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梦琐言叁刘蜕舍人不祭先祖条云：
唐刘舍人蜕，桐庐人。早以文学应进士举，其先德戒之曰：任汝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若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原注：不审是隐者，为复是渔师，莫晓其端倪也。）紫微历登华贯，出典商于，霜露之恩，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尝与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于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隐逸之流，何伤菽水之礼？紫微以儒而进，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绪言，紊先王之旧制，以时（一作报本）之敬，能便废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说，时未喻也。
寅恪案，刘蜕、刘纂父子皆以进士释褐，蜕仕至中书舍人，纂仕至礼部尚书。所谓「以儒而进」及「名教之家」也。而累世「无菽水之礼」，「阙报本之敬」，揆诸吾国社会习俗，已不可解。又蜕父「乘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尤为可怪。据复愚复崔尚书书云：
况蜕近世无九品之官，可以藉声势。
及上礼部裴侍郎书云：
四海无强大之亲。
则复愚家世姻戚皆非仕宦之族可知。若此两端已足令人致疑于复愚氏族所出实非华夏族类，而其籍贯问题则与此点亦有关系也。兹先考定其纷歧之籍贯，然后依次推证其所着籍之地俱有贾胡侨庽之踪迹，庶几复愚氏族之真相既得以明瞭，而谈唐代异族华化史者又增一新例矣。四库全书总目壹伍壹集部别集类文泉子集提要云：
王定保唐摭言载：刘纂者，商州刘蜕之子，亦善为文。则蜕当为商州人。又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刘蜕，桐庐人，官至中书舍人，有从其父命，死不祭祀一事，所敍爵里复不同。或疑为别一刘蜕，未之详也。
寅恪案，唐摭言之刘蜕与北梦琐言之刘蜕自是一人，提要疑为同名之二人，殊为不当。但其所引唐摭言之文与太平广记壹捌肆贡举类柒刘纂条同，其文云：
刘纂者，商州刘蜕之子也，亦善为文（此据文友堂景明谈恺本）。
此文即见唐摭言玖恶掇科名条，惟「商州」作「高州」。蒋光煦斠补隅录依雅雨堂本唐摭言参校诸善本，俱作「高州」，不作「商州」。「高」「商」二字形甚近似，孰为正是，未易判定。据文苑英华复愚上礼部裴侍郎书云：
家在九江（原注：集作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寅恪案，「江」「曲」二字亦不易定其是非，「九曲」殆指黄河而言乎？近温廷敬先生广东通志列传肆刘蜕传以「九曲」乃指衡山湘水言，故定复愚为桂阳人，而以长沙为郡望。其论证虽颇新确，但寅恪检水经注叁捌湘水篇渔者歌曰：帆随湘转，望衡九面。朱谋玮笺谓转面二字叶韵，其说甚是。温氏读面为曲似乖歌韵之理，且与「望衡」二字意义亦自不贯。纵谓随湘流舟行，既能望见衡山之九面，则湘水亦得言「九曲」，义或可强通，然解释迂回，终疑有未洽也。至温氏以北梦琐言之桐庐乃桂阳之譌，谓「初譌『桂』为『桐』，后校者见地名无『桐阳』复臆改为『桐庐』，其踪迹犹可寻也。」则属于假想，可以不论。又元和郡县图志贰玖连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道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四百一十五里。温书以连州至上都为三千四百一十五里，盖偶涉笔误，仅附校正于此。）
则复愚必非商州人，盖商州去长安不逾三百里，（见通典壹柒伍州郡典，他书俱略同。）又不在九曲或九江之南也。据北梦琐言「出典商于」之语，是复愚曾任商州刺史之证。（贯休禅月集叁有上刘商州诗，刘商州未知是蜕否？俟考。）然则「商」字若果非误写，则唐摭言所谓「商州」者乃为复愚之官职，而非其籍贯。四库提要盖有所误解也。至高州则虽在九曲或九江之南，但通典壹捌肆州郡典旧唐书肆壹地理志等俱载其去西京或京师六千六百六十二里，是其距离与复愚之所自言者不合。然则「商」之譌「高」其来已久矣。假使「高」字别有依据，非复误写，则岭外海隅本贾胡侨寄之地，复愚又曾至南海上书于崔龟从，是与本篇本章之所欲推证者适合，亦无待赘考。故今仍认「高」字为「商」字之譌，而高州非复愚系籍之地，不复加以讨论也。若就复愚上礼部裴侍郎书言，则其着籍之地非桐庐莫属，何以言之？据通典壹捌贰州郡典新定郡睦州条云：
去京三千六百五十九里。
领县：桐庐。
旧唐书肆拾地理志睦州条云：
在京师东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
桐庐。
元和郡县图志贰伍江南道睦州条云：
西北至上都三千七百十五里。
桐庐县。
桐庐距长安之里数诸书虽微有出入，但均与上礼部裴侍郎书所谓「去长安近四千里」之语相合。且复愚自称长沙人（见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序），而长沙去长安仅二千五百十九里，（此据通典壹捌叁州郡典旧唐书肆拾地理志潭州条所载，若元和郡县图志贰玖潭州条所列西北至上都里数尚少于此。）与四千里之数相差甚远，故云若就复愚上礼部裴侍郎书所自言，则其系籍之地非桐庐莫属，（温廷敬先生复愚为桂阳人之新说虽亦可通，但以证据未充之故，仍不敢遽舍桐庐之旧说也。说见前注。）孙光宪北梦琐言谓复愚为桐庐人，殊可信从也。
复愚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序云：
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
寅恪案，此复愚自称长沙人之明证，故方志载长沙有复愚故宅，如嘉庆一统志叁伍伍长沙府古迹门载：
刘蜕故宅（在长沙县城西北湘江边）。
之例是也。由是言之，复愚于上礼部裴侍郎书中等自言桐庐人，于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序中明白自称长沙人，此二者既是复愚所自言，必无舛误。唐人例称郡望，而此两者皆非刘氏显望，故知均是复愚侨寄之地，非其家世祖居之原籍也。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一云：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范摅云谿友议上夷君诮条云：
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此条承何格恩先生举以见告者，附注于此，以申谢意。）
据此，西陵为杭越运河之要点，桐庐则转海乘舟之步头，皆唐代商胡由海上经钱塘江出入内地之孔道，然则复愚之家侨寄于桐庐，而其父之「扁舟渔钓，莫知所适」，岂无故耶？
袁郊甘泽谣韦驺条略云：
韦驺者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弟騋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于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金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
寅恪案，藤田丰八教授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壹捌肆页引此条估胡之语，以证成其胡人往来通商之说。鄙意「估胡」二字于此或是唐人行文习用之词，不过仅表示富商大贾之意耳。未必涵有种族之义也。故唐代虽必有贾胡行舟洞庭之事，但不敢遽引此为据，以其解释不能确定无疑也。惟杜甫在潭州所作清明二首之一（此据涵芬楼景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本叁时序门）云：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浄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下略）。
寅恪案，「胡童」二字所见诸善本皆不着异读，（仅近日坊贾翻刊杜诗钱注本作「夷童」，盖钱注本原避清代疑忌，故以「胡」字作空阙，翻刊钱本者遂臆补「夷」字，非别有依据也。）自无舛误，亦必非「湖童」之譌脱，盖「湖童」一名殊为不辞故也。据此，「胡童」之「胡」必作「胡人」之「胡」解无疑，不论杜公在潭州所见之胡童为真胡种，抑仅是汉儿之乔妆，以点缀节物嬉娱者，要皆足证成潭州当日必有胡族杂居。若不然者，则其地居民未尝习见胡童之形貌，何能仿效其妆束，以为游戏乎？故依杜公此诗，潭州当日之有胡商侨庽，可以决言，然则复愚之自称长沙刘蜕，即其寄居潭州之证，又岂无故耶？
又近刊广东通志刘蜕传以复愚实桂阳人，其自称长沙不过郡望而已（见前子注）。若其说果确，则据元和郡县图志贰玖连州条云：
秦为长沙郡之南境，汉置桂阳郡。
东至韶州陆路五百里。
西至贺州捷路二百七十里，取道州桂岭路三百六十里。
西南至封州六百三十里。
东北度岭至郴州三百九十里。
南至广州八百九十里。
阳山县。
本汉旧县，为南越置关之邑，故其关在县西北四十里茂口。史记尉佗移檄阳山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今阳山北当骑山岭路，秦于此立阳山关，汉破南越以为县。
是桂阳亦近值岭路交通要点，岭外贾胡往来中州，其于桂阳有旅寄之所，非不可能，特以「九曲」一语之解释尚有疑问，故未敢遽信，姑存其说于此，以供参证。至若复愚以荆州发解（见唐摭言贰海述解送条及北梦琐言肆破天荒解条等），故方志有列之为江陵人者（如舆地纪胜之类），则其不当，自不待赘辨也。
近年桑原隲藏教授蒲寿庚事迹考及藤田丰八教授南汉刘氏祖先考（见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彧萍洲可谈贰所载北宋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证伊斯兰教徒多姓刘者，其说诚是。但藤田氏以刘为伊斯兰教徒习用名字之音译，固不可信，而桑原氏以广州通商回教徒之刘氏实南汉之赐姓，今若以复愚之例观之，其说亦非是。鄙见刘与李俱汉唐两朝之国姓，外国人之改华姓者，往往喜采用之，复愚及其他伊斯兰教徒之多以刘为姓者，殆以此故欤？关于复愚氏族疑非出自华夏一问题，尚可从其文章体制及论说主张诸方面推测，但以此类事证多不甚适切，故悉不置论，谨就其以刘为氏，而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父子俱以儒学进仕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贯纷歧，而俱贾胡侨寄之地三端，推证之如此。
（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