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与商脉

如果细品浙江，我们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着两股力量——浊流与清流。经商是浊流，读书是清流；喻于利是浊流，喻于义是清流。这两股力量或此消彼长，或此起彼落，绵延了上千年。这种纠缠同时塑造了浙江的国民性。

浙江的文脉与商脉，其背后是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机结合。

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得多。至少从18世纪后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仅靠农业完全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谓的“鱼米之乡”更多是一种美称，物产丰富固然不假，但完全无法满足快速扩张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选择读书考取功名，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则开始外出经商，再加上浙江濒海的有利条件，使得其自古就有商品经济的传统，茶、盐、纸、瓷、剑、镜、绸……很多都成了中国面向世界的IP。

到了今天，浙江的商业化更让人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陆游、王阳明、鲁迅、金庸这样的才子说不上俯拾皆是，总归是一派儒雅风流；结果现在浙江人都跑去经商了，寥寥无几的文化人（如余秋雨先生）还成了被人攻讦的对象。但令人欣慰的是，无数极富商业头脑的浙江人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发动机。

浙江的过度商业化是不是好事，很难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脉的彻底断绝。浙江的读书人透着精明强干，精于谋世，也精于谋身；土豪们却多仰慕文化，并热衷于从故纸堆中翻检出些内容来装点自身。文脉与商脉的纠缠依旧存在，只不过是换了种表现形式。

典型的浙江文化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龙、梁羽生是中国武侠史上的三大宗师：古龙为酒徒，梁羽生为侠客，只有金庸是货真价实的商人。

酒徒古龙买醉征歌，情累美人；侠客梁羽生则远走他乡，退隐江湖；只有金庸一边做着报业巨子，一边编织着无数人沉醉其中的成人童话。江湖与庙堂、生活与远方，这一切他分得很清楚。

江湖儿女相逢，常是剧饮千杯，纵论天下，金庸自己却平生不嗜酒，也不喜与人争辩，只爱下棋，据他自己所言，“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金庸家旧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

人心无算处

国手有输时

我想这句话也是很多浙江文人的写照。

即使是全体经商的今天，无论是农民穿鞋上岸，还是文人投笔下海，浙商们构成的这幅江山万里图中，文化仍然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位置。就像“红蜻蜓”的钱金波，他对于“永嘉学派”可能只是惊鸿一瞥，但这种对文化的向往本身就是浙商的一大特点。

不止钱金波，海南归来的黄巧灵，党校老师出身的“绿城集团”创始人宋卫平，打造文化王国的徐文荣，甚至西湖畔的英语老师“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东阳大山里走出来的小镇青年、“上海复星高科技”联合创始人之一郭广昌……浙商们总体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在中国算得上首屈一指。老师下海一般难成大器，偏偏浙商里面有不少是老师出身，这也算是浙江的造化之功了。

在浙江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海洋、民营经济的大本营中，马云的诞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小商和电商天生就是同盟军。“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要不便是回到故乡。”马云曾经在北京、上海都漂泊过，最后又回到了杭州西湖边疗伤。马云终归离不开浙江。

最后马云成就了浙江，尤其是成全了杭州。如今整个杭州已经变成中国“互联网+”最发达的智慧城市，浙江终于又回到了杭州的时代，政治、经济、人文全部荟萃于此。这种荟萃需要一个平台来爆发，马云虽然不懂科技，不懂互联网，但他懂趋势，懂人性。这片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最终成为马云“封侯拜相”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