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庐”的常客们又聚到一起，主要是谈文学。首先是评论李慎远写的一首诗，题目是《毛诗与浪漫主义》。
历史呼啸着，歌唱着，欢笑着，
携着诗歌这个多情而性僻的骄子，
沿着一路雄风的碑碣前行。
向山峰登去，刻写出行行小路，
摔落的汗珠，浇开一路山花，
执拗地从高处攀向更高处，
就是为了迎接绝顶的惨淡和严寒……
涉进辽阔的江海，迎着汹涌，
将自己弄潮儿的肢体跃向波峰，
细细地体味狮鬣般浪涛的鞭打，
让那滔滔****冲刷壮心和坚强。
从战争和苦难中走来的歌者，
喜欢将血与火的色彩染上理想主义的主题。
人们总钦慕他那手臂大刀阔斧地一挥，
阳光明亮的脸上绽开爽性而自信的微笑。
祖国遭受过太多伤害自尊的屈辱，
昂首奋进成为人民理所当然的信心。
让我们献歌给那位伟大的世纪巨人，
吟诵他大步流星跨越的身影。
命运多舛的民族在踬踣中曲折前行，
呼唤战歌，呼唤怨歌，呼唤新歌……
今日明日，沧海桑田，八方来风，
沙滩嬉戏的赤子，扑向大海，
切实地进行过多次裸泳，
将肉体和灵魂洗了又晒，晒了又洗。
迈步田野和市场，呼吸负氧离子充沛的空气，
信心百倍地穿行在金钱回汇的涡流；
在生理强健的体内吐纳香风或腐味，
放胆前行，潜心修为，为有一个明朗的天。
无论物质与精神之间矛盾还是融洽，
前进中的歌，沉思中的诗，总会闪光：
因为历史的大潮不会淹没她可爱的儿女，
更何况他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刘故芝说：“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受不了那些欺负人的帝国主义和走狗的气，就要反抗。他反抗的方式，首先是枪杆子和实力，其中当然包含着强烈的浪漫情怀，这是很合理的。”
对这首诗，最赞赏的是“列宁”司图西，他甚至为此兴高采烈起来，认为社会正需要这样的主流意识：“一个民族，就是要有这样一种形象，那‘手臂大刀阔斧地一挥’，那‘大步流星跨越的身影’……我们的民族就是要有这样的扬眉吐气。”
司图西欣赏正规的理论，经常拿来作为论辩的武器：“阶级是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可是有了阶级他不知道怎么办。经过“文革”的折腾，他失去了方向，叹息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说话，写什么。……以前我写了许多诗，‘文革’中全烧了，现在拿出来，都是可以发表的高质量的东西。”他不写诗了，不知道怎么写了，离开“马列”他就没有了主意。
秦穹对“浪漫主义”不甚了解，以为就是大胆而怪异的行为，怪异得都有点可笑。刘邦爱在人家帽子里溺尿，赫鲁晓夫激动时拿起皮鞋挥舞，还有不拘小节在卧室接见外宾的……这些传闻故事，都是拿着地球仪当玩具，十足地不拿世界当一回事。
对于秦穹的浅陋，大家不去深究，只是简单地予以否定。
曲原说，伟人的浪漫，风发起来很感人，迷信起来为害不浅，被鼓动起来的人们就会去干一些失去理智的事，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一个例证。尽管我们不能把“浪漫”和“狂热”划等号，但是毕竟后者是由前者引发起来的。
大家发现了一种现象：浪漫主义也是老百姓的一种草根情结，老百姓长期受压抑，一旦解开束缚释放起情绪，首先就很容易跟“浪漫主义”亲近。
俞瀹老师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怪圈。英雄主义的强力和武功，是一般人特别崇拜的，看作一种最崇高的价值。但是另有一种观点，并不热心称赞它。在他们看来，英雄主义还会造成纷乱和灾祸，给社会和老百姓带来苦难，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不少例子。但是‘英雄’的人格魅力，又让人们很佩服，很向往。当我们孤立地去看那个人或集团本身时，他们的品德和性格中常包含着很多灿烂的感动人的成分，让人一想到它，就志气昂扬，不由肃然起敬，而对他们给社会造成危害所产生的不满、反感和厌恶，就都掩盖过去了。”
“真是这样，水浒英雄令人敬佩，可是他们杀人不少……”
刘故芝表达了一个辩证分析的态度：“一切事物都没有绝对的正确。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该歌颂的就要歌颂，该鞭挞的就要鞭挞，不能不分是非地强求一律。”
季青同意他说：“百花园不能只有一种花，如果全是红的，那就成了有些人宣扬的‘舆论一律’了。应该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加减乘除各种颜色都有，那才是万紫千红的春天。”
江其平对李慎远的这篇作品没有表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他的性格是这样：为人处世率真放达，行动起来崇尚激昂，思考问题却常很理性，常常能反复推敲。对这首诗他不做简单的评论，还夹杂着对李慎远的宽容态度。他认为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绝对性地给予肯否，不可能说清楚复杂的问题。至于这首诗的艺术性，大家的意见一致，没有多少争论。
李慎远有自己的喜好，他写《毛诗与浪漫主义》这一类的作品，是他个人的一种美学追求，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情怀，是生活的长期陶冶在他思想里的一定的情绪积淀，或者像人们常说的，可能也包含着某种所谓的历史担当的意思。不过他从来低调，只是表达一点自己向往的心思，而不敢妄言什么担当不担当。
江其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说到了“向心力”和“离心力”:“文艺和生活，存在着‘向心’和‘离心’的两种关系。向心，是文艺有源于生活的一面；离心，是文艺有离开生活，自由飞翔的追求。‘离心’是文艺常见的现象，而在诸多种类里，文学这个品种的离心力更强。社会世俗千方百计地要拉着文学附着在自己身上，但是文学总想离它远一点，甚至反叛它，鄙弃它。它跟正统唱反调，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老爱提反面意见，是一个反叛者……”
刘故芝很同意江其平的观点，说文学的叛逆精神是它的灵魂。所以历代不少文学作品跟正统唱反调，一开始就受到压制甚至封杀；可是又封杀不住，无法掩盖它的光芒，经过历史的冲撞，这种文学作品就坚韧地生存下来。很多伟大作品都经历过这样的遭遇。
秦穹对江其平的说法不理解，用一种担忧的口气揶揄他说：“你若是把这个理论公布出去，我敢肯定，人家非把你撕碎了不可。”这句话，他又给吴碧霞重说了一遍，想获得一点共鸣。
吴碧霞却让他大失所望，旗帜鲜明地说：“秦老兄……”这是她对年长一点者的尊称，“秦老兄，这你就不对了，有特别多的作品可以为证。”她随即举出了一些例子。
大家沿着她的思路又接连说出了不少：一个痴心女孩子，对花的凋谢伤心迷离，竟然去埋葬它，还写文章悼念它；一条蛇修炼几百年成了精，竟然不顾仙界的清规，也不怕耽搁自己的前程，和人类谈起了恋爱；孙猴子心理不平衡，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大闹天宫……这都是中国文学里的典型形象，他们的作者，心里想着天上地下，宇宙万物，想得太离谱了，这就是“离心力”在作用。
不光是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也不少：巴黎圣母院里那个敲钟人，丑得世上没有，却异想天开地暗恋着一个美人。欧也妮她爹，整天守着他的金库怕出事，连猫打喷嚏都要提防。《死魂灵》里的泼留希金，是一个穿着女人衣裙的贪心的怪老头，什么都贪，人家的马蹄铁掉了来不及拾，他早已经抢先拾走了……
司图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那是文学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古已有之的写作样式和风格，无所谓什么‘离心力’。”他反对江其平的这个离奇的观点。
江其平解释说，他这里指的是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和思考方法，“离心力”是其特性之一，当然不排除它有其它特性。比如文学与政治有一致性，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政治拿文学做它的附庸，就违背了文学的既有“向心”也必须有“离心”的规律。世俗利用艺术的娱乐特性，让它变得平庸俗气，软化人们的骨力、骨气，损害了人心，也损害了艺术。无论“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有超越常人想象的人物和故事，这不只是创作方法，而主要是一种艺术向往，是艺术本身就有的一种特性。我们要认清这个特性，承认它，尊重它，不要压制它损害它。
听到这，大家就想起了文学中的许多奇特的人物和故事。
说到李白、庄子、陶渊明、曹雪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只有专业登山家才敢去尝试，可是体质并不很强壮的文人却从中品味出了震撼灵魂的绝妙。就是由于作者的本性、神思、脾气的离心力，一颗不安分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这心是他的写作动力的来源，他不守规矩，另辟蹊径，反叛由传统势力给他带来的枷锁。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是艺术的灵魂，是艺术的生命力最根本的精神。
艺术作品有离生活远的，也有与生活靠得近的。任何艺术流派都有“向心”和“离心”的现象，不能说哪个有意义或没有意义。它们都很重要，都有意义。“离心”不是故意要与生活闹别扭，而是反映了艺术的一种特性。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还是其它艺术创作方法，都有“离心”的现象。艺术可以近靠生活，也可以远离生活，不能非要把它硬捆在生活上。那种将文学死捆在生活身上的文艺理论，僵化了作家的头脑，死板地描摹生活，制造一些看图识字式的作品，专为某一个领域或集团服务，势必将艺术引向死胡同。艺术的独立精神必须保持……管得太死板，艺术没希望。
曲原举例说：“比如那些无主题作品，是作者思想驰骋的产物，有很强的冲击力，是束缚不了的。”
吴碧霞补上了一句说：“文学与生活挂钩太硬了，文学就被吃掉了，美也就没有了。缺乏了美，生硬僵死，就不是艺术了。”
刘故芝说：“‘离心力’这个概念，是对企图捆绑艺术的一个反抗，这个色彩激烈的词，人们接受起来有点费力。艺术要宽松，有眼力的政治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又由于他们的职分，态度便会模糊而矛盾，对他有用就放宽，对他没啥用就不放。文艺有它的工具性，也有它的终极性，从功利的角度讲必须为人所用，功利以外又有它独立生存的必然性，文艺多元化的特性是不可抹杀的。百花齐放，对‘花’你讲价钱，花就成了含羞草，显不出她的美了。”
李慎远习惯于“辩证”的观点，不无公允地说：“不管是‘离心’还是‘向心’，都有各自的价值。它们是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这两种倾向的艺术，应该都是社会所需要的，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不能绝对化地看待这个关系。”
正说话间，陈山和王正青两个人来了，他们是到中心广场去看群众静坐示威的。走到广场那儿，看见人山人海，学生及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静坐示威，交通也被阻塞了。在广场的观礼台上，有一个人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讲；扩音设备效果不太好，听不清楚详细的内容。看了一会，他们绕开人海，从另一条路走到民政局，想询问一下工厂下属的学校工资的事。局里找不到人，大多数人员到街上看静坐示威去了，就是上班的人也不正经办公。事没办成，返回经过广场，演讲还在进行。
王正青说：“我们不是去静坐的，也不主张静坐，知道那根本不起作用。鲁迅说，人类前行的历史，就如煤的形成，用去大量的木材，才形成一小块，鲁迅也不赞同那种冒险请愿的做法。”
陈山跟王正青的意见相反，说：“我虽然不参加，可是我坚决支持。人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权利是正当的，一个政权连这点权利都不保障，你是一个什么政权？”他说他去广场，只是要做一个姿态，给那些人送去一点平常的同情心，表明正义的事情总会受到人民的支持。民主自由早已经成了国际上公认的文明，而我们还在争论它合理不合理。
王正青考虑问题“辩证”一些，认为不一样的眼光看的症结就不一样，上层有上层的考虑。他说：“政治是复杂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是只顾头或脚，那就乱了。”
陈山只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正因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要从根本上搞清，要正本清源。一是有错必纠，承担历史责任，二是保障人权。政治把简单问题都复杂化了，遇到不能解决的，就靠权威去压。”有人插话说“往往是压而不服”。陈山垠继续他的演绎，说：“‘压’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旧时代是老子压儿子，婆婆压媳妇，老师压学生，有力量的压没有力量的。可偏偏又适得其反，压不住，有朝一日，儿子反过来压老子，学生压老师，媳妇压婆婆。封建时代，皇帝为了巩固政权，就支持婆婆，现如今，媳妇的经济独立了，就反过来压没有力量的婆婆了。政治只好教育媳妇爱护弱势群体，而教育不是万能的，媳妇不买你的账。所以你看，现在的政治家最累，整天奔忙，按下葫芦浮起瓢，天天出问题。难说有一天，某一个疯子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儿子打老子，学生打老师，没理的打有理的，是非颠倒的混乱局面就又会重演。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政治的实用主义。所以媳妇打婆婆的事不论你怎么说服教育，都会层出不穷。理性颠倒了，道德就没有了……”
陈山的这些议论，是怎么一个道理？怎样来看群众的静坐示威？这是一些永远要论说的问题和故事。并且说到底，民主和自由离我们还很远，大概要经历一个长过程，而且还必须要经受一些阵痛。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是“政治局常委”，着急也没有用。
一群文学爱好者，心里想着很多问题。他们不是严格的社会问题专家，缺少严谨地引经据典论证，而自己所看到听到和经历的，只能作为一种简单枚举式的论据，其推理也就不一定很严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