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 多方营救
岑生的案情越来越严重了，无法预料它的结果。公、检、法三方联手办案，收集整理分析材料，下结论，上报领导，而领导还有领导，一级一级，谨防什么“左倾”了或是“右倾”了，宁“左”勿“右”，总之难料一个准。
丽达哭了几天，哭干了眼泪之后，来到省城，六神无主地奔走。对自己的任何责怪都无济于事，她必须摆脱怯懦，把对过失的追悔变成搭救人的力量，找门路寻关系，向任何可能有用的人求情下话。
江伯母王蕴青为丽达安排了简单的食宿，一干有关的人，为岑生的命运聚在一起，一块儿想办法。大家情绪很低落，都慌了神，拿不出有效的主意，有时候只能胡思乱想。
刘可光最悲观也最激昂，感到这个世道再也没有出路了，他想到了小学教过他语文的徐老师。徐老师讲课很生动，对刘可光又很好，是他崇拜的偶像。徐老师被打成右派后开除了公职，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师生两人一见面，都为对方坎坷的经历叹息不已，对人生的不公很愤慨。徐老师曾试探性地问刘可光：“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刘可光从这句话中听出了一点另外的意思，联想起地下传说的什么“民主党”，“第二”什么党的流言，惊得身上稣麻了一下。徐老师一生没有结婚，家中没有老小，只他孤身一人，刘可光很同情徐老师的遭遇，时常会关心地去看望他。最后一次他去到徐老师的住处，可是房门紧锁着，一位老奶奶把他拉到僻静处，神秘地告诉他，徐老师前一个月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成了瘫痪，第二天就去世了。徐老师是公安局挂了名的监控对象，跟他来往的人都要在居委会登记，老奶奶叫刘可光以后别到这儿来了。刘可光也多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向老奶奶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徐老师借过他的钱，他是来要账的。
刘可光耳边响着徐老师的那句话，“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这个组织似乎并不是“文革”中的战斗队那一类。现在，他急得无法可想，着忙中问大家：“我们能干什么，能成立一个组织，把岑生抢出来吗？”这句话没有引起大家的回应，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说法的危险性，只得收住口呆坐在一旁。
大家都理解刘可光的心情，但是又都知道，那种激昂只能是有害无益。每个人还都存有一点侥幸心理，最后根据众人提供的线索找门路，李慎远简单地分派了一下各自的任务。
雪雁和丽达两个人，借着昏暗的路灯光，拐弯抹角，走进一条小巷，敲响了一家人的大门。门扇错开一道缝，一个中年妇女的脸露出来，眼神里带着漠视与警觉。雪雁赔了一个小心，说了要找的人。中年妇人把她俩上下打量了一番，冷冷地说人不在，有事白天到单位去。丽达要找的人是同班同学汪军。汪军的父亲平反以后，官复原职，任市委副书记，汪军招工后安排在市委宣传部。
第二天雪雁仍同丽达一起，来到汪军的单位。汪军在办公室接待了她们，两个同学之间似乎隐约存有一些尊卑高下的区分。丽达与汪军既是同学，又同是国家公职人员，本不应该有什么差别，但是现在的身份处境就存在着距离：一个是大城市候任的革命接班人，另一个是乡下的教师；一个手中握有指挥权，另一个只有工作权。教师的地位，在国内外似乎都存在问题，起码在中国历来都是处于一个仆人的地位。老一代教师受到各种各样的挫磨，又经过“文革”的淘涮，更是软得像面条儿一样，见了谁都要赔小心，脸上老带着几分自惭形秽乞求于人的可怜巴巴的神色。到了丽达这一代，那份卑贱少了一些，他们起码还造过反，曾在自己的老师面前趾高气扬地走过一阵子；可是一旦落到教师这一行里，就如天蓬元帅掉进了猪圈，便自然地天生了几道谦卑的皱纹。
丽达对着汪军，不只职位低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当下正处在有求于人的地位，低声短气是很自然的；虽然凭着原本具有的自爱气质支撑了一阵子，可终究是来求人家的，不自觉地就低下了头。幸亏有雪雁陪在一旁，才免去了太过的尴尬。雪雁因为在城区工作，见过一点市面，素来又有些不显卑亢的原质，似乎可以使气氛调和一些。她向汪军平静地做过自我介绍之后，公事公办地向他表达了要求援手的意思。
汪军进城以后，俨然一副领导派头，趾高气昂是不待说的。他早就听说过岑生的事，稍作停顿之后，便带着官腔说：“这在政治上是一个大案，本来呢，按原则不能过问，既然是老同学，好坏我跟老爷子说一说看，你们回去等消息吧！”丽达红着眼圈儿，向汪军千解释万解释，说这件事都怪自己不小心，政治上幼稚，是自己害了他，如果真的出了大事，今生今世活着也没意思了。说着，又伤心地抽咽起来。汪军对自己的这个女同学，从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就看不上，孤傲又娇气，入团积极分子都没有她的份儿，批评教育也改变不了。今天听到她的自责，感到非常有必要指导指导，来挽救这个迷蒙的灵魂，于是毫不客气地纠正她说：“那不是政治上幼稚，而是立场问题，怎么还执迷不悟？想想自己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罪犯的反革命性质是抹不掉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杀一儆百是很必要的。”丽达听到这些要命的话，早吓得一身冰冷，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雪雁经历过牛棚，遭受过一些磨砺，遇事要平静很多；面对这个冷峻的场面，从容地对汪军说：“好歹同学了一场，救人脱难要紧，求你费心帮助一下。”
雪雁还想多说一些在理的求情话，但是听了汪军对丽达的教训，到嘴边的话也就停住了，最后只说：“我们明天来听回信吧。”汪军略一考虑，说：“明天不行，后天吧！”雪雁想，当事人着了火，旁人不着急，催也是白催，只得谦让地说：“这个事等不得，越快越好，那……后天就后天吧！”
两个女子退出来以后，紧缩的心放松了一些，可是立刻又回到先前的紧张，忐忑不安地往回走。雪雁想到自己原来准备好的说辞，觉得太没有说服力了。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吧，不合政治气候，人家要的是“前途”，要“浮屠”做什么？说权且当一个“人”来挽救吧，“罪犯”已经成了另类，还当什么“人”来看？
雪雁和丽达蹒跚地走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雪雁安慰丽达说：“要镇定，不要怕，虽然说是走‘后门’，你自己的胆子先要放正。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不是歪门邪道，是找不到前门才来走后门的，要理直气壮地去走。”丽达明白地点着头，可是她的心情还是停留在原地，很不容易走出来。
汪军根本没有向他的老子去说这件事。当第三天两个女子去找他的时候，他谎报军情说老领导很硬，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雪雁从汪军的眼神里敏锐地觉察出了谎言，委婉地恳请他再烦劳一下，最好能给她们做一个引荐，毕竟是有关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汪军不冷不热地勉强答应了下来。
鉴于汪军的这个态度，雪雁决心再努力一下，过了一天，她又和丽达一同又去找汪军：
“请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再向汪书记说一次情，不管案情怎么重大，挽救一个人总是好的，对谁都有好处。同学们都盼着你呢！”汪军现出了难色。他看着雪雁，从她眼神里看到一种不容回避的坚定，不由移开了目光，改动了一下坐姿和神态，答应了她们。
出去活动的人，又都聚集在江其平的家里，心灰意冷地说了各人四处奔走的情况。在那巨大的政治氛围的笼罩下，一伙年轻的小人物显得那么渺小，他们分头向有关方面递上了请求，可是一律都石沉大海。他们大都没有找到“后门”，走的仍然是“前门”，而“前门”是不容易走得通的。
雪雁最后一次给汪军说的话，估计会向他的父亲转达。她之所以不卑不亢，就是想用一种气氛堵住他的嘴，免得他在老子面前说出不利的话来。
雪雁和丽达再一次穿过曲折的小巷，向汪军父亲的住处走去。那个时代城市建设还很落后，大多是旧时代遗留的小街巷，公共交通更谈不上发达。虽然是省城都市，富贵如汪军父亲那样的“解放牌”领导干部，仍住在僻背巷子里前代富家大户遗留的平房。
雪雁和丽达仍旧敲开了那扇朱漆大门，开门的还是那个中年妇女。女人对两个来客显出正视的眼神：穿戴尚可入时，气质不乏轩昂，是貌似国家干部的形象，她没有认出她们是曾经来过的没有放进去的那两个女子。雪雁与丽达的神情一改先前的小心客气，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姿态。等大门刚开了一道缝，雪雁就以一种不可抵挡的气度，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们找汪书记！”那道门缝就好像是被她的气势给冲开了一样，自动地宽敞了起来。她们没有怎么搭理那个女人，从她的神态已经断定，她不是女主人而是女佣人。佣人情态自然地在前边给她们带路，走进一间充当客厅的房间，看见汪书记正在正襟危坐地读报。
汪军的父亲五十多岁，白白胖胖的身体，一派福泰气象。虽然是出身农村的工农干部，又经过政治运动的折腾，可是他那天生丽质还是磨灭不了，谁见了都难免会恭维几句他的“官坯子”。
打过招呼之后，雪雁直截了当说出了早设计好的主题：“汪军可能早已经说过了，岑生是他们的同学，同学们都为这个案子操心，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它连带着很多人……”
汪书记初见面时的谦和消失了，当他听清了来客的意图以后，马上恢复到了办公室的角色。他仰起头来，略微打量了一下两位女青年，身子挺拔地向后靠了靠，定准了自己的位置和说话的准则。他从解放前几年参加革命以来，经历了所有的政治运动而持续不败，他的为人为政“原则”是：仰仗正气，不偏不倚，辩证处理。靠着这个原则，他应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同事，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事，也打发走了所有找他办事的人。可是**让他乱了方寸，慌了手脚，失去了“原则”。在一次又一次让他威风扫地的批斗会上，弯腰弓背低声下气，态度谦卑地应付那些造反派、报复派、看戏派、玩世不恭派、趁火打劫派等等五花八门粉墨登场人物的冲撞诬蔑戏谑和侮辱。他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群众运动来了，难免出现偏激的言行，可是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他永远是积极配合，写了一篇又一篇空洞无物的交待材料，作了一次又一次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检查。就凭着这个态度和做法，他完好地保全了自己，赢得了群众的谅解，取得了上级的信任，获得了解放和新生。恢复工作以后，汪书记回想起在群众面前检查交待时的各种状态以及失态，有某些反悔也有不少反悟，打定主意要树立自己新的形象。重新调整了个人的为政“原则”：正气要硬，形象不倒，多事少做。他比以前更“派”了，仪态轩昂，对人威严而矜持。他守住原则决不后退，好办的事情要难办一些，不让人把衙门看得像公共汽车似的，想进就进。
“这个事我知道，牵涉到好几个地方……”汪书记一边拿话来应付，一边琢磨这两个女子，准备着怎么回应她们。得找一个恰当的方式，既有革命的关怀，又不失原则地解决问题。
雪雁作为主角，代表两个人向汪书记说话：“我们请求汪书记帮助，不只您有权过问这个案子，而且想到这件事里面，汪书记作为家长的一份子，绝不会坐视不管。这明显是一个冤案，现在‘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更应该平反。”
“年轻人，不能这样看问题！‘四人帮’有‘四人帮’的账，别人有别人的账，不能搞一风吹。”老汪抱定主意坚持原则。他从雪雁她们的气息中隐约嗅到了一点造反派的味道，脸上掠过一抹怨怼的阴云。他深切地感到“文革”造反中有两种人最不可忍：一种是激进派想夺权，明火执仗地跟你干，是明处的敌手；另一种是表面温和而眼神里流露着轻慢，要求平起平坐，平等对话，是隐蔽的对手。“文革”结束了，头脑要清楚，不能什么人都放过去。可是现在，他在表面上还是忍着，做出一副皮肉和灵魂都受到触动的新型领导的风范，跟他们讲道理，讲革命的道理。
雪雁极力地辩解，想要说服这个观念守定的领导干部，她甚至被这位长辈的和蔼感动了：“汪书记，岑生的父母很追悔对子女的放任，承担了教育不严的责任，您也是长辈，能痛切地体会到家长的感情。案子的重点是言论，他只是说说，没有行动。”
汪书记矜持地摇着头：“现在案件的性质变了，交待材料、日记、信件，证据太多了，都是煽动性的，还要什么行动，这已经够了，典型的现行反革命罪！”
丽达经过许多天的奔波，精神已经极度疲惫，她的怯弱和善良，使她硬撑起来的镇静和坚强几乎崩塌了，她哭出声来：“请您帮帮忙吧，我们只有指望您了！他是冤枉的，是冤枉的……”她越哭越伤心，不能自持，蹲在了地上。
汪书记的谦和是有限度的，他斜睨了一眼悲伤的丽达，又瞟了一眼神态镇定的雪雁，想尽快摆脱被纠缠的局面。最后打着官腔答应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便迫不及待地以严肃的神态送走了两个锲而不舍的女子，又叫来保姆训斥了一顿，下令以后决不允许再放进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人。
汪书记不可能失去原则去为他认定的反革命分子说情，更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代价，为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花力气，雪雁和丽达从此也再没能见到汪氏父子的面。这一伙为搭救朋友而东碰西撞的青年，最终也没有找到门路。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拿重金买命的规矩，即使有，他们也凑不齐足以赎命的天文数字，他们都吓坏了，头脑冻结了，腿也迈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