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同书同卷略云：
属车秦为八十一乘，汉遵不改，法驾三十六乘，小驾十二乘，开皇中大驾十二乘，法驾减半。大业初属车备八十一乘，三年二月帝嫌其多，问起部郎阎毗。毗曰：「臣共宇文恺参详故实，此起于秦，遂为后式，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唯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宜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帝曰：「大驾宜用三十六，法驾十二，小驾除之可也。」
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恺、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駮曰：「宋孝建时议定舆辇，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诏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燮之议谓十二乘通关为允，宋帝从之，遂为后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制曰：「可。」
寅恪案：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宋改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虽曰依宋，实因平陈之故得以效法。至许善心駮皇后属车之数不应差降，请从宋制为准，则南朝旧臣以其所习为隋代制度之准凭，于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
又同书壹壹礼仪志略云：
自晋迁江左，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着令定制云。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又］诸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夫人士之服。［又］皇后衣十二等。
［周］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寅恪案：周宣帝即位当时已服汉魏衣冠。所谓汉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齐河清时期北朝所输入之晋南迁以后江左之文物也。周灭齐不久，即已采用齐之制度，然则隋之采用齐制，不过随顺当日之趋势，更加以普遍化而已。此点当于后论府兵制时详之，兹即就礼制言，亦最显之例证也。
又通鉴壹柒叁陈纪，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条，胡注云：
以此知后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也。
寅恪案：前此后周之君臣平时常服或杂胡制，而元旦朝贺，即服用摹拟礼经古制之衣冠，隋书壹壹礼仪志文，后周设司服之官下所列君臣衣冠诸制是也。此种摹仿古制之衣冠，当然于正式典礼如元旦朝贺时服用之。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仿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旧史论官制时往往以周官与汉魏对文亦此意也。若依胡氏之说，岂后周既仿古制定衣冠，而不于正式典礼时用之，更将于何时用之乎？梅磵本通人，于此尚偶有未照，然则此书之分析系统，追溯渊源，其语似甚繁，其事似甚琐，而终不能不为之者，盖有所不得已也。
又隋书壹贰礼仪志略云：
（隋）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曰：「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案：正疑当作政，但隋书、北史裴政传俱言政，转左庶子，而未载其摄太常少卿，俟考。）奏曰：「窃见后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且后魏以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勅有司尽令废除。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案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北制，考寻故事，唯帻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着帻者任依汉晋。」制曰：「可！」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
寅恪案：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其引续汉书礼仪志以为依据，尤其明征也。至其目北周车服为迂怪，乃以古礼文饰胡俗所必致，大抵宇文泰之制作皆可以迂怪目之，岂仅车服而已，后之论史者往往称羡宇文氏之制度，若闻裴氏之言，当知其误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系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诏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
寅恪案：虽在礼无文，而为东晋南朝所习用者，即为典据，盖与北周制法服之泥执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礼迳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泥经典旧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始后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远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着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着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着。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皇太子着远游谦不逼尊，于礼为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寅恪案：此节可取作例以为证明者，即隋代制礼实兼采梁陈之制，虽北周之制合于经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炀帝从许善心之言，依魏晋故事，不改开皇旧式。盖不欲泥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之故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以佐参定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定令，宫卫之制云云。（从略。）
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
（隋）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
寅恪案：宫卫之制关涉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之，兹姑置不论。但史述隋宫卫之制谓因于周齐而微有变革，绝与南朝梁陈无涉，此为论隋唐兵制之要见，亦隋兼袭齐制之例证也。
隋修五礼，其所据之三源已略考证之矣。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学者所共知，无待详考，今惟略引一二旧文，以备佐证云尔。唐会要叁柒五礼篇目门（旧唐书贰壹礼仪志略同。）云：
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着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以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祗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祗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
新唐书壹壹礼乐志云：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寅恪案：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然则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于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迹象，始有系统可寻矣。
又若依寅恪前所持文化渊源之说，则太和洛阳新都之制度必与江左、河西及平城故都皆有关无疑，南齐书伍柒魏虏传略云：
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堺，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号为索干都，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主使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乐安人，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
寅恪案：建康台城虽颇近城北，然其宫城对于其地山川形势与北魏洛都有异，故洛都全体计划，是否真与建康有关，殊难论断。但魏书北史蒋少游传（见前引。）言：「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故魏孝文之遣少游使江左，自有摹拟建康宫阙之意。崔元祖之言不为虚发，但恐少游所摹拟或比较者，仅限于宫殿本身，如其量准洛阳魏晋庙殿之例，而非都城全部之计划。史言「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则言过其实，盖北魏洛阳新都之全体计划中尚有平城、河西二因子，且其规划大计亦非少游主之。然则不得依南齐书魏虏传之文，遽推断北魏洛都新制悉仿江左之建康明矣。
至平城旧都规制必有影响于洛阳新都，自无疑义，但当日平城宫城规制颇不易考知，南齐书伍柒魏虏传略云：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佛狸破梁（凉？）州（指北凉沮渠氏），黄龙（指北燕冯氏）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
寅恪案：魏徙凉州之人民于平城，建筑雕刻艺术受其影响，如云岗石窟即其例证，故魏平凉州后，平城之新建筑如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一点，与后之东魏邺都南城之制颇有近似之处，盖皆就已或之现实增修，以摹拟他处名都之制者。（平城新制拟凉州都会，而邺都南城不得不拟洛阳新都。）如是迁就，其详容后证述，总之史料既太略，魏平城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程度如何，则不宜辄加论断也。
但依较详之史料考察，关于北魏洛都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影响，可得而言者，则有主建洛阳新都之人即李冲之家世一端。其人与河西关系密切，不待详述，故引史文以资论证，并据简略史料推测凉州都会姑臧宫城之规制。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是平城规制之直接影响于洛阳新都者亦即河西文化之间接作用也。魏书柒下高祖纪（北史叁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寅恪案：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营建之任委之穆亮、李冲及董爵（通鉴壹叁玖齐纪永明十一年作董尔。）三人。此三人中穆亮仍代北旧人具有勋贵之资望，且职为司空，营国之事本冬官所掌，故以之领护此役；董爵则官将作大匠，建筑是其职务，故不得不使之参预其事；其实洛阳新都之规制悉出自李冲一人。魏书李冲传所谓：
冲机敏有巧思，洛阳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前文已引。）
者，是其明证也。北魏太和洛阳营建规制今日尚可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约略得知，而其显异于前北国都皇居在南市场在北之特点，亦可于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沈所附图见之，不待详证也。然则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薰习，疑与此洛都新制不无关涉。兹设此假想，分别证述之如下：
魏书李冲传云：
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意也。（前文已引。）
盖晋之杜预以儒者而有巧思，其所创制颇多，见晋书叁肆杜预传，兹不具述，惟其中请建河桥于富平津一事尤与西晋首都洛阳之交通繁盛有关，甚为晋武帝赞赏。魏孝文之令李冲葬近杜预冢非仅有取于预遗令俭约之旨，亦实以冲之巧思有类乎预，故以此二人相比方也。洛阳伽蓝记叁其叙城南略云：
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伊洛鲤鲂，贵于牛羊。」
据此，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此非全出假想也，请更证之以魏书柒玖成淹传，（北史肆陆成淹传同。）其传文略云：
成淹，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祖升家于北海，父洪名犯显祖庙讳，仕刘义隆为抚军府中兵参军。刘彧以为员外郎，假龙骧将军领军主，令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著作郎。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萧赜遣裴昭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执志不移，高祖勅尚书李冲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淹以状对，高祖诏冲曰：「我所用得人。」赐淹果食。高祖幸徐州，勅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檝，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勅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勅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
据此，得知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夫迁都既有经济原因，则建置新都之宫阙市场，更不能不就经济观点加以考虑。洛阳之地，本西晋首都旧址，加以扩充，则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运输颇为便利，设置市场，乃最适宜之地。又成淹以南朝降人而受孝文帝之知赏，固由李冲之荐引，亦因淹本籍青州，习于水道运输，观其请建浮航及孝文令其主舟檝并知左右都水事等，可以推知。盖与蒋少游之隶籍青州（乐安博昌），故孝文修船乘，任之为都水使者，其事相类也。（见前引魏书蒋少游传。）但此经济政策其最高主动者虽为孝文帝本身，然洛都营建，李冲实司其事，故一反传统面朝背市之制，而置市场于城南者，当出于李冲之规划。盖李冲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设之人，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此寅恪所以言与其就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以为解释，无宁归功于河西系汉族李冲之实行性，较易可通也。
至于关系李冲河西家世一点，姑就假想试为略论，聊备一说而已，殊不可视作定论也。
李冲为西凉李暠之曾孙，其对于凉州之亲故乡里，尤所笃爱，至以此获讥于世。前引李冲传文以论河西文化节中已言之，兹不复详。故由史文推证，可知冲乃一保存乡里土风国粹（西凉国也）之人物无疑也。今据一二简略史文推测，似凉州都邑颇有宫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状况，如晋书壹贰贰吕纂载记所载：
纂，光之庶长子也。苻坚时入太学，及坚乱，西奔上邽，转至姑臧，拜武贲中郎将，封太原公。光死，绍嗣伪位。［吕］弘密吿纂曰：「欲远追废昌邑之义，以兄为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左卫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耶？」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擒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武贲中郎将吕开率其禁兵距战于端门。众素惮纂，悉皆溃散。纂入自青角门，升于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
水经注肆拾都野泽条引王隐晋书（参艺文类聚陆叁及太平御览壹玖柒所引。）云：
凉州城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及张氏之世居也。又张骏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妆饰拟中夏也。
通鉴壹壹壹晋纪隆安三年凉王光疾甚条，胡注云：
广夏门、洪范门皆中城门也。青角门，盖凉州中城之东门也。
太平御览壹陆伍州郡部凉州条引晋书云：
惠帝末，张轨求为凉州，于是大城此城（姑臧）为一府会以据之，号前凉，吕光复据之，号后凉。
若详绎上引简略残缺之史料，则知姑臧之中城即张氏、吕氏有国之宫城，齐从所谓禁城者是也。张氏筑宫摹拟中夏，则前后二凉，其城门之名，必多因袭晋代洛阳之旧，考洛阳伽蓝记序云：
太和十七年，后魏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穆亮营造宫室，洛城门依魏晋旧名。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东头曰广莫门，汉曰谷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据此，则吕纂逾姑臧北城所攻之广夏门，必略与晋代洛阳之大夏门、广莫门相当，乃其中城即宫城或禁城之北门。又依王隐所记张氏增筑北城，命之曰圃，既殖园果，复有宫殿，是由增筑之北城直抵王宫，其间自不能容市场之存在，盖与经典传统背市之说不合。夫姑臧之宫既在中城，其增筑之北城及东城皆殖果木，俱无容纳市场之余地，自不待言。且其城南北长，东西狭，故增筑之东西城地域甚小，而增筑之南城则面积颇广，然则以通常情势论，姑臧市场在增筑之南城，即当中城前门之正面，实最为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误，是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市在南一点言之，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亦如中夏之有洛阳也。但其城本为匈奴旧建，当张氏增筑时其宫市位置为迁就旧址之故，不能与中国经典旧说符合。李冲受命规划洛阳新制，亦不能不就西晋故都遗址加以改善，殆有似张氏之增筑姑臧城者，岂其为河西家世遗传所薰习，无意之中受凉州都会姑臧名城之影响，遂致北魏洛都一反汉制之因袭，而开隋代之规模欤？此前所谓姑作假想，姑备一说，自不得目为定论者也。
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与个人家世及性质无涉。故修建邺都南城之高隆之为汉种，计划大兴新都之宇文恺为胡族，种族纵殊，性质或别，但同为北魏洛都文化系统之继承人及摹拟者，则无少异。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此意非此书所能详尽，要为论北朝史事不可不知者，遂亦略着其意于此。
北史伍肆高隆之传（北齐书壹捌高隆之传略同。）略云：
高隆之，洛阳人也，为阉人徐成养子，少时赁升为事，或曰父干为姑壻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后有参定功，神武命为弟，仍云勃海蓨人。后起兵于山东，累迁并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仆射，又领营构大匠，以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于邺。构营之制皆委隆之，增筑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长隄以防泛溢，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硙，并有利于时。太仆卿任集（北齐书作太府卿任集，通鉴壹伍柒梁纪大同元年十一月甲午（寅）东魏阊阖门灾条作太府卿任忻集。）同知营构。
北齐书叁捌辛术传（北史伍拾辛雄传附术传同。）略云：
辛术，少明敏有识度，释褐司空胄曹参军，与仆射高隆之共典营构邺都宫室。术有思理，百工克济。
魏书壹贰孝静纪（北史伍魏本纪同。）略云：
天平元年十月丙子车驾北迁于邺。庚寅车驾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
二年八月甲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冬十有一月甲寅阊阖门灾。
四年夏四月辛未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进一阶。六月己巳幸华林园理讼，壬午阊阖门灾。
兴和元年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丁丑徙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一阶，营构主匠别优一阶。三年冬十月己巳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
寅恪案：东魏邺都之制，可略于葛逻禄迺贤河朔访古记中及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壹贰所考窥见梗概，兹不备引。其宫市位置及门阙名称无一不沿袭洛都之旧，质言之，即将洛阳全部移徙于邺是也。其司营构之任而可考知者，如高隆之、任集、辛术诸人，其男女系之血统虽不尽悉，但可一言以蔽之，北魏洛阳都邑环境中所产生之人物而已。观于主持营构者高隆之一传，即知东魏及高齐之邺都之新构，乃全袭北魏太和洛阳之旧规，无复种族性质之问题，直是文化系统之关系，事实显着，不待详论也。
兹请考隋造新都大兴城之经过。隋书壹高祖纪上（北史壹壹隋本纪上同。）略云：
开皇二年六月景申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等创造新都，十月辛卯以营新都副监贺娄子干为工部尚书，十二月景子名新都曰大兴城。三年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三月景辰雨，常服入新都。
唐六典（近卫本）柒工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
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浐川，西次沣水。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并充检校。至三年三月移入新都焉，名曰大兴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墙高一丈八尺，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一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开元十四年又取东面两坊作兴庆宫。
北史柒贰高颎传（隋书肆壹高颎传略同。）略云：
高颎，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祖孝安，位兖州刺史。父宾，仕东魏。大统六年避谗弃官奔西魏，独孤信引宾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隋文）帝受禅，拜尚书左仆射纳言，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
隋书伍叁贺娄子干传（北史柒叁贺娄子干传同。）略云：
贺娄子干，本代人也。随魏氏南迁，世居关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贤，右卫大将军。子干少以骁武知名，周武帝时释褐司水上士，称为强济，累迁小司水，以勤劳封思安县子。大象初，领军器监。开皇元年，进爵巨鹿郡公。其年吐谷浑寇凉州，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功最，优诏褒美。高祖虑边塞未安，即令子干镇凉州。明年征授营新都副监，寻拜工部尚书。其年突厥复犯塞，以行军总管从窦荣定击之。
周书壹玖宇文贵传（北史陆拾宇文贵传同。）略云：
宇文贵，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莫豆干，［子］恺。
隋书陆捌宇文恺传（北史陆拾宇文贵传附恺传及周书壹玖宇文贵传略同。）略云：
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技艺，号为名父公子。及［隋高祖］践阼，诛宇文氏，恺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其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仪，表曰：「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纪其丈尺。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臣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様以木为之。」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卒官。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
同书同卷何稠传附刘龙传（北史玖拾艺术传下何稠传附刘龙传同。）云：
开皇时有刘龙者，河间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知之，令修三爵台，甚称旨，因而历职通显。及高祖践阼，大见亲委，拜右卫将军，兼将作大匠。迁都之始，与高颎参掌制度，代号为能。
北齐书壹肆长乐太守灵山传（北史伍壹齐宗室诸王传上长乐太守灵山传同。）云：
乂少谨，武平末给事皇门侍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坐事卒。
寅恪案：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乂即高乂，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室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高颎传虽言新都「制度多出于颎」，然宇文恺传又谓「高颎虽总其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又唐六典以为「宇文恺创制规模」，故知高颎之于营建新都，殆不过以宰相资望领护其事，如杨素领护制定五礼之比，吾人可不必于颎本身性质及其家世多所推究也。贺娄子干虽于开皇三年六月任营新都副监，但是年即率兵出击突厥，居职甚暂，实无足述。刘龙在北齐本以修宫室称旨，致位通显，隋书无高龙义传，而北齐书、北史齐宗室高灵山传附有高乂事迹，谓其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则开皇二年六月丙申命营新都诏书中之太府少卿高龙乂当即其人无疑。然则邺都南城之制即太和洛阳之遗，必至少由刘龙、高乂二人输入于隋也。至宇文恺一人盖与山东地域无关，而大兴新制彼独主其事，似难解释，鄙意宇文恺、阎毗、何稠三人皆隋代之技术专家，已于前论大业元年议制车辇时涉及，前已节录宇文恺传文较详，兹并取旧史中阎毗、何稠及其家属传文有关者迻写于下，综合试释之。
周书贰拾阎庆传（北史陆壹阎庆传同。）略云：
阎庆，河南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祖提，使持节车骑大将军、炖煌镇都大将。父进，正光中拜龙骧将军，属卫可孤作乱，攻围盛乐，进率众拒守，城竟获全，以功拜盛乐郡守。晋公［宇文］护母，庆之姑也。次子毗。
隋书陆捌阎毗传（北史陆壹阎庆传附毗传同。）略云：
（毗）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隋］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勇］。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诏毗营立坛场。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营建临朔宫，又领将作少监。
新唐书柒叁下宰相世系表阎氏条略云：
北平太守安成侯鼎，字玉铉，死刘聪之难。子昌奔于代王猗卢，遂居马邑。孙满后魏诸曹大夫，自马邑又徙河南。孙善龙骧将军云中镇将，因居云中盛乐。生车骑将军炖煌镇都大将提，提生盛乐郡守进，进少子庆生毗。
旧唐书柒柒阎立德传（新唐书壹百阎让传同。）略云：
阎立德，雍州万年人，隋殿内少监毗之子也。其先自马邑徙关中。毗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贞观初历迁将作少匠，封大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十八年从征高丽，及师旅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立德填道造桥，兵无留碍，太宗甚悦。寻受诏造翠微宫及玉华宫，咸称旨，赏赐甚厚。俄迁工部尚书。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显庆元年卒。
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总章元年迁右相。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宜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赐诏坐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坐宾，不胜媿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参考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玖駮此说。）
隋书柒伍儒林传何妥传（北史捌贰儒林传下何妥传同。）略云：
何妥，西域人也。父细胡（北史作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为国子祭酒，卒。
同书陆捌何稠传（北史玖拾艺术传下何稠传同。）略云：
何稠，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緜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少府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二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阵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弓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小匠，（北史作少府监。）卒。
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如明堂、辂辇、衮冕等，虽皆为华夏之古制，然能依托经典旧文，而实施精作之，则不藉西域之工艺亦不为功。夫大兴、长安都城宫市之规模取法太和洛阳及东魏高齐邺都南城，犹明堂、车服之制度取法中国之经典也。但其实行营建制造而使成宏丽精巧，则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者矣，故谓大兴长安城之规模及隋唐大辂、衮冕之制度出于胡制者固非，然谓其绝无系于西域之工艺者，亦不具通识之言者也。前贤有中学作体，西学为用之说，若取以喻此，其最适合之义欤？（鲁般为炖煌人之传说，亦与西域及河西建筑工艺有关，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肆贬误门引朝野佥载。）何稠家世出于西域，史已明言，无待推证，所可注意者，则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一事，寅恪曾别有所论，兹不复赘。（见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拙着李白氏族之疑问。）
阎毗家世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者，其源当出于阎氏所自述，但与晋书肆捌阎缵传及陆拾阎鼎传不符，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譌亦已言及，故其所谓阎鼎子昌避难奔于马邑者，乃胡族家谱冒充汉人，其关节所联系之通例，其为依托亦不待辨，质言之，阎氏家世所出必非华夏种类无疑也。至其是何胡族，则有略可推测者，宇文护之母乃阎庆之姑，周书壹壹晋**公护传（北史伍柒周宗室传邵惠公颢传附护传同。）略云：
晋**公护，字萨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颢之少子也。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天下之事属之于汝。」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护性至孝，得（母阎姬）书，悲不自胜，报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隣曲旧事犹自记忆。太祖升遐，天保未定，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不期今日得通家问，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
寅恪案：萨保即宇文护本来之胡名，其后别命汉名，乃以其原有胡名为字，此北朝胡人之通例，故护报其母阎氏书即自称萨保，其明证也。考隋书贰柒百官志载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又同书贰捌百官志载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通典肆拾职官典贰贰萨宝符祅正条注云：
祅者，西域国天神，武德四年置祅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
夫宇文护字之萨保与隋之萨保同，亦即北齐之萨甫、唐之萨宝，此名与火祅之关系，自不待论，火祅教入中国之始末亦非此文所论也。兹所欲论者，即宇文护既以萨保为名，则其母阎氏或与火祅教有关，而阎氏家世殆出于西域，又观阎庆之祖提即宇文护母之父，其人曾为敦煌镇都大将，敦煌为交通西域要道，或亦因是与西域有关耶？至宇文恺虽氏族出自东北，而世居夏州，其地较近西北，与西域交通亦易发生关系，故其技术之养成，推原于家世所出及地理环境，则不难解释。总而言之，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故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即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者，似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之观察，但此点史料缺乏，本极难断定，固不敢固执鄙见，特陈其所疑，以求通人之教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