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关于“人”的话题，大家有很多要说的，于是更加热烈地交谈了起来。
“人”这个万物之灵是最丰富最复杂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只从形式就能分出很多，除了以往按正统观点划分的英雄、常人、敌人以外，现在又可以细分出“右派”“地富”“叛徒”“坏人”等等；只这几类人里面，就蕴藏着丰富的人性资源，有说不尽的故事。
“右派分子”这个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制造出来的特殊群体，不是按阶级的标准划分出来的，也不是以政治意识分划的，他们作为“人”的行状也有点不伦不类。如果以财产来衡量，他们的经济状况各异，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如果以思想来分，他们的思想意识又是千差万别，也无法联系起来；如果按政治立场来分，更是复杂得难以归类……总之，他们根本不是一类人。那就只有一个标准：“右”。这是一个“运动”的产物，是由一个“概念”划分的一种人，一种特殊的人。归到“右”字号里面，是加上了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莫须有”的状态，比如，你行为很别扭，不听指挥，说话异样，不合规范，让“我们”听了挠心；你这个人好像是另一类，衣服不像样，走路姿势也怪，如此等等。那就是说人除了以财产、思想、政治立场分“左”“右”以外，还可以按“感觉”来划分。
“右派”分子群里，有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跟共产党一起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强的革命者，有学理见解各色各样的学者文化人，有直率地见一说一见二说二的普通人，有乘机发泄不满情绪的抗颜犯上的人，也有敏感到政治气候不正常想闭口不说话可是又被逼无奈非说不可便说了两句“今天天气呵呵呵，请领导注意身体”之类应付差事的话便被怀疑有“二心”而给划进去的苦情人，更有因为上级“分配”的百分之几的名额比例凑不够数而趁他上厕所之机被填上名字上报充数的至死糊涂不明就里的蒙冤者……
“右派”这个人群，以前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写他们一律都写成了“坏人”，后来又把他们都写成了“好人”，这就是一种概念化的艺术形象。其实，这个群体里“好”“坏”都有，还有不好不坏的人；有丰富的人，有简单的人，也有外表单纯而内心复杂的人；成分杂乱，品格各异，真是色彩缤纷的一群。当然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这里所谓的“小人”，是从人性学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平常认为的害人利己品质恶劣的那一种人。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原本有自己的原生态特性，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又生出了一些各自的品性：有为了获取个人得救而诚心“改造”者，有为苟全性命而卑躬屈膝者，有心怀不轨而默默隐忍者，还有不少生性刚强品格端正并对所干的工作一丝不苟好像要证明“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那样一种人。有的人，生来就是一个口头流利的人，反应灵敏遇事爱说话，结果就吃了“爱说”的亏，被划成了右派。就是这个性格，“叽叽叽”“喳喳喳”，让人很“讨厌”，后来平反右派帽子给摘掉了，老毛病还是不改，总爱说长道短，有人恨他说：“这种人就应该打成右派！”还有个别人，在当“右派”的时候，见了人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平反”以后趾高气昂，好像认不得人了……如此等等，都反映了这群人有不同的性格、人格。不过，不论他们有多少毛病和错误缺点，大体上说，他们都不是穷凶极恶，不是心肠歹毒，不是卑鄙无耻的人。他们除了“毛病”，当然更有诸多优秀的地方，不过他们的优点往往被人们忽视，而毛病却很容易被人们想起来。
江其平认为，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群，很有写头，并不是因为他们蒙冤，而是他们的性格里有很宽的叙写空间。这是一帮内涵很丰富的人，若是在他们那个“右”字标牌下来提炼创造故事，发掘拓展他们的人品、性格、才能、情感等等，就能塑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把他们写得“坏”也可以，写得很“好”也不为过，都是完全应该的。这是一个人群宝藏，能作很多情采纷呈的文章。
几十万“右派”，只有一点相同，就是结局相同：都是受到了政治迫害而后又被平反。大部分写右派的文学作品只局限在这一点上塑造人物，千人一面，没有什么生动可言，只是一种遭受了政治迫害又被平反了的概念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个性共性丰满的“右”的形象。它是用“政策”这个标尺塑造出来的，没有血肉在人体里面。所以不管写成“好人”或写成“坏人”，都是某一特色情景下为了体现“政策”而“典型化”的。
“地主分子”也一样，经过文艺的“典型化”以后就只有千人一面的富豪恶霸型的形象。这种形象固然是更“集中”更“强烈”了，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地主分子除了部分穷凶极恶心肠歹毒的以外，也有很多是并不像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恶人；甚至还有不少是做了许多善事的人。艺术作品把他们最“恶”的人性“集中”地“典型化”进形象中，这个“典型”就只剩下他“那个”形象的意义，而不会有“普遍性”的意义。一些正统的艺术形象，都只是显示某一类特定的性质，比如黄世仁和他的妈等等人，都是一些被“典型化”了的人物，他们只是些色彩单一的卡通式符号，比《红楼梦》里的贾母要简单得无法可比——贾母也是地主，但具有多重性格，含有丰富的内容。正统的主流文艺家运用他们“认定”的共性，用塑造土匪恶霸的方法创造形象，就只塑造了一个“个案”。而这样的形象，让他代表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去“教育”人，在不更事的热血青少年那里，就会烙下很深刻很长远的印痕——他们对极端的煽情和浪漫主义的**缺乏免疫力。为了让后世子孙全面正确地理解世界，文艺家们应该更准确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检讨一下片面不周的偏激观点和作品的危害，不要让那些假作再流传了。
“地主分子”这个名称，在中国现代的政治平台上，几十年来被明诏大号地宣布为“非人”，让人深恶痛绝。因其内容极其简略，被简化成卡通符号，对这样的人的处治以及处死，往往十分简单。地主分子打过穷人一个耳光，就成了革命胜利以后他被枪毙的罪证；而夺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共产党员打了地主分子及其子女无数个要命的耳光，却难说有谁会去主持公道。这就是“小事”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被人为地“深化”渲染以后的命运变化，是一种历来不曾多见的社会变异。每一个人都兼有正面和反面的性质，“地主分子”这样的社会角色也有这样的性质。尽管在社会大动**中把他们划进了“反面”里头，但他们的“正面”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为了发动群众，将一件偶然的事确认为“典型”，组织起强大的写作班子，向宣传政策的目标趋进，向主题靠拢，反复修改，使它变成一个能鼓动人心激起群愤的事，达到“鼓励”“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个普通的社会矛盾，经过“加工”，就被创造成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它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吗？经过考查就会发现，那些引发作者“灵感”的事情，很多都不是普遍的事，但是作者抓住它，就演绎成了一些煽情的故事。
曲原说，后代只知道，无产阶级舞台上的白毛女、吴琼花的苦难，但无法想象出“文革”中整个家庭被灭门的事。如果那些当时主持杀害这些家庭的领导人物，出现在文艺舞台上，人们会不会义愤填膺，会像延安时代那样，发生战士要枪打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陈强那样的事？
陈山疑问说：“一个偶然事件被艺术典型化，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典型，而几十万以至千万人，那样的遭遇，为什么不能成为典型代表一个时代？”
刘故芝解释说：“这个原因就是‘时代’的需求，时代不‘需要’，他就不会成为‘典型’。‘典型’有真实的和人为制造的区别：生活中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和事的真正本质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而另有一种是人为地特意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出于政治目的，加进去很多强化了的‘理想’化的特殊因素，生活的事实被扭曲了，不具有普遍性，那就不是真正的典型。人为地违背生活真实制造出来的‘典型’，是虚假的，不能代表一个时代。”
陈山坚持问：“事实是，它就在冒充一个时代的代表！”
刘故芝补充说：“后代人更相信强者书写的历史；强势的群体，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弱势群体，在艺术创作上也是这样。”
艺术上僵化的“典型化”手段，机械地运用“共性”，比如无产者的纯朴坚强，地主的狭隘狠毒，资本家的灵变狡猾，一般凡人的平庸无能等等，都固化下来成为一个代表符号。其实那些特性，任何群体都会有，若是固定地专人套用，塑造出的形象必然是僵死的。这样的形象，缺乏普遍性的社会现实基础，仅凭“认定”的成见，唯心地想象臆造。这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特用的一种创作手段，所以，我们有理由质疑这样的艺术“典型化”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应该予以揭露，坚决地否定它，不能再让它虚假地变脸坐大，成为一个永久的历史谎言。
江其平说，人性的善良是普遍存在的，人里边的兽性也是客观常见的，无论哪个群体哪个阶级，都有“善”与“恶”，都可以分出好人和坏人来。无论先进的还是反动的阶级，一定有善性没有泯灭的人，也必定有泯灭了人性的人。所以，固定地用一种政治标签特意地去塑造那个阶级的“典型”，就难免是一个假作。
作家可以写他那个阶级的“共性”，也可以写他们自然天性里或善良或丑恶的一面。一些不合正统标准的不入“主流”的人和事，也应该有生存的理由，我们有必要也让他们在文字上正面地“活”一次。伟人可以进入史书，凡人进不了史书，只能进小说；小说就是写人，是人都可以进小说。让很多平凡乃至“反动”的人出现，占有一点位置，得到一个显示他们的意义的机会，是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一种宽容的表现。
曲原插话说：“无论从人性还是艺术的角度讲，都应该放那些‘另类’一马，让他们穿戴正常的衣冠，在人前有脸面地走上一遭。”
江其平补充道：“这就是社会的包容。一个集团、阶级、群体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要顾到其他的人，这才人道，才有爱心。”
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一个想法：泱泱大国的自信，表现在让弱者说话，让那些奇特的不幸命运在文学里存在一点，也算是给文学森林增添一抹丰润底色的小草。当然很难排除毒草也在其中，毕竟生活是多色彩的；异类的存在，也许并无大害，只是由于各人喜好不同，在某一些人那里，感觉有点异样异味而已。
再有一说，历来各种艺术，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出现过悖逆传统的匪夷所思的现象，创造出了一些历来没有见过的“另类”；而这些另类，大都能反映人的思想的演进，而思想一旦活跃，都一无例外地推动人文思考的创造。人的思维是比大海、天空还要广袤的境界，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这是人们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多面性、繁复性的一个有益的求索。搞文艺创作的人，要想把世道万象客观地揭示给读者，就有责任“辩证”一点，“公正”一点，做一些积极的引导，让人们的思路宽泛一些，这对人世是必然有好处的。
刘故芝提出了一个不常议论的问题，说“文革”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人性的大暴露，这为研究人类的性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文革”里，各种人都做了充分的表演，包括普通老百姓和上层人物，都有很彻底的展现。这让人们思考，人为什么会那样？笑而含威，突然变脸，严正而偏狭，有人格魅力又毛病百出，等等。这正反两面，是人类怎样的一种性质？必定有他的人性曲折在里面，这是人类学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江其平由他的这些话联想到了一个现象，说：“文学的最大缺憾，也许是还没有成功地塑造过一个毛病百出的伟人形象。强势群体特别反对写他们内部阴暗的‘暴露’文学，但是不描写人的反面，就等于只允许白天而否定黑夜，只允许男人（或女人）的存在而不允许女人（或男人）存在。若是这样，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谁都怕别人揭自己的短，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人不经常检查自己的毛病是不行的；这就提醒人们，必须实事求是，有错必揭。不揭露错误和阴暗面就没有批评，没有批评，错误和黑暗就会畅行无阻。“文革”以及类似的一些政治运作，由于它们的荒谬污秽没能及时揭破，就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危害。如今那些谬误虽然表面上看不见踪影，但是它的流毒又深又广，当社会出现某种气候时，有些人就想复制它，要重蹈覆辙，反人性的沉渣就会泛起。所以必须不时地唤醒人们的警觉，要经常提防那些疯子的出现。
鲁迅曾经叹惜：“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这也是对我们当今的一种警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的后代人在知识和情感上的疏离，对旧事全不放在心上。一些头脑不清楚的后代，似乎不愿意承认祖先曾经的坏事，甚至根本就无所谓是非了。这也是人性的一种常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乃至数典忘祖，都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必须让人们常存记忆和反思的情怀。
记忆和反思，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曾经的一切，免受别有用心者的“忽弄”，也包括那种在“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的口号掩盖下，将“历史”装扮得面目全非，颠倒着忽悠世人。
记忆和反思，更是为了人性的觉悟及人的良知的成长。这中间离不开人们对错误的真诚的忏悔。忏悔是人类自律自新的一种精神精粹；不愿、不敢忏悔就必然精神偏执，狭隘蛮昧，人格分裂，重复错误。相反，只有进行忏悔，才能勇于担待，才能具备良知，才能获得尊严，才能新生。
人类的残酷性大概还要持续很久，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让人心柔软的地方不要再往硬里变了。
“文革”是一段永远不会消亡的“故事”。有的人想要涂抹它，灭掉它，据说是由于有些人不服气自己的“失败”而起此意。其实这些人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历史是抹杀不掉的，同时“文革”这样的奇特故事，对人类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有好处的，对“你们”也有益。据传在一届足球世界杯赛事期间，有的队失败了，要提前回国了，但是他们国家的人民却在当夜通宵欢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以个人得失划线，他们是在欢呼健康运动的永恒。这样光明通达的精神品德，不应只体现在体育赛事上，更应该融化进人类精神的血脉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人类精神的明智而不改变自己呢？我们、你们、他们，所有持各种不同理念思维的人们，都不要去涂抹对人类的成长有益的历史。
江其平经常在心里咀嚼那些往事：“文革”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理论性的问题，至今还在争论；不论理论如何，争论得怎样，所有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必须记住它。无论英雄的光荣和在血迹耻辱上建起的辉煌，都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必然过程，记下它来，主要不在于表彰谁的功劳或者追究谁的责任，而是重在人心必然要进行修整，重在人的福安。他常重复这样两句流行的名言：
“记下这些，不只为这种事不再发生，更是为这种事还会发生。”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