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不下五六次，有时在天津也就停留下来。那时火车已通，从没有乘过轮船。但最初的火车，还未能联运，即如沪宁为一段，津浦又为一段。直到了联运以后，从上海可以直达北京，这便可以从我住居的爱而近路庆祥里踏出数十步，走进北火车站，登上火车，一直可以到北京东车站下车。名称也改为京沪铁路了，这是何等的便利呀！
到了北京，我总是住旅馆，只不过在邵飘萍家，住了也不到半个月。那时张岱杉先生也曾邀我住到他家里去，那是一个大公馆，排场极阔，仆役众多，我总觉得不便，不如住旅馆自由得多。在天津我也是住旅馆，我为什么有时到了天津便停留下来呢？因为在天津我也有许多朋友，我的老友钱芥尘，在那里开了一家报馆（报名我已忘却），我也住过在他报馆里，帮过他笔墨上的忙，当时天津与北京，就像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迁都后，上海对于南京，做了首都的一个屏藩。因两处都有租界，那些贵官巨商，都似狡兔的在那里营巢窟呢！
我有一次到北京，并不是住在飘萍家里。这一次，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在东车站已经上了火车，飘萍忽来送我。恰遇章行严夫人吴弱男女士，在我车厢隔邻，其时行严在上海大病，夫人急往省视，因托飘萍打电报到上海去。这一回事，我在前章已经说过了。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火车却已到了开行的时刻，站长挟了两面红绿旗，走进月台来了，飘萍也就急忙忙跳下车去。谁知道一次火车送别，早有侦探跟在他的后面，或者是防他搭着火车，离开北京。幸而飘萍很机警，就在送我的当天晚上，避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去。
到了明天，不客气地便到京报馆来抓人了。飘萍当然未被抓去，却把京报馆的主编潘公弼捉了去，着他时交邵飘萍来，才可释放。
写到此，我还有一个闲笔，也得叙一叙：当飘萍送我匆匆下车时，把他一枝手杖，遗留在我车厢里。及至发觉，他已在月台上，我即在车窗里将手杖伸出去，但火车已蠕蠕动了。飘萍忙说：“不要了！不要了！那手杖送给你，作为一个纪念。”这话不过是一个戏言，这些小事，不足置意。我把这手杖带到上海家里，置诸壁角，我那时不用手杖，六十岁以后，渐渐用起手杖来了。也曾买了几枝手杖，都不趁手，因觉放在壁角飘萍所赠的手杖，长短适中，提在手里轻松，便取来用了。一直地用着，直到飘萍被害了，也是用着，有两次在电影院里遗失了，也还是失而复得地找回来。几年来流离转徙，一切书稿文物都散失，而独此手杖，长随我身，我今写此稿时，这手杖尚植立壁间，当时飘萍说，给我作一个纪念，真是一种谶言呀！
我回上海，飘萍的那个遭遇，绝不知情。我还写信到他那里去，谢他车站送别，并告以章行严的病已痊愈。但没有得到答复，这也是常事，“惯迟作答爱书来”，我们也常有此病，何况他是个忙人。迟之又久，在上海报上微露一点消息，说邵飘萍有被捕之说，已避入了东交民巷，至于为什么被捕，哪一个机关要捕他，也没有记载。以我推想，总是在他的通讯上出了毛病，因为人家关于政治上秘密，被你泄漏出去，那就有应得之罪了。我本想写信给修慧，问问她的实际情形。既而一想不好，人而至于要被捕，必然检查你的来往书信，未可冒昧从事。并且即使我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未能于他有益，所以想写又搁笔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光景，我在家中午饭以后，有人打电话来：“喂！你知道我是谁呀？”我一听就听出飘萍的声音，我便问：“你怎么到上海来的呀？几时到的呀？现在住在哪里呀？”一连串的问话。他说：“我刚刚到，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你。我住在西藏路某一旅馆某号房间（按：所云西藏路某一旅馆，不是远东饭店，我已忘却这旅馆的名称，那只是一个中等旅馆），你可以就来吗？”我说：“我可以立刻来。”他说：“还有一事，我到此旅费已竭，你可以借给我一百块钱吗？如不便，少些也无妨。”我说：“可以！可以！”
我想，住这等中级的旅馆，一百块钱，可以供一星期之用呢。到了旅馆里，知他住在楼上，门口旅客牌上，却写的是赵先生，赵与邵音相近也。不去管它，推进他的房门，却见另有一位年轻女子在座，飘萍连忙介绍道：“这是张小姐，我们一同从北京来的，她是无锡人，要回去望她的妈妈，我们作伴同来的。”这位张小姐，年约二十一岁，貌仅中姿，看她的态度一切，似为北京胡同中人。并且既是回无锡要看她的母亲，为什么经过无锡不下火车，一定要跟他到上海来呢？后来询之果然，原来飘萍施金蝉脱壳计，在八大胡同里，找到一位相识的，权为临时夫妇，以掩侦者之目，那就是这位张小姐的内幕了。
至此我方知那天东车站送我，即有侦探跟随其后，幸即发觉，遁入东交民巷，明日将潘公弼捕去，都是飘萍亲口告我的。至于为什么被捕呢？在我那时假想的不差，确是为了泄漏政府的政治机密。不过当时飘萍还不服气，我记得这还是段祺瑞执政时代吧，飘萍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但究竟是什么一件事的秘密？在何处泄露了他们的秘密，飘萍没有说得清楚，我也未便穷诘他了。人家说：飘萍的通讯机构，不独为报馆，也有个人的。那是我所未知。也有人说，飘萍对于日本的报纸，也担任通讯的，我更不知道。不过那时中外通信，并不禁止，日本也有通讯社在中国，北京、天津、上海，还开有好几家日本报社呢。
飘萍来了不到一星期，好像个人经济上已有活动了，于是资遣了那位张小姐回无锡去，他也迁居于南京路一带的高级旅馆。最初汤修慧的来信，都寄到我家里转交的，后来他有了固定地址，就不必由我转了。我曾问过他：“你既出走，而公弼又被拘留，这个京报馆、通讯社，如何办理呢？”他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前天她来的信上说，公弼被拘，公弼太太屡次来吵，除了薪水照发外，还有公弼别的进款，也要我们担任。当然是我移祸于他，据说现在也调停好了。现在我们先要把公弼保出来，修慧正在设法办理此事。”我觉得在现代妇女中，如修慧其人，殊不可多得。
飘萍是性情高傲不可抑制的人，他什么人都不买账，但对于修慧却有些吃闪。飘萍与修慧本非元配，他在金华是有糟糠之妻的，不过没有读书识字，深居内地，未免有些土气。他自与修慧结合后，金华也就不回去，好像是离弃她的样子。倒是修慧叫人把她从金华接到北京来，与之同居。又，修慧无所育，这元配太太，却生了一个女孩子，玉雪可爱，修慧非常爱她，视如己生，这都是寻常妇女不可及处。我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有一天，两人大吵嘴，也不知为了何事，我这个鲁仲连，只好作一个无理绪的排解，最后还是飘萍折服了。
更有奇妙可笑的事。飘萍好冶游，加以他结交的，都是要人幕府所称为智囊人物，可以探取得秘要新闻的人。那就花天酒地，无足为奇，而正于此间，可以在无意中得多少大好资料。于是逛胡同，叫条子，成为家常便饭。修慧不能禁止，便即说：“我也去！”飘萍笑说：“这如何可能呢？哪有带着太太嫖堂子，吃花酒之理。况且满桌子都是男客，而其中却有女宾，似乎成为笑话。”修慧道：“谁敢说是笑话？我就要训斥他们一顿。谁是定了这个法律？只许男人吃花酒，不许女人吃花酒，你们还叫着男女平权，却事事排斥女人。”飘萍无可如何，也只得让她同去。
到了胡同的院子里，飘萍有许多朋友是认得修慧的真不敢笑话她，只说：“邵太太也来了，欢迎！欢迎！”入席以后，大家都叫条子，她也叫条子。（叫条子，即如上海妓院中“叫局”，乃召妓侑酒之意。上海妓院印有局票，此间则用红纸剪成纸条，写所召妓名于上。）这个时候，北京正筹开国会，各省议员，云集京师，而上海妓院主政，也派了艳名噪一时的红姑娘，到北京来淘金，时人谓之“南花北植”。修慧就把上海最著名的姑娘叫来，她们不知征召者乃是一位女人。方错愕间，修慧却是一口吴语，先自招呼她们，说自己也从上海来，和她们称道姊妹，一点不搭架子。于是这一班花界姊妹，大家称赞邵太太不置。
但有一次，却真闹成一个笑话。要知道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是集体的，不似上海租界里的妓院，是散处的。它那里是每一妓院是一个大院落，里面有几十个姑娘，至少也有十几个姑娘，每一姑娘就有一房间，各有领域，未能侵越。
还有一个规矩，别一个院子里的姑娘，不能平白无故到这个院子里来，除非是客人叫条子，那是本院有好处的。再则是客人串门子，带了别院的姑娘来，这个名称，叫作“过班”。那一天，有人请客，飘萍和一二朋友，酒酣饭饱之余，由这个院子，到别一个院子串门子去了，修慧也跟了去。北京这种妓院，也带有一些官派，凡是客人踏进门去，便有一个人为之引导，问你找哪位姑娘，便引导那位姑娘房间去，这种人的名称，叫作“跑厅”。这回修慧跟了飘萍来，那个跑厅瞎了眼睛，以为是带了别院姑娘来了，大呼“过班”，被修慧顺手一个耳刮子，打得那个跑厅鼠窜而逃。
此事非我亲见，朋友告我一时传为笑柄。据闻事后修慧亦深悔之，一个有知识的女子，出手打人，未免有失闺仪，因此也对于飘萍持放任主义，不再步步为营了。女子终是弱者，结果飘萍还是金屋藏娇，自然是胡同中人物，及至飘萍死后，也就“蝉曳残声过别枝”了。
这些琐事我不再述了，再说当时飘萍在上海一住就是三个多月，他在上海本来有朋友，加以我所识的朋友，他也认识了，如余大雄、毕倚虹等等，并不寂寞寡欢。北京的事，由修慧给他奔走料理，呼吁疏通，不久，潘公弼也放出来了，他的事也渐渐地消释了。北洋军阀时代是瞬息千变，此长彼消，但看各方面势力如何。不过以修慧的贤能，我觉得飘萍实有些辜负了她。这次飘萍在上海，小有挥霍，所费也不赀，也不得不回北京去了。初到上海借我的百元，也没有见还，想他已囊无余资，或已忘却。直至明年旧历岁阑，忽由某银行电汇我二百元，附语云：“岁阑兄或有所需，贡此戋戋。”大似前清封疆大吏，致送北京穷翰林炭敬一般，他就是这样狡狯弄人呢。
第二次要抓他的，便是他送命的那一次了。这个时候，我已几年不到北京，连音问也久疏了。我的朋友在北京的也渐少，偶有人从北京来，传说邵飘萍仍很活动，意气飞扬，不可一世。而这时也正是军阀们战斗纷乱的时代。所以我直到飘萍死后，综合友朋所报告，略知其颠末。
据说第二次要抓他时，飘萍也早已有所觉察，也似第一次的避入东交民巷。但对方并没有像第一次的到报馆去捉人，那时潘公弼是否还在他的京报馆，我可不知道了。
所以飘萍虽然有即将被捕的风声，对方却不露觉色，好似没有这件事一般。但飘萍仍小心谨慎，躲在那里不敢出来。迟之又久，一点没有影响，觉这事已经松劲了。飘萍以思家心切，有几次在深夜溜出来，到了家里，他不但有大公馆，还有小公馆，东交民巷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哪里有家里温柔乡之好呢？
有一天，他从东交民巷出来，遇到了这个倒霉鬼——夜壶张三、张汉举（此人在北京，亦开一家报馆，为军阀们的走狗。夜壶张三这个绰号，是北京胡同里姑娘所题赠的，说他口臭专说脏话也。这个人，后来为了女伶孟小冬事件，做了梅兰芳的替死鬼，丑史甚多，兹不赘述）。张汉举向飘萍道：“你早没有事了，我深知道，何必再躲躲闪闪呢？”飘萍因为知道他常奔走于这些军阀之门，常能刺探些消息，因此有些信他的话，而且好久以来，对方一点没有什么举动，躲在东交民巷，要到何日为止呢？所以他放大了胆子，住到家里来了。
谁知对方并未把这事放得轻松，张汉举哪里会知道这种事，只不过他在自己瞎吹，以为他能在那里参加机密，出来傲示于人罢了。飘萍从东交民巷出来，早有侦探追随其后，经详细侦察，确知飘萍那夜住在家中，便拦门捕捉，把飘萍押上囚车去了。那时候，北京的势力，属于奉派，张宗昌、张学良均在北京，军政执法处是王琦，就是他奉命捉人的。飘萍捕去了，家人惶急，友朋们极力想法援救，但是无济于事，当夜已在东刑场秘密枪决了。
有人问：“邵飘萍到底犯了什么罪呢？”说是共产党。问：“有什么证据呢？”却是没有。那时候，这些凶残的军阀，不问捉到任何他所敌对的人、痛恨的人，给他一顶红帽子戴，说是共产党，也就完了。甚至于自己的姨太太，红杏出墙有了外好，捉了这个男人来，也说是共产党，枪毙了。但是飘萍究竟总有他们所视为犯罪的原因的，他只是一个新闻记者，为什么既无告发，又不审讯，便把他处死，这是否其中有不可告人的事，难于宣布呢？
据友人传述，略可置信者有二事。一为泄漏军事秘密，这件事，大家可以意想到的。在此争权夺利的世界，以飘萍的职业，与他的大胆，即因此而把生命牺牲了，又何足怪。一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而与共产党联络的，时人谓之“亲共”，这也难于否认。因为飘萍当时交游既广泛，思想又激进，不知不觉的他们就目为“同路人”了。还有一说：飘萍近与冯玉祥甚为接近，玉祥是到过莫斯科的，更传说冯玉祥与他有经济关系的，凡此语言，都成为飘萍催命之符，这次罹祸，是否因此，亦难断定。
再要问：北京那时是奉派的天下，张宗昌、张学良，都在北京，王琦不过是执行死刑的人，主动的究竟是谁呢？可是多数人说张宗昌，少数人说张学良。这也不难推想，张宗昌为了林白水丑诋潘复为肾囊，只一句话便说：“毙了他！”簇新鲜的事儿，可以作为旁证，而况执行者又是那个刽子手王琦。至于张学良似乎不像张宗昌自称老粗，绿林大学毕业，而比较有深谋的人。飘萍出事后有许多平日拥护少帅的人，都为之分辩，但有一客云：“为了疑心他夺权而杀了他的父执杨宇霆，又何惜乎这一个新闻记者呢？”飘萍死矣，至今还成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