的性质给颠倒过来，说“文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些人，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事物。比如，他们为某人叫好，吹她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为人类艺术事业做出了多么多么大的贡献；说她从大上海奔赴延安，就说明她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这种奇怪的逻辑推理的无稽之谈，除了说他无知，怕只能说他是思维非正常。这样一些“左派”言论甚嚣尘上，让人真感到第二次“**”又要来了。
为什么“文革”那样惨痛的教训，会有一天失去它的意义？为什么说那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伟大天才的一次未来世界革命的有益“演习”？这些论调，在“文革”当中就曾作为鼓动造反的口号经常出现，早已臭名昭著，而现在为什么又“香”了起来？那些“左派”和无知者，不相信“文革”的灾难曾经发生过，他们没有受过那样的痛苦，就认为那样荒诞的事不可能发生。但是那么多的自杀者，难道是他们活得不耐烦了吗？如果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有幸听一下“文革”以后冤狱“平反”以及那些狱中亲历者说的话，看一看他们的情绪，那么，这些疑虑者就会多一份见识，多一分有益的思考；或者会变得哑口无言。“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为被冤杀的人平反，并非多此一举；除了对其本人负责以外，也是对“文革”的一个评判。为什么要拿千万人的生命来搞一次“演戏”？不是思维不正常又是什么？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又是什么？不但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其行是那样，怎能掩盖得过去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类似“文革”这样的灾难的容忍度、遗忘度会越来越大。这个“度”的百分比越大，人们对它的欢迎度就越大，厌恶度就越小。“文革”作为一次人类灾难，它威胁到的人数比“二战”当然要小一点，于是有人就认为可以容忍，甚至认可乃至欢迎。随着时间推移，或由于事后人们的觉悟程度、关注程度的不同，那些“度”的增减都会受到影响而变化。历史的失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要谨防这一类记述着人类相残的事的资料遗失。
我们希望“文革”的民间档案不要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也不希望它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是一个踽踽独行的孤独的孩子，请不要受到后娘的虐待。既然上帝给了他灵魂，他就有现身和存活的权力。
我这部小说，其中的人物是他自己，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人物各有言行、思想、立场，各有倾向，是社会的构成部分。笔者依实而创作，虽然其中也有显示一定的倾向性的地方，但总体是依照各种现实的角度来写的。小说人物的思想言行，不一定全是作者的观点。书中大多数人物是普通人，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而在当时却是社会主流。当时反对“文革”反对专制的是暗流，实质上是社会的主流；而那些浮在上面的“左情”狂热只是表象，且大多是身不由己。所以“暗流”才是社会实质，是主流。文中有一些情节是想象虚构的，读者不能因为有虚构，就认为不真实。比如第五章二十六节“假设的‘对等’辩论”，那样的“对等”虽然事实上不会发生，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内心里是存在的。
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后来人，为“文革”中的一些造作气息所迷惑，凭空想象，以为那里面有很多“鼓舞”人的东西，再加上后来人又附丽进去一些所谓革命理想的正面装饰，便以为它是代表了社会的进步一面。这些后来者没有经过“文革”的痛，就以为它不但没有痛，而且有一种神秘的痒心的“幸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般诱人。这种无稽想象是很有害的，必须予以充分注意。无知者和恶意者为“文革”翻案是必然的，对此，社会正义应当警惕并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