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有大报以来，即有小报，小报起于何时，有人纪载说是在一八九七年，从李伯元（那是写《官场现形记》别署南亭亭长的）在上海创办《游戏报》开始的。以我所知，似乎那些小报的发行时期还要早一些，《游戏报》也不是上海第一种小报，好像先有什么《消闲报》等等。总之《游戏报》是最著名，以后续出的便有《繁华报》《笑林报》种种名目的小报出现，此刻也已记不清楚了。
小报的内容如何呢？当然以趣味为中心，第一是不谈政治，所谓国家大事，概不与闻。所载的不过是街谈巷议，轶事秘闻，也没有好材料。执笔者都是当时所谓洋场才子，还弄点什么诗词歌赋、游戏文，也有一般人爱观的。到后来日趋下流，专写这些花界、伶界的事。甚而至于向那些娼家去示威，乱敲竹杠。譬如说：上海的高等妓院，吃酒叫局，都是三节算账，他们倘然与那家妓院有隙，便在报上放一谣言，说是下节某妓嫁人了。那些嫖客本为属意于某妓而来捧场的，至此便“漂账”了（“漂账”即赖债，妓家术语）。又如对于伶界，他们也有剧评（那时各大报没有剧评的），北京来了一个名角，他们便闯进看白戏，以前上海的戏馆，还没有买票制度，你不让他进去，他明天写一个剧评，便把你丑骂一顿，戏馆老板虽痛恨它，可没有办法。所以这些小报，已弄得人人憎厌了。
那时的小报界中，似以李伯元的《游戏报》销数较佳，因为他在上海交游颇广，而尤以他所写的那部《官场现形记》，附载报上。其时正当清末，人民正痛恨那些官场的贪污暴虐，这一种谴责小说，也正风行一时，李伯元笔下恣肆，颇能侦得许多官僚丑史。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佐杂班子，我当时也认识他，在张园时常晤见。所谓张园者，又名“味纯园”，园主人张叔和（名鸿禄，常州人，广东候补道，曾办招商局，亏空公款，被参革职，以其宦囊，在上海造了那座张园），与李伯元为同乡，所以我知《官场现形记》中的故事，有大半出自张叔和口中呢。
小报与大报不同之点，不但在于内容，而亦在于外型。即如说：它的纸张，大小最有分别，小报只有大报纸张之半；大报每份都有数张，小报则每份仅有一张。再说：大张都是靠广告，广告越多，纸张越加多。小报则靠发行，往往仅有半张的纸，却能与大报数张的纸的价目，并驾齐驱，这便是短兵相接的，也有它的足以胜人之处了。
再次谈及报纸上的副刊。记得北京某一家报纸出版副刊，刘半农写了一个发刊词，开首便说：“报纸为什么要有副刊？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出，但有报必有副刊……”但我敢说副刊是一种自然趋势，而且还受着小报的遗传性。因为未有副刊之前，先有小报，最初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可是我见到那些最早出版的报纸，在新闻之后，便有什么诗词杂文之类，不过当时是不分栏的，那便有了副刊的萌芽了。到后来可以说把小报的材料吸收了，取其精华，遗其糟粕，于是遂有《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与《小时报》，那时候，副刊便成为大报里的小报了。
在这个时候，旧时的小报，已成腐化无人问津了，而忽然崛起了一张《晶报》，这是在小报界里第一次革命。
《晶报》本是《神州日报》的附刊，《神州》始由于右任等所创办，一再易主，而入于皖籍人士之手，最后始归于余大雄，余亦皖人也，籍隶徽州，胡适之所自嘲的徽骆驼者。（按：有一种虫，名“灰骆驼”，似蛛蜘而背高，作灰黑色，以“徽”“灰”同音，苏人以之嘲徽州人者）。但他为人勤敏，当接收《神州日报》的时候，报纸每日的销数，不及一千份，百计思量，总是难于起色。于是他在《神州日报》出了一张附刊（附刊非副刊也，又称之曰“附张”），唤作《晶报》。
为什么唤作《晶报》呢？因为它是三日刊，每隔三日，方出一纸，以三个“日”字凑成一个“晶”字，所以谓之《晶报》，而且也带有光明精澈的意思。谁知读者虽不喜《神州日报》而却喜《晶报》，每逢附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增，没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减。因此余大雄便对于《晶报》，十分努力，对于《神州》，则日趋冷淡，《晶报》朝气充沛，蒸蒸日上，《神州》却近乎冬眠状态了。
但那个时候《晶报》不能独立，必附属于《神州》，因它有宗主权也。《神州》的编辑是吴瑞书，常熟人，说来好笑，编新闻，写论说，孤家寡人，全编辑部只有他一人包办，真似广东人所说的“一脚踢”，好在只出一大张，大约一小时便可以齐稿上版，《神州》真是神速之至。至于《晶报》，要三日方出那么小小一纸，余大雄于此三日内勾心斗角，取精用宏，与《神州》相较，缓急之不同，真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有位张丹斧先生（又号丹父）借住在《神州》报馆，余大雄便请他为《晶报》编辑主任。张是一位扬州名士，好写奇辟的文章，本来扬州文艺界，从前有扬州八怪的名人逸事，而这位张丹翁也有些怪癖。他虽名为编辑主任，并不与闻《晶报》编辑事，只偶然写一则怪文，作一首怪诗而已。一切征集新闻，处理文字，都是余大雄亲手经营，要三日方出一纸，也真可谓算得好整以暇了吧。
大雄好客多交游，实在他的好客多交游，就是为他征集新闻材料的谋略。
他对于《晶报》，发布了有三纲：一、凡是大报上所不敢登的，《晶报》均可登之；二、凡是大报上所不便登的，《晶报》都能登之；三、凡是大报上所不屑登的，《晶报》亦好登之。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不畏强暴，二不徇情面，三不弃细流，这是针对那些大报而发言的。先打击了大报，以博读者的欢迎，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是一种战略。但如果只是这样空言白话，说说罢了，那就没有意思，总要给点真材实料，给读者们看看，方足以取信于人呀。
所谓真材实料是什么呢？便是要征集大报所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资料了。余大雄的征集新闻资料，有两种方法，一是取自外的，一是取自内的，试为约略言之。
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也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实为可笑之事。当时也没有外勤记者这一种职业，即使有外勤记者到人家去访问，人家也绝不欢迎。余大雄就是以他的交游广，他以友朋的姿态去访问，人家不能拒绝呀，可是有极新鲜的新闻，就从此中来了。他所访问的友朋以何种人为最多呢？其中以律师、医师、其他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次之则是海上寓公、洋场才子了。这时候，上海的律师，多于过江之鲫，在法政学堂读三年书，就可以到上海来挂律师牌子了。自然，也有精通法学的名律师，也有只挂了一块律师招牌而从没有办过法律事的。余大雄奔走其间，每每获得大好的新闻资料；其他如上海的许多名医，及一般自由职业者那里，也往往有珍闻出现，所以当时人家呼余大雄为“脚编辑”。
这便是取自外的了。再说：《神州日报》那房子，既旧且窄，《晶报》造小小一间编辑室，也就是他的会客室。有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余大雄的朋友，张丹斧的朋友，朋友带来的朋友，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谈天说地，笑语喧哗，吃饱了自己的饭，闲管着别人的事，讨论辩驳，是白非黑，而他就在此中可以汲取材料了。好在《晶报》要三日一出版，尽多空闲时刻，不似大报的每日出版，匆忙急促。还有文人好事，自古已然，忽然的天外飞鸿，收到一封叙事既曲折，文笔又幽默的报告秘闻，这又都是意外收获了。诸如此类，可说那新闻取自内的了。
总括一句话：《晶报》上的新闻资料，没有什么内勤、外勤，也没有什么薪资、稿费，这是与大报完全不同的。譬如说：人家偶然报告一件有趣而重要的新闻，怎样去衡量这个价值而与以酬报呢？人家也不过出于好奇心，发表欲，一时兴之所至，见大报所不登而《晶报》所欢迎的，便即写来了。不过虽然《晶报》所欢迎，也须加以调查，是否翔实，未可贸然登载。所以《晶报》对于什么稿费这一层，却是不必谈的。
就《晶报》所发表的新闻故事偶拾数事而言：当时上海法租界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势焰熏天，谁也不敢得罪他们的。但是有一次，黄金荣为了娶一个女伶人露兰春为妾，与一个上海富商薛某之子争斗的事（按，露兰春是黄金荣所开的“共舞台”戏院的女伶；薛氏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囤积颜料发财的薛宝润的儿子；薛氏子很吃亏，为黄门徒众，打了一顿，弃于荒野），他报都不敢登，《晶报》登了。这件事，后来黄金荣的徒弟们，计谋要把余大雄骗到一个地方，依照对付薛宝润儿子的方法，把他毒打一顿。也有人说：这种瘦怯的文人，吃不起我们“生活”（“生活”，沪语代表殴打的意思），那是要闹出人命来的，不如请他吃一次“糖油山芋”吧（所谓吃糖油山芋者，雇一个小流氓，用旧报纸包了一包粪，伺于路旁，乘其不备，塞在他的嘴巴上。那就是请他吃屎的恶作剧，上海也有许多人尝试过了）。但黄老板门下也有文化人（也有报界中人）出来调和了，劝余大雄，何必要吃那些眼前亏呢。叫余大雄登门道歉一番，总算了却一件事。
至于说大报所不便登、不愿登而《晶报》独登的，那是不可以偻指计。即如张謇与余觉、沈寿的一重因缘，上海各大报，没有一家肯登的，而《晶报》乃以为奇货可居，大登特登。又如有一次，适之在上海吃花酒，这也无足为异，当他在上海华童公学教书的时候，本来也是**惯的。这一回，他是胡博士了，是中国教育界的名人了，当他从北京来上海，即将出国，似乎要尊严一点。偏有那位老同学胡宪生（无锡人），觞之于某妓院，胡适为余大雄所瞥见（他们是同乡），又以为这是《晶报》好材料，便写了胡适之冶游的一篇素描。这也是大报上所不便登而不屑登的。其他也不胜枚举，而最轰动一时的，便是《圣殿记》一案了。
圣殿记者，当时有一位德国医生希米脱，到上海来行医。他不是普通的医生，却是施行一种“返老还童术”（上海人如此说法），来了以后，大事宣传，说是怎样可以恢复你的青春腺，在性事上疲不能兴的，他可以一针使你如生龙活虎，永久不衰。在那个时候，上海社会，确可以吃香。在各大报上都登了广告，而且求名人作义务试验。据说：试验打针者有五人，而其中一人乃是康有为。于是上海有两位德国派的青年医生（上海当时习医分两派，一为英美派，一为德日派）黄胜白与庞京周弄笔了，写了一篇《圣殿记》，投稿于《晶报》。
怎么叫作《圣殿记》呢？所谓“圣”者，指康有为而言，因康有什么《孔子改制考》的著作行世，素有康圣人之称；这个“殿”字呢？原来在古文“殿”与“臀”通，北方人呼臀为“腚”，南方人则呼臀为“屁股”。那就是说这一针是从康圣人的臀部打进去的，文甚幽默，语涉讽刺，康先生大人大物，以为这些小报吃豆腐，不去理它，哪知激怒了这位德国大医生希米脱，他正想到上海来大展鸿图，不想被人浇以冷水，大触霉头。于是延请了上海著名的外国大律师，向《晶报》起诉，以诽谤罪要《晶报》赔偿损失。
这个损失《晶报》赔得起吗？必然是狮子大开口，朋友们都劝余大雄，在这租界上与洋人打官司，总是中国人吃亏，不如向律师疏通，道歉了事，希米脱不过借此示威，要开展他的滑头医术，我们报上给他说些好话，为他宣传宣传，也过去了。但余大雄很为倔强，他说，我们《晶报》虽小，一向以不畏强暴著称，许多读者喜欢看《晶报》也因为此。现在一个外国滑头医生，靠着租界势力，来威胁我一个小报，我决计抗一抗。况且这篇文字，我们只与南海先生开一次玩笑，对希米脱也没有什么诽谤，南海也不计较，他算什么？以余大雄的倔强，这官司是打成功了。审判的那一天，是英国领事当值，中国方面的会审官是不是关炯之，我已记不得了。结果：宣布被告余大雄，赔偿原告希米脱一元。赔偿损失一元，这不是可笑的事吗？这是象征着原告已胜诉而被告已败诉吗？
再说，希米脱所要赔偿的是名誉损失，而他的名誉只值一元吗？所以判决以后，希米脱一路怒吼骂人走出，《晶报》同人则很为高兴。据说：赔偿极微的损失，在英国法律有此判例，这有劳于研究英伦法学家了，但是在面子说，白人总是胜诉了。未几，希米脱悄然离沪去了，这一场官司《晶报》却增长了千余份报纸。
更有一事可回忆的，当《晶报》兴盛的时候，史量才颇想收买它，曾托我向余大雄一探其意。量才的意思，以为有许多社会新闻，《申报》上是不便登的，倘有一个小报如《晶报》者，作为卫星，那是“老《申报》与小《晶报》”（按：这是上海小报贩在各里弄里高喊的，老《申报》要念??？小《晶报》要??？小《晶报》因此出名），岂非相得益彰吗？但这个交易，余大雄要他四万，而史量才只肯出一万，这当然不成。《晶报》何所有，一部《神州日报》遗传下来的平版老爷车机器，一副断烂零落的铅字，《申报》也用不着它，无非是买这《晶报》二字而已。但《晶报》的组织与他报不同，有余大雄的奔走各处，不惮劳烦，采访新闻，人呼之为脚编辑的。有各色各种的人，跑到《晶报》馆里来，谑浪笑傲，高谈阔论，就于此中有奇妙的新闻出现，而不是你区区出了些稿费，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我向史量才说：“收买老《申报》容易，收买《小晶报》倒是不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