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其平被单位扣押，几个月不让回家，母亲急得夜夜睡不着觉。幸亏薛稷和季青常来探望，给江妈宽心，老人的情绪才稳定了一些。薛稷和季青是江其平的铁哥们儿，他们出身较好，对形势静观默察得比较清楚，在表面上又保持低调，有意地与江其平隔开一定的距离，所以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他们到江妈这里来，只给老人家安慰开导，对江其平受苦的事，不敢露半点口风。只是老人家思念儿子，天天以泪洗面，视力也严重衰退了。
江妈名字叫王蕴青，出身名门，在中学读书时，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青年时代当小学老师，担任过教育主任的工作。后来，为了抚养儿女，只好辞去工作，成了一个家庭妇女，全然没有了青壮年时期知识人的样子。旧时代过来的读书人，对新形势新政策的解读，只停留在红头文件上，缺乏世俗社会的灵活体察。听到儿子被革委会关押了，江妈心里就胡乱猜想起来，现行反革命罪不知道判多重，听说前一向按“现行”就毙了好几个，这样一推测，老人急得又哭起来，只盼着有一点希望，就看政策变不变。
薛稷天天在厂里打探消息，有传说江其平的案子已经报到市里去了，听说最近就要批准逮捕。也有人说报到了公检法部门，人家都笑了，说这样的“反革命”，大概要超过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十了，不符合伟大领袖的英明判断。
薛稷不时地听到各种情况，连他清明的头脑都有些迷糊了。他边走边瞎琢磨，一不小心，额头撞在了门楣上，痛得蹲在地上半晌起不来。这时一个开玩笑的声音从身后传了来：“看你这个高个子，浓眉大眼的，怎么到处碰壁啊！”薛稷摸着头站起来，等他扭头看时，不觉有点惊异，原来这么爽快说话的人，竟是平时很腼腆的马续文。薛稷对小马刚才半开玩笑半责备的话，觉得里面含有些蹊跷的意思，于是有意与他搭腔说：“这叫做‘未敢翻身已碰头’！”小马关心地看了看薛稷的额头，见没有什么大伤，便机灵地拉了一下他的衣角，顺势给他手里塞进一个叠好的纸条，然后放大声音说：“以后走路小心些，不要老想着翻身的事！”说着话，人已走远了。薛稷躲在厕所里，展开纸条，看到是江其平写给母亲的信，急忙收藏好，等到晚上下班，就约了季青一起匆匆来到江家。
江其平在信中安慰母亲，说自己很好，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又说自己的是冤案，一定能得到平反，并嘱托几个朋友，写信向中央申诉，特别提到诉状写给“谢富治同志”。为什么要写给“谢富治同志”，一时搞不清楚原因。那个时候，向上写诉状鸣冤叫屈的很多，寄给什么样的领导，都有一个推测：寄给地位太显赫的人，人家太忙，顾不上你；寄给地位低的人，不起什么作用，所以一般都把取向放在中间。江青当时被外国人称为“红都女皇”，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肯定顾不上；并且听说那个女人很高傲，可能不理你。康生、陈伯达管理论，不管具体的小事，姚文元是文人，管不了工厂的事。挑来挑去，就挑到谢富治头上，谢是军人作风，说话嘎嘣脆，肯定能解决问题。薛稷联系了诗人曲原，起草了申诉状，分头找人去誊写。为了提防查对笔迹，特地找关系网以外的人，并且提醒大家都变一下字体，有的变“童体”，有的变仿宋体。薛稷找了他姑父的外甥媳妇，还有舅舅的小姨子的师傅。季晴找的是姑妈朋友的儿子。曲原保护意识强，会变字体，自己独写了一份。一共抄了六份，江、康、陈、姚各送一份，谢一人独寄两份。过了十来天，发出的告状信，一份不拉地都退了回来，集中到建材厂革委会的办公桌上。传达高级指示不过夜，当时就召开全场斗争大会，江其平给五花大绑一扎绳，当场就昏死了过去。
一个月后，江其平被一卡车武装工人押送到他家的街道办事处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居民委员会，召开居民大会，当场宣布了十大罪状，交由居委会监督改造。居委会主任张大妈和组长小翠都发了言，决心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江妈王蕴青挽着儿子走回家来。虽然重逢在斗争会上，场面万分尴尬，可是几个月分离后的团聚，使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的心都暂时安稳了下来。回到徒有四壁的房舍，尽管凄凉，但是牵挂和忧愁都减轻了许多。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怔怔地看着儿子历经磨难的面孔，看着儿子夹着香烟熏黄了的手指，想象着冥冥之中宿命的力量。儿子额头疏朗，鼻准高隆，下颌方正，脸颊清癯。从相貌来看，这是一副标准的美男子模样，是棱角分明的演员脸型。但是他与演艺事业却隔离得很远。尽管他嗓音洪亮，清朗圆润，朗诵起诗歌来底气很足，感情充沛，但是他又是一个既向往艺术的境界又缺乏持续的演艺热情的那种人。这样矛盾的性格，自然不配有更好的前程，正如天蓬元帅投胎，只能落到建材场里扛木头。在母亲看来，人生在世，富贵贫贱，谁也逃脱不了天命的安排。
母亲眯缝着昏花的眼睛，茫然地凝视着，什么也想不明白。她看着人们忙忙碌碌地为生活而奔忙，挣点仅够衣食的钱，一月紧似一月地过日子，听着电台广播里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困难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不懂得其中深层的含义，虽然有许多矛盾的想法，但还是相信这些话的正确性。她对儿子遭受的磨难，对公家，也就是包括党、政府、公检法、造反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都想不清楚，却又肯定地说：里面钻进了小人。她是中国人里占大多数的那一类，在艰难中生活，在委屈中隐忍，被一些见多识广的人深怀感情地赞扬着：“多么好的老百姓啊！”江其平沉默着，也在想着各样事情。他宽慰母亲说：“不要怕，遣送到居委会，说明他们黔驴技穷了。谁能解决那么多问题，全中国有那么多反革命，能抓得过来吗？”母亲惊恐地示意他压低声音，少说点。
江其平改变了以往的习惯，再不固执地用自己学到的点滴马克思主义知识看事情；马克思主义不能包罗万象，尤其人性的点点滴滴更说不上。他忿忿地骂着孙富贵、宋天龙一伙“典型的流氓无产者”。这是阶级斗争吗？是人整人。孙富贵那一伙属于什么阶级？阶级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不是思想意识决定的，也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那些人只是一些品行不端的人，本性里肮脏的东西泛滥起来，就成了那种人。一种变态的“阶级斗争”，把人与人之间都变成了奇形怪状的关系，无怨无仇地恨得咬牙切齿，相互之间失去了的信任，连平日的朋友都有了戒备心理，多了提防。
江其平想起了李慎远讲的乡下的两个农民的故事。这两个人，平常是很要好的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有一次，两个人结伴去野外干农活，边走边拉家常。张三说到兴头上，激动起来，说了一些对政策不满的牢骚话。起先，李四也随声附和，甚至比张三还激烈，说着说着，李四突然变了脸，一把抓住张三，就要扯着去见书记。张三一听慌了手脚，连忙向李四求饶下话，李四还是执意不肯，张三实在没有办法，“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李四还是不饶。李四在前面走，张三跪在后面蛇行匍匐地跟了很长一段路，磕头求饶。最后，只听李四“哈哈”大笑起来，说：“起来吧，我是吓唬你呢！”张三将信将疑，脸色蜡黄，一屁股坐在地上，好久站不起来。从此以后，两个人表面上还像朋友，但是张三总是软软的，在李四面前总躲闪着一副将信将疑的眼神。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荒山野岭的路上，只有两个人，说的话没有第三个人听到，张三只要矢口否认，李四的话就不起作用，但是张三却被吓得魂不附体，“俯首称臣”。这是冥冥之中的力量呢，还是人的力量呢？怕是两种都有。人都在战战兢兢夹着尾巴做人，像张三那样，如果遇到“鬼”，就会落到陷阱里变成“阶级敌人”，幸亏老天有眼没有让他遇见鬼，而是遇到了李四这个“人”。张三和李四之间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是偏偏要斗起来，张三吓得投了降，才好像正常了。
“清理阶级队伍”，矛头对准百分之五到十左右所谓的“阶级敌人”，诬赖他们要闹事，想变天。实际上，不安定因素恰是隐藏在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里头，是他们心里发虚，麻杆打狼两家都怕，内里的派别互相争斗，一家非整死一家不可，而这并不关那百分之十的人什么事。其实，这个百分之五到十的数字本身就有问题。比方说“右派”分子，实际上都是好人，是帮助“党”治国的，怎么是“右派”呢？本身就是子虚乌有的，有识之士们长时间地在研讨，认为是“扩大化”了。本身是零，怎么扩大呢？扩大N倍，得数还是零。可见所谓“扩大化”的说法，也只是为操持政策的某些人开脱的托辞，只是一个“善良”的谎言。至于那个百分之五到十的比例判断，也类似于这个“扩大化”的说法，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这个“比例”怎么会是准确的呢？
事实清楚地摆着，按常理根本无法推论下去，可是他们还是硬要往下推论。他们推论的目的，就是要出一个花样，找一个借口，掀起一个“几打几反”“清理队伍”的运动，“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以至达到一个设计好的“政治”目标。江其平偶然也想过自己会被怎样处置，脑际也曾不由自主地掠过“极刑”的阴影——当人们杀红了眼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几个月前驱逐了一个外国人，叫什么约翰的，他跑到中国来搜集素材，拍了好多照片，拍中国人的破裤子，拍屁股上的补丁，收旧报纸，收红卫兵袖标。外国人认识事物是实证主义的，要他相信红军长征这件历史上的壮举，他非得沿着长征路线照原样走一遍才相信。实际上外国人真也笨，中国人的破衣破裤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艰苦奋斗”。红卫兵袖标还需要收集吗？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电影录像全世界公开，谁没有看见，根本不需要实物证明。结果人们硬说他是反革命间谍，押到十万人的大会上批斗，吓得浑身发抖，差一点没被痛恨外国人的中国人给打死。
不久前，公审了一个叛国分子，名字叫成全。为什么要叛国？可能是对这个“国”失去了信心。但是别人都有信心，而你一个人失去了信心，能允许你这样吗？这就引起了亿万人的公愤。结果跑到中苏边境，听说已经进了苏军哨所。这哨所的苏军也是他们国家的叛徒，居然慑于中方的压力，送还了这个叛徒。结果他被判了死刑，十万人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送走了这样一个企图逃到外国混口饭吃的小人物。中国人对这样的叛徒是从不手软的，枪毙那天，人潮涌动，愤怒得要亲手打死他；其实他早已被刑法人员打得不成了样子，头肿得如篮球般大，人像一团泥一样站都站不起来。惨遭这样的暴虐，最终也不免被处决一死。
人为什么要这样？江其平一直在想，无法解开这个难题。生命属于一个人只有一次，在死亡面前，无论是视死如归的人，还是吓得瘫软流涕的人，对生命的留恋，内心的曲折惊恐，都是一样的。即使是意识不如人的动物，面对屠刀都会惊悚觳觫，甚至簌簌泪下，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一些强势集团，妄图用死亡来吓唬人，这种做法在人类社会中，属于哪一个层次的法理呢？退一万步讲，就是投敌叛国这样的大罪，抓回来判刑，放逐到荒原上去，也算是一种惩罚，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要了人家的性命才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