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个大舞台，但同时也是个小市井。
从2001年开始，做强做大武汉就成了湖北省的战略抓手。武汉也确实争气，不光吐纳整个湖北，而且向北拉动河南，向南影响湖南。搞得河南、湖南都颇有压力，只好选择各自做强做大郑州、长沙。
今天郑州已经是气象初具，其铁路运输实力不差武汉，航空与水运各占胜场。郑州和武汉，一个坐拥黄河，一个坐拥长江，形成了中国中部的双子星座。
相比之下，长沙就有些勉强了。虽然湖南也在搞“长株潭一体化”，但城市的格局和体量摆在那里，导致长沙和武汉完全不在一个体量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
（湖南的）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
由此可见，武汉之大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很像上海。上海是滩涂，武汉是码头；上海吸引了全国的精英，武汉浓缩了整个湖北的精华。上海滩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各个地方来的枭雄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海人则退居二线；武汉也同样如此，风云人物大多不是武汉人。新武商和老武汉人甚至矛盾还挺激烈，很多新武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武汉人，没有老武汉人的毛病，我是新武汉人。”然而，金鳞岂是池中物？无论矛盾怎么激烈，这种风云际会、一朝化龙的契机，只有武汉才能提供。我们说武汉大，不仅是人口多、城市大，更是一种内蕴的气象。应该说，整个楚地都给人一种辽阔之感。
思接千载，神游八极，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江河万古很容易让人产生关于时间的联想，这种大气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总能出好诗。从屈原到闻一多，从苏轼到毛泽东，无论是不是楚人，都能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诗词中，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不仅思接千载，用典精到，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两大工程：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三峡大坝“高峡出平湖”。这两大工程对武汉乃至湖北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昔日武汉的交通不便，现在人很难想象。躺在江边上的大城武汉，却只有一座长江桥。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依然非常恶劣。武汉人上班之痛苦也令人印象深刻，每次赶公交要跟着跑上两三百米才能抢上去，车上的乘客拥挤不堪，挥汗如雨，摇摇晃晃一个半小时才到单位。
要是想从武昌到汉口的汉正街逛一逛，更是和赶集一样：早上七点半出门，单程预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公交车车次严重不足，还要做好扒公交车门的准备。如果说贫困年代里整个中国都处于短缺经济的话，武汉就是其中典型。
不仅交通不便，武汉还是“三大火炉”之一。我当年坐火车经过湖北的时候，深为此处奇观所震撼。炎炎夏日，成千上万的湖北人搭铺盖睡在马路上、睡在露天阳台上，天做被、地当床。据说，他们还要提前去抢地方，洒点水，铺席子。长达三个月的酷暑，武汉人要这样硬生生地扛过去。
后来我也曾有幸领教过武汉的夏天，真是和蒸笼一样，热到昏头昏脑时，我满脑子只能想起一句诗，这就是所谓的“气蒸云梦泽”罢！当年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打响时，正值酷暑，战场温度甚至超过了四十度，因中暑而丧失战斗力的日军比战损的还多。
试问，武汉人和其他湖北人为什么既精明又好勇斗狠呢？我认为跟生存质量和生存方式有很大关系。恶劣的环境对湖北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曾作为新华社记者两次到湖北采访，住在汉口新华社招待所里，晚上突然听到隔壁在吵架，而且是越吵调门越高，搞得我根本睡不着，只好过去调解：“你们夜半三更吵什么，有什么事平心静气地说嘛。”他们也很莫名其妙：“不是，我们在谈心啊！”那时我才发现湖北人的大嗓门真是不得了，可能跟气候的炎热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他们现在温和多了。所以说，空调的产生真是伟大的发明啊，把很多地方的人的性格都改变了。有人说，空调是违反自然的发明，对人不利。要我说，真应该把他送到20世纪80年代夏天的武汉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