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功自开国至玄宗为最盛时代。此时期之兵力可分为蕃将及府兵两类。其关于府兵者，寅恪已于拙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述其概要，然止限于府兵创设及初期与后期不同诸点，其他未遑多及。至于蕃将，则世之读史者，仅知蕃将与唐代武功有密切重要关系，而不知其前期之蕃将与后期之蕃将亦大有分别在也。今请先论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之蕃将。玄宗后之蕃将问题，则本文姑不涉及。次论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之府兵，而专就太宗、武后、玄宗三人关于此两种武力组织之政策，略加论辨，或可供治唐史者之参考欤？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世人习见唐承西魏、北周、隋代之后，太宗之武功又照耀千古，遂误认太宗之用兵其主力所在，实为府兵，此大谬不然者也。兹举一例，证成鄙说于下：
贞观政要贰纳谏篇略云：
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敕三四出，［魏］征执奏，以为不可。德彝重奏：今见简点者云，次男内大有壮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以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征又不从，不肯署敕。征曰：「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鬬心。」
通鉴壹玖贰武德九年十二月上遣使点兵条胡注云：
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充力役。
寅恪案，魏征所谓「国家卫士」即指府兵而言。盖府兵之制，更番宿卫。故称之为「卫士」也。由此可知武德之世，即李唐开国之时代，其府兵实「不堪攻战」也。然则此时期太宗频年用兵，内安外攘。高宗继之，武功之盛，照耀史乘。其所用之兵，主力部分必非「不堪攻战」之府兵。既非府兵，其主力果为何种兵耶？治史者习知唐代之蕃将关系重要，故新唐书特为蕃将立一专传。兹择其最有关者节录之，并略附旧唐书西戎传有关之文如下：
新唐书壹壹拾诸夷蕃将传略云：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勤）也。与处罗可汗入隋，事炀帝，从伐辽。后分其部于楼烦。高祖兴太原，大奈提其众隶麾下。桑显和战饮马泉，诸军却。大奈以劲骑数百，背击显和，破之。军遂振。从平长安，赐姓史。从秦王平薛举、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贞观］十四年，以交河道行军总管平高昌，封毕国公。从征辽东，所部奋厉，皆有功。二十一年，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讨龟兹。
执失思力，突厥酋长也。及讨辽东，诏思力屯金山道，领突厥扞薛延陀。复从江夏王道宗破延陀余众。与平吐谷浑。
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贞观］九年，与李大亮、薛万彻、万均讨吐谷浑于赤水川。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与讨高昌，平之。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诏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率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八万讨之。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仪凤三年，从李敬玄、刘审礼击吐蕃。调露中，吐蕃使赞婆等入寇，屯良非川。常之引精骑三千夜袭其军，即拜河源道经略大使。凡涖军七年，吐蕃憺畏，不敢盗边。垂拱中，突厥复犯塞，常之率兵追击，至两井。贼夜遁。久之，为燕然道大总管，与李多祚、王元言等击突厥骨咄禄、元珍于黄花堆，破之。
李谨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刘黑闼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请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高开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击，败之。贞观初，赐氏李。
旧唐书壹玖捌吐谷浑传略云：
贞观九年，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以击之。
同书同卷高昌传略云：
［贞观十四年］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
寅恪案，观上引史料，固知太宗以府兵「不堪攻战」，而以蕃将为其武力之主要部分矣。但详绎史文，则贞观四年破灭突厥颉利可汗之前，其蕃将如史大奈、突地稽等以外，亦未见太宗有何重用蕃将之事。然则贞观四年以前，太宗对内对外诸战争，究用何种兵力，以补救其「不堪攻战」之府兵耶？寅恪尝拟此问题之答案，即太宗未大用蕃将以前，其主要兵力实寄托于所谓「山东豪杰」集团。至「山东豪杰」与唐代初期之重要关系，寅恪已于拙着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详言之，故不赘论。读者可取参阅也。
治唐史者习知唐之用蕃将矣。然似未能辨唐代初期即太宗、高宗之用蕃将，与后来玄宗之用蕃将有重要之区别。盖此两期为唐代武功最盛时代，而蕃将又多建战功。若笼统含混，视为同一，则于史事之真相及太宗、玄宗之用心，皆不能了知。请举一例以证明之。
旧唐书壹佰陆李林甫传云：
国家武德、贞观以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据此，可知太宗所任之蕃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蕃将乃寒族胡人。太宗起兵太原，与突厥酋长结「香火盟」，谊同骨肉。若自突厥方面观之，则太宗亦是与突厥同一部之酋长，所谓「特勤」之类也。此点寅恪于拙着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详证之。兹不赘论。太宗既任部落之酋长为将帅，则此部落之酋长必率领其部下之胡人，同为太宗効力。功业成后，则此酋长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如唐代中世以后藩镇之比。至若东突厥败亡后而又复兴，至默啜遂并吞东西两突厥之领土，而建立一大帝国，为中国大患。历数十年，至玄宗初期，以失政内乱，遂自崩溃。此贞观以来任用胡族部落酋长为将领之覆辙，宜玄宗以之为殷鉴者也。职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禄山，其主因实以其为杂种贱胡。（详见拙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哥舒翰则其先世虽为突厥部落酋长，然至翰之身，已不统领部落，失其酋长之资格，不异于寒族之蕃人。是以玄宗亦视之与安禄山相等，而不虑其变叛，如前此复兴东突厥诸酋长之所为也。由是言之，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之同一部落。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太宗、玄宗任用蕃将之类别虽不同，而有任用蕃将之必要则相等。蕃将之所以被视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组织及骑射之技术。兹请先言其骑射之技术如下：
新唐书伍拾兵志略云：
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
寅恪案，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効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部卒也。中国马种不如胡马优良。汉武帝之求良马，史乘记载甚详，后世论之者亦多，兹不赘述。即就上引史料观之，则唐代之武功亦与胡地出生之马及汉地杂有胡种之马有密切关系，自无待言。至弓矢之用，若不与骑马配合，则仅能防守，而不能进攻，只可处于被动之地位，而无以发挥主动进攻之效用。故言射而不言骑，则止得军事技术之一面。若骑射并论，自必师法胡人，改畜胡种之马，且任胡人血统之人主持牧政。此必然之理，必致之势。今所存唐代马政之史料虽众，要不出此范围也。
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子弟，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此点以寅恪之浅陋，唯见宋吕颐浩所论，最得其要领（四库珍本忠穆集壹上边御十策）。读者可于吕文详究之也。
玄宗所用蕃将为寒族胡人，如安禄山等。与太宗所用蕃将为部落酋长，如阿史那社尔等。两者既大不相同矣。或疑寒族胡人以非酋长之故，无与之相同血胤部卒可统率，其所领士兵，亦将同于汉将所领者不异，则蕃将虽长于骑射之技，而部队却失去组织严整之效，何以玄宗必用蕃人为大将耶？应之曰，玄宗所用蕃将，其本身虽非酋长，无直接之部属，但其人则可统率其他诸不同胡族之部落。质言之，即是一诸不同胡族部落之最高统帅。盖玄宗时默啜帝国崩溃后，诸不同胡族之小部落纷杂散居于中国边境，或渐入内地。安禄山以杂种胡人之故，善于抚绥诸胡种，且其武力实以同一血统之部落为单位，如并吞阿布思之同罗部落及畜义子为「曳落河」，即收养诸杂类勇壮之人，编成军队，而视为同一血统之部落。职此之故，其人数必非寡少。通鉴贰壹陆玄宗天宝十载述安禄山收养「曳落河」八千余人事。司马君实于其所着考异中以养子必无八千之数，而疑姚汝能之说为不合，则殊未解胡人部落之制也。此种方法后来安史余党胡化汉人田承嗣辈亦遵依之，遂创启唐末五代之「衙兵」，或唐人小说红线故事中所谓「外宅男」者是也（详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新唐书贰贰伍上安禄山传及拙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述安禄山及其余党所为皆足为例证。故玄宗之用蕃将，除用其骑射之技外，更兼取其部落组织严整之长。此点实与太宗用蕃将之心理未尝有别也。
太宗之时，府兵虽「不堪攻战」，但亦未致全部废弛之阶段。太宗一方面权用蕃将，以补府兵之缺点，一方面仍竭力增加及整顿府兵，以期恢复府兵盛时之原状。故太宗时之武功，固以蕃将部落为主力，然太宗贞观以后，至于玄宗之世，府兵于逐渐衰废之过程中，仍有杰出之人才，并收攻战之效用。观后引史传，可以证知也。惟唐代河北设置府兵问题为治唐史者所亟待解决者，近时颇有不同之论，兹略述鄙见于下：
玉海壹叁捌兵制门唐府兵条引唐会要云：
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此是贞观十年事），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其诸道亦置。
玉海壹叁捌兵制门引邺侯家传云：
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
寅恪案，邺侯家传无传世完本，惟可据通鉴及玉海诸书引述者，加以论释。虽其中颇多误失，如言唐玄宗时禁军已有六军之类，寅恪亦尝征引前人旧说及鄙意辨正之矣（见拙着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章）。但关于河北初不置折冲府事，则鄙意以为甚得当时情势之实，虽有时代差错，而无文字之譌误也。近日谷霁光君于其所着唐折冲府考校补（在二十五史补编）论邺侯家传纪此事文字有误，其言云：
上引一段事实，多不可通解。如「不置府兵，以备两蕃」一句，语意不相属，既谓之不置府兵，何云「番上」，更何云「备蕃」。此其一。两蕃入寇，与不置府兵文义亦自相违。此其二。末又指出兵府总数，不记年代，易于混乱。此其三。综观全传，不应致此。余疑「不」字乃「又」字之误。如将「不置府兵」易为「又置府兵」，则文义连属，于史实亦不背谬。
寅恪案，若上引史料中「不」字果为「又」字之误，则新唐书叁玖地理志河北道幽州大都督府条云：
有府十四，曰吕平、涿城、德闻、潞城、乐上、清化、洪源、良乡、开福、政和、停骖、柘河、良杜、咸宁。
是此等河北道之折冲府皆非玄宗以前所设置者。但据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肆陆本愿寺僧庆善等造幢题名（第伍面下载长安三年乞留检校令裴琳记在获鹿本愿寺）云：
应天神龙皇帝（中宗）顺天翊圣皇后（韦后）幢主昭武校尉右屯卫前檀州密云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孙义元。
杨盈川集陆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云：
天授元年九月十六日加威武将军，守左玉钤卫翊善府折冲都尉。
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云：
河北道怀州翊善（劳补）。
唐书经籍志：「授怀州翊善府别将。」玉案，劳氏据杨炯撰梁待宾神道碑补此府，不知何属？据志，知属怀州。
则知武则天、中宗之时河北道实已设置折冲府矣。唐高祖以刘黑闼重反之故，竟欲尽杀河北丁壮，以空其地（详见拙着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盖河北之人以豪强着称，实为关陇集团之李唐皇室所最忌惮。故太宗虽增置兵府，而不于河北之地设置折冲府者，即因于此。此玉海引唐会要所谓「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其诸道亦置」者也。至武则天以山东寒族攫取政权之后，转移全国之重心于洛阳，即旧唐书陆则天皇后纪所云：
［载初二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者是也。盖武后以前，唐承西魏、北周、杨隋之遗业，以关陇为本位，聚全国之武力于此西北一隅之地，藉之宰制全国，即玉海引唐会要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者。又据唐会要捌肆移户门云：
贞观元年朝廷议，户殷之处听徙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曰：畿内之地是为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义。其事遂止。
寅恪案，崔善为言「畿内之地是为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实深得唐初府兵设置分配之用意，故不容许移徙畿内之民户，东出关外也。今武后徙雍、同等州之民户，以实洛阳，即是将全国武力之重心自关中而移于山东。河北之地即在山东区域之内。若非武后之世，决不能有此违反唐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政策。故今日所存之史料中，河北道兵府之设置，其时代在玄宗以前，武后以后，实与唐代当日之情势相符应也。国内情势既改，而东突厥复兴，国外情势又因之大变，此两大原因乃促成河北自武则天后始置兵府之真相。特邺侯家传以之下属玄宗之世，时代未免差错。至其文中「不」字是否「又」字之譌误，或字句有脱漏，恐须更待考证也。
太宗虽增加及整顿府兵，冀能一扫前此「不堪攻战」之弊，而可不必倚赖蕃将。然在其生存之日，盖未及收府兵之效用也。及太宗崩殂之后，府兵之效始渐表现。观下引史料，亦足证知武后至玄宗朝，其汉人名将实与府兵有关，即可推见太宗增加及整顿府兵之心力，亦非虚捐矣。至郭子仪父子皆与折冲府有关，而子仪复由武举出身。武举本由武曌创设（见新唐书伍拾兵志）。此则武后用词科进士拔选文士之外，又别设置武举，拔选武人。其各方面搜罗人材之方策，可谓不遗余力。斯亦治史者所不容忽视之点也。
旧唐书壹佰叁郭知运传略云：
郭知运，瓜州常乐人。初为秦州三度府果毅。
同书同卷张守珪传略云：
张守珪，陕州河北人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将，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
金石萃编玖贰郭氏家庙碑云：
敬之府君（郭子仪父）始自涪州录事参军，转瓜州司仓，雍北府右果毅，加游击将军，申王府典军，金石府折冲。
碑阴：男。昭武校尉守绛州万泉府折冲都尉上柱国琇，子仪武举及第，左卫长上，改河南府城府别将，又改同州兴德府右果毅，又改汝州鲁阳府折冲。
府兵之制虽渐废弛，有关史料颇亦不少，兹无详引之必要，止取下引史文观之，当能得其蜕变之概要也。
旧唐书玖叁张仁愿传云：
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请乘虚夺取汉（应作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仁愿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尽擒之。
是中宗时府兵番上之制尚存旧规，可以推见。又据唐大诏令集柒叁开元二十六年正月敕亲祀东郊德音略云：
朕每念黎甿，弊于征戍。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军。锡其厚赏，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尚足。在于中夏，自能罢兵。自今已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
则知玄宗开元中府兵番上之制已为长征召募之制所代替。至玄宗天宝中如新唐书伍拾兵志所云：
［天宝］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
则知宇文泰、杨坚、李世民、武曌四主所创建增置迁移整顿之制度遂于此而告结束矣。
自是之后，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其后平淮蔡，则赖李光颜之武力。李氏之军队亦为胡兵。至若庞勋之役及黄巢之大会战，无不与沙陀部落有绝大关系，此皆胡兵蕃将之问题。然此等均在玄宗以后，不在本文范围，故不一一具论。读者可取拙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参之也。
综括论之，以唐代之武功言，府兵虽至重要，然其重要性殊有时间限制，终不及蕃将一端，其关系至深且巨，与李唐一代三百年相终始者，所可相比也。至若「河北之地，人多壮勇」，颇疑此集团实出自北魏冀、定、瀛、相诸州营户屯兵之系统，而此种人实亦北方塞外胡族之子孙（详见拙着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李唐出身关陇集团，故最忌惮此等人群。太宗因亦不于其所居之地设置兵府，武曌改移政权以后，情势大变，虽于河北置折冲府，然府兵之效用历时不久，至玄宗之世，遂全部废止矣。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而安史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地，施行胡化政策（详见拙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恢复军队部落制，即「外宅男」或义儿制。故唐代藩镇如薛嵩、田承嗣之徒，虽是汉人，实同蕃将。其军队不论是何种族，实亦同胡人部落也。延及五代，「衙兵」尚是此「外宅男」之遗留。读史者综观前后演变之迹象，自可了然矣。寅恪尝谓欧阳永叔深受北宋当时「濮议」之刺激，于其所着五代史记特标义儿传一目，以发其感愤。然所论者仅限于天性、人伦、情谊、礼法之范围，而未知五代义儿之制，如后唐义儿军之类，实源出于胡人部落之俗。盖与唐代之蕃将同一渊源者。若专就道德观点立言，而不涉及史事，似犹不免未达一间也。兹以此端非本文所宜辨证，故止略陈鄙见，附记于篇末，更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当世通识君子。
（原刊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