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结束时，我不得不停息一下。这一章一开始，我那重重苦难的长链的第一个环节便露出了。
我因在巴黎的最显赫的人家中的两家生活过，尽管不善逢迎，但总不免有了点人缘。特别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一哥特邦年轻的王储及其太傅滕恩男爵。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结识了塞居伊先生，他是滕恩男爵的朋友，因编辑出版了卢梭的精美文集而享誉文坛。男爵邀请塞居伊先生和我去丰特奈一苏一波瓦住一两天，我们去了王储在那儿的一幢房子。在路过樊尚监狱时，我一见主塔便痛心疾首，男爵从我脸上看出来了。晚饭时，王储谈起狄德罗被关押的事。男爵为了引出我的话来，故意指责狄德罗太不谨慎。我便慷慨激昂地为他辩护起来。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朋友的不幸才如此激动的，所以也没说什么，于是就扯到别的事上去了。在座的有两个德国人，是王储的随员。一个叫克鲁普费尔先生，聪明过人，是王储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成了太傅。另一个是位年轻人，名叫格里姆先生，暂充王储侍读，等候补缺，而且他服饰很简单，说明他对一个职位的渴望。自当晚起，克鲁普费尔先生和我便开始熟识，很快便情深意笃了。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发展得不算快。他不喜欢出风头，与他后来飞黄腾达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相去甚远。第二天午饭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当我得知他常弹羽管键琴伴奏时，开心极了。饭后，拿来了乐谱。我们便弹奏王储的羽管键琴，一整天都在接触音乐。就这样，对我来说先是那么美好，最后又那么凄惨的友情开始了。这一点，今后我有许多话要说的。
回到巴黎，我便听到狄德罗已被放出主塔的喜讯，根据他的保证，让他在樊尚监狱的城堡和园子里自由活动，并允许他会见朋友。我真恨不得立刻飞去看他!但因要事缠身，不得不呆在迪潘夫人家里耽搁了两三天，真是度日如年。随后，我便飞奔而去，扑到我朋友的怀抱中。真是一言难尽的时刻啊!他并非独自一人，达朗贝尔和圣堂司库同他关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只看见他，一个箭步，大叫一声，便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我泪流满面，抽泣着紧紧地搂抱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激动不已。他挣开我的臂膀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转向圣堂司库，对他说：“您瞧，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爱戴我。”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当时我并没细想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此后，有时回想起来，我始终认为，我要是狄德罗的话，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这个。
我发现监狱对他的刺激很大，主塔给他的印象是可怕的。尽管他在城堡里已很舒适，而且还可以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园子里自由地散步，但他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否则心情便糟糕透了。由于我肯定是最同情他的遭遇的人，所以，他见了我应该最感欣慰，而且，不管有多忙，我顶多隔一天就要跑去同他一起过一下午，或者是我单独去，或者同他妻子一起去。
那是1749年，那年夏天酷热难耐。从巴黎到樊尚有两法里。我生活窘迫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两点走着去。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修剪得光秃秃的，几乎没了一点儿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边走边看书，这样才能走得慢一点。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发现第戎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
一看这个题目，我似乎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当时的印象记得很真切，但是，详细情形在我给马尔泽布尔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阐述过，只不过现在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记忆力的奇特之处，有必要说一说。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把记忆中的事情写在纸上，它就不再帮我了。所以，我只要把一件事写下来，就再也记不住了。在音乐上同样也是这样。在学音乐之前，我熟记很多的歌曲，可当我一学会识谱，就一支歌也记不住了。而且，我怀疑，我曾经最为喜爱的那些歌曲中，我今天是否还能记全一支歌。
在这件事中，我惟一能记住的就是，我到樊尚时，激动得几乎像是发疯。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把原委说给他听，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写的模仿法伯利西乌斯的激烈演说词的一段读给他听。他鼓励我解放思想撰文应征。我这么做了，而且，自这时起，我便完蛋了。这一时的意乱情迷，造成了我今后一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一如我的思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涌动。我的全部卑弱的激动全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爱所窒息了，而最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种**在我的心中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激烈程度之高，恐怕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有过。
我写这篇征文，方式很奇特，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几乎也总是运用这种方式。我把不眠之夜用来写它。我在**闭上眼睛思考着，绞尽脑汁地把一个个段落在脑子里考虑来考虑去，然后，直到我满意之时，便把它们存在记忆中；直到我可以把它们写在纸上为止。可是，当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都忘记了，当我想把它们写到纸上的时候，我所构思的东西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打算请勒瓦瑟尔太太来当秘书。在此之前我已让她同她的女儿及丈夫住在我的附近，她为了让我少雇一个仆人，每天早上前来为我生火和打扫。她来的时候，我便在**把我夜间构思所得口授于她。我一直使用这个方法，使我避免忘掉很多的东西。
这篇稿子写成了后，我便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还指出几处应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热情洋溢、气势恢弘的作品，却缺少应有的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之手笔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推理最差、最不匀称、最不和谐的东西。不过，不管你生来有多大才气，写作技巧总是要会的。
我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外，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起过。自格里姆进弗里森伯爵家时起，我便和他交情不错。他有一架羽管键琴，成了我俩的相聚点，我同他一起在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余暇，从早到晚或者通宵达旦地，从不间断地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一旦在迪潘夫人家找不到我，那我肯定在格里姆先生家，或者至少我是同他在一起，或散步，或观剧。我虽然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已不再用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便同他一起花钱买票，去他所痴情的法兰西剧院。总之，我跟这个青年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连在一起，难舍难分，连那位可怜的“姨妈”也冷落了，也就是说，去看她的次数少些了而已，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之情，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减弱。
我很少有空闲时间，无法两头兼顾，这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那种我早已有之的欲望，想同泰蕾兹住到一起来。因为怕她家人多，特别是手头拮据，买不起家具，所以一直没想到这。做点努力的机会一出现，便被我给抓住了。弗朗格耶先生和迪潘夫人深感八九百法郎一年对我来说不够花销，主动把我的年薪加到50个金路易，此外，迪潘夫人得知我要置办家具，又给予我很大帮助。我们把现有的和泰蕾兹原有的家具凑到一起，在格勒内尔一圣奥诺雷街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一套房间。那家旅馆住的都是些很善良的人。我们尽量装饰了一下，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去退隐。
泰蕾兹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和气，特别惧内，还给他内人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开玩笑地把这一绰号从母亲移到女儿的身上。勒瓦瑟尔太太并非缺乏才智，也就是说，并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有着上流社会的礼貌和风度。但是，她那神秘兮兮的胁肩谄笑却让我忍受不了。她常给她女儿出鬼点子，企图让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挑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同我的关系。不过，她倒不是个坏母亲，因为她这样做于她自己有利，又为她女儿掩盖了过错，从中得益。在这个女人面前我总是小心谨慎，关怀备至，常送她些小礼物，一门心思想讨她喜欢，可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她的欲望，所以她便成了我在小家庭中感到头疼的惟一因素。不过，我可以说在这六七年中，尝到了脆弱的人所能消受得了的最完满的幸福。我的泰蕾兹像天使一般纯洁。随着感情日深，我俩愈发恩爱，日渐觉得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如果我俩的乐趣可以描绘出来的话，那是再普通不过的。我俩相依相偎着在城外散步，有时还在小咖啡馆里大大方方地花上十来个苏。我俩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把小椅子上，有趣的是，这两把小椅子却放在与窗口同宽的一只大木箱子上。这样一来，窗台便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观赏着周围的景物、过往行人，虽然住在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街中。这一顿顿晚餐，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粒樱桃、一小块奶酪和我俩一起喝的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绘得出、谁能感受得到它们的情趣呢?情意、信赖、亲密、心灵的温馨啊，谁能说这些佐料不鲜美诱人呢!有时候，我俩一直在那儿竟不知不觉地呆到半夜，要不是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这么深了。好了，别谈这些枯燥可笑的细节了。真正的快乐用笔是无法描绘的，我一向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感觉的。
我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有过一次更俗不可耐的享乐，也是我应自责的最后一次的这类享乐。我说过，克鲁普费尔牧师和蔼可亲，我同他的关系之好，不比同格罗姆的关系差，后来我俩变得十分亲密。他俩有时来我家吃饭。饭菜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由于克鲁普费尔的妙语连珠、如癫似狂的玩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带着滑稽可笑的德国腔的尚不纯正的法语，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小聚会虽然简单但乐趣横生。我们觉得在一起相处甚得，以致不能分离。克鲁普费尔在寓所里包了个小姑娘，但她仍可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我们正要进一家咖啡馆，突然发现他正往外走，要到她家去吃晚饭。我们便拿他打趣，他报复得挺有水平，请我们一道去吃饭，然后也拿我们寻开心。我觉得那个可怜的小丫头秉性甚好，很温柔，与她的职业不适合。有个老鸨跟她在一起，在极力**她。我们开怀畅饮，放浪形骸，忘乎所以。好心的克鲁普费尔想把人情做到底，所以我们三人便相继地到隔壁房间去同那可怜的小姑娘乐一乐，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始终咬定说他没有碰过她，之所以同她在那屋里呆了那么久，是故意让我们急不可耐，不过，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碰她的话，他也不能心有所忌，因为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他就是住在这个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的。
我走出这姑娘住的莫瓦诺街，同圣普乐从被人灌得酩酊大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羞得满面通红。而且，在我写圣普乐的故事时，便不自然地想起了这件事。泰蕾兹从蛛丝马迹中，特别是从我那慌乱的样子，看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立即坦诚地向她作了忏悔，减轻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我幸亏这么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便得意洋洋地跑来向她添枝加叶地讲述了我的罪孽。而且，从此以后，他总不失时机地、不怀好意地向她旧事重提。他这样做是罪过，因为我毫无顾忌、自愿地毫无隐藏地把秘密告诉了他，我就有权希望他不致让我为此而感到后悔。我从未像这一回一样地痛感我的泰蕾兹心地之善良，因为她对格里姆的做法比对我的不忠更加恼火，她的埋怨在我看来只是感人至深苦口婆心，丝毫看不出她的言语之中有任何的嫌恶。
这个出色的女子头脑极其简单，但心地却极其善良，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但有一件事，却是值得一提的。我曾跟她说过，克鲁普费尔是个牧师，而且是萨克森一哥特王储的私人牧师。对于她来说，牧师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她竟把最不搭界的一些概念滑稽可笑地给搅和在一起了，竟然把克鲁普费尔当成了教皇。我一听她跟我这么说，以为她疯了：我刚一回到家，她便对我说，教皇来看过我了。我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急忙跑去把这话学给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听。从此，克鲁普费尔在我们中间就有了教皇的美名，我们还把莫瓦诺街的那个姑娘称之为教皇娘娘让娜。这成了我们永恒的笑料，而且笑得喘不上气来。有些人曾硬说我在一封信中，亲自说过我一生中只笑过两次，他们那是不了解那时的我，也不了解我的以前，否则，他们是绝不会这么编排我的。
1750年，我已不再去想我那篇文章了，可却听说它在第戎获奖了。这个消息使我豁然开朗，并赋予它们以一种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吕塔克在我童年时置于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和道德观念的原先的酵母发酵了。我觉得，要想成为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尽管该死的羞耻心和畏惧人言使我起先无法依照这些原则行事，不能够与那时代的信条决裂，但自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单等种种矛盾激发我的意志，待确信必胜无疑时，我便立即付诸实行。
当我正在对人的义务的哲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义务。泰蕾兹第三次怀孕了。我对自己过于真诚，内心过于高傲，不愿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因此，我便开始对我的孩子们的命运以及我同孩子们的母亲的关系进行检讨。我为自己做的检讨，根据自然的、正义的和理性的法则，以及同其创造者一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那个宗教的法则。人们假装想使这个宗教纯净，但却玷污它，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程式把这一宗教弄成了说空话的宗教，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又不必去实践，那当然是不用费劲就可以把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一一规定出来。
诚然，我对自己行动的结果估计错了，但我这样做时的那份心安理得是再惊人不过的了。如果我的本性就是邪恶，对大自然的亲切声音充耳不闻，内心深处从未萌发过丝毫真正的正义的和人道的情感的话，这种铁石心肠也就极其自然了。然而，我是那么地古道热肠，那么地具有强烈的感情，那么地容易动情，那么地崇敬情爱，那么地痛伤离别，对人是那么地和蔼可亲，那么地热爱伟大、真美和正义，那么地憎恨各种邪恶，那么地不知记恨、坑人，而且从无此念头，一看到一切有道德的、侠义的、可爱的事情，就那么地一往情深，激动不已，还有这一切，在同一个灵魂里，难道能同肆无忌惮地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行为相安无事吗?不，我感觉到了，而且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让一雅克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曾经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我可能错了，但心肠却不会这么硬。要是说出自己的道理来，那就说来话长了。既然这些道理可以使我迷惑不解，那么它们也会迷惑住许多别的人。我不愿让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年轻人重蹈我的覆辙。我只想说一点，我的错误就在于，因自己力不从心，而把教育孩子的义务交给社会，让他们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认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应做的事，而且还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员。自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想错了，可是，我的理智却并没这么对我说，我还经常感谢上苍通过这种办法保佑了我的孩子们，使他们避免他们的父亲那样的命运，免遭他们的父亲不得不抛弃他们时便会威胁着他们的命运。要是我把他们扔给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的话，她们或因友谊，或因慷慨，或因其他某种原因，不是不愿意抚养他们，可他们日后会更幸福吗?或者退一步说，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吗?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人家也许会教会他们仇恨、背叛他们的父母，那倒反不如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的好。
我的第三个孩子因此也同前面两个一样，被送到孤儿院去了，后来的两个孩子也作了同样处理：我一共五个孩子。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非常明智，非常合理合法，如果说我没公开炫耀的话，那纯粹是顾及他们的母亲的脸面。不过，凡是知道我和泰蕾兹的关系的人，我都没有隐瞒。我告诉了狄德罗、格里姆，后来又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再后来，又告诉了卢森堡夫人，而且，在告诉他们时，我没有丝毫勉强，是坦**直率的，没有任何的迫不得已，其实，我要瞒着大家，也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古安小姐是个正直的女人，为人谨慎，我完全可以信赖她。在我的朋友中，惟一不得不道出真相的，就是蒂埃里大夫，我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是找他来看的。总而言之，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隐瞒，不仅是因为我从不知有什么可以向朋友们隐瞒的，而且是因为我确实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反复盘算，然后替孩子们作了最佳选择，或者是我认为是最佳的选择。我曾经恨不得，而且现在仍然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像他们那样有人教育，有人抚养就好了。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侃侃而谈，但却并非没有私心。我曾把她们母女带到迪潘夫人家去，迪潘夫人出于对我的友谊，对她们和蔼备至。勒瓦瑟尔太太把她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迪潘夫人。迪潘夫人不但善良而且慷慨大方，而勒瓦瑟尔太太并没告诉她，我虽收入微薄但却在尽自己最大所能满足她们母女，所以迪潘夫人十分大方地常常周济她。这一点，泰蕾兹因有母亲之命，在我在巴黎期间，始终没有告诉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谈了好多心事之后，她才说了出来。我一直不知道，迪潘夫人看上去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可对我们的事竟知道得那么清楚。我依然不清楚她儿媳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知道了。其实，她的儿媳是知道的，而且没能憋住。第二年，我已经离开了她们家了，她同我谈到了这事。这就逼迫我不能不因此给她回了一封信，这信被我保存在我的信函集中。我在信中详细讲述了我不想连累勒瓦瑟尔太太一家的理由，而最根本的理由却正是因为她一家的缘故，可我并没有说。
我对迪潘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情是深信不疑的；弗朗格耶夫人我也觉得没什么可怀疑的，而且我的秘密传了出去之前，她早已乘鹤西去。秘密一定是我告诉过的那些人给泄露出去的，而且确实是在我与他们决裂之后泄露出去的。光是这一点，他们是怎样的人就不言自明了。我想我所受的一些斥责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也愿意受到谴责，但是却不愿受这些人居心叵测地发出的谴责。我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这只是我的一个过错。我忽视了自己的义务，但我却没有一点的害人之心，而且，对于根本就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是不会有什么父爱的。但是，辜负朋友的信赖，违背最神圣的诺言，把人家告诉你的秘密给捅出去，恣意败坏被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时依然尊重我们的一个朋友的名声，那就不是过错的问题，而是人格的低贱和心灵的龌龊。
我说过要写忏悔录，而不是辩护书。因此，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打住算了。我应说出我的心里话，然后由诚实公正的读者为我作出最中肯的判断。我将永不向读者提出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完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更加舒服惬意，因为新娘子是个德才兼备、年轻可爱的人儿，而且，在为迪潘先生抄抄写写的人中，她对我似乎另眼相看。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子爵夫人又是弗里森伯爵的好友，因此也就成了与伯爵相交甚深的格里姆的好友。可是，格里姆还是我引见给子爵夫人的女儿的。但他俩性情不合，所以关系并没有发展下去。而格里姆从那时起便变成攀附权贵的小人，他更喜欢在上流社会交际甚广的母亲，而不喜欢她的女儿，因为后者只希望结交一些可靠的、品性相合，情投意合的朋友，而不想参与任何阴谋，不想巴结权贵。迪潘夫人看不出舍农索夫人有任何她所期待于她的顺从，便把她的家弄得门可罗雀，而舍农索夫人对自己的品德、也许也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宁可舍弃社交的乐趣，几乎一向独来独往，过单身生活，也不愿为自己套上她自觉生来就不习惯的枷锁。这种好似流放的生活，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因为我的品性中自幼就有一种对落魄的人同情的情结。我觉得她思想形而上学，喜欢思考，尽管有时有点诡辩。她的谈吐绝不像一个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女子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她还不满20岁。她的肤色白嫩细腻，光彩照人；如果注意姿势的话，她的身材高挑丰满、楚楚动人；她的头发是灰黄色的，秀美异常，令我想起我可怜的妈妈年轻时的秀发，不由让我一见之下就产生心动的感觉。但是，我刚为自己制订的、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死守的严格的原则使我不敢造次，没为她的美貌所迷惑。整个一夏天，我每天都同她单独在一起三四个钟头，心无旁鹜，认真专心的教她算术，老用我的那些数字去烦她，而且连一句意存挑逗的话也没有说过，也没给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在五六年之前，我就不会这么呆，或者说不会那么傻了。不过，我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是因爱情而去爱的，但不是她，而是另外的一个女人给了我初恋的体验，也让我发出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迪潘夫人家生活以来，我一向很满足、从未表示过得寸进尺的愿望。她同弗朗格耶先生一道给我增加薪俸，都是他们主动这么做的。这一年，弗朗格耶先生对我是越来越好，想着让我手头更加宽裕一些，日子也不要过得太清苦。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杜瓦依耶先生人已老了，而且挺有钱，打算退休。弗朗格耶先生便主动让我顶替了他。为了能够做好这项工作，并且能让人满意，有几个星期，我常去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学习必需的知识。可是，或许我不能适合这个工作，或许是迪杜瓦依耶先生好像想另外物色一个接替他的人，并不真心实意地教我，所以对那些必需的专业知识我掌握得不尽人意，那一大堆故意弄得乱七八糟的帐目总也入不了我的脑子。不过，尽管我未能抓住这一行的真谛，毕竟还能通晓一些。我甚至开始履行职责了。我既管记帐，又管出纳，既收钱又付钱，签收票据。尽管我对这一行既无兴趣又无才能，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变得明智了，决心克服厌恶情绪，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不幸的是，当我开始运作起来的时候，弗朗格耶先生作了一次不长的旅行。在他外出期间，由我暂时管理他的钱柜，当时里面也就只有25000千到3万法郎，但我却为此而思想紧张，忐忑不安，使我觉得我天生不是干出纳的材料，而且我毫不怀疑，待他回来之后我所得的那场病，肯定是他外出时我的那份紧张焦虑引起的。
我在上卷中说过，我刚出世时，便生命垂危。先天性**畸形使我孩提时便感到几乎长年不断的尿潴留，是我的苏珊姑姑悉心照料我，含辛茹苦的养育我，才使我健康成长。不过，她毕竟是成功了，我的健壮体质占了上风，青少年时期身体已经很健康了，所以除了我讲述过的那种忧郁症以及稍有点过度便尿频使我总感到不便而外，直到30岁，差不多都没再患过我小时候的那种疾病。第一次旧病复发是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劳累的旅途和不堪忍受的酷热使我小便灼痛，腰酸腿疼，至入冬方好。与帕多阿娜有染之后，我认为我是死定了的，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舒服的感觉。在与齐丽埃塔想象多于身体力行的消耗之后，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只是在狄德罗入狱之后，因为在酷热的天气里，跑樊尚监狱受了暑热，患了严重的肾绞痛，自此之后，身体就再没复原。
在我正谈到的这一时刻，也许是因为那令人厌烦的憎恶的出纳工作太过辛苦的缘故，我的身体又累垮了，比以前更加厉害，在**躺了五六个星期，其痛苦的状况是旁人所不能想象的。迪潘夫人给我派来了著名的莫朗大夫，他尽管医术很高明，但让我遭的罪真是一言难尽，到了最后也没查清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大夫；达朗的探条比较柔韧，果然慢慢插进体内去了。但莫朗在向迪潘夫人汇报我的病情时，说我顶多能活半年。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之后，我便对自己的状况和干的蠢事有所考虑了，觉得自己在这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可我却牺牲宁静和乐趣，去受制于一种我只觉得讨厌的工作，实在是太不值了。再说，我才决定恪守的那些严格的生活原则与这个我不甚满意的工作怎么能够协调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又不太可能厚言去宣扬安于清贫，这不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吗?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头脑里翻腾着，死缠着不放，从此再也无法从脑子里驱除出去，在康复期间，我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并且将高烧中所打定的主意巩固了下来，永远抛弃了任何发财进取的打算。我下定决心，在独立的人格和清贫拮据的生活中平稳度过我已不多的时日，竭尽心灵的全部力量砸断舆论的枷锁，勇敢地去做我觉得好的事情，而不去理睬别人的赞美或诽谤。我必须克服的障碍以及我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简直难以想象。我总算尽量做到了，而且比自己原先所希望的还要成功。如果我能摆脱友谊的羁绊，一如我摆脱舆论羁绊的那样，我的计划也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世人所能设想的最伟人的，或者是最有利于道德的计划。但是，当我非议那伙俗不可耐的所谓哲人和伟大的错误看法时，我却听任一些所谓的朋友摆布，任凭他们把我当成孩子似的牵着走。这帮所谓的朋友看见我独自走在一条新路上，非常嫉妒，便装作努力在使我幸福，其实一心想着出我的洋相，开始不遗余力的诋毁我，然后让我臭名远扬。引发他们对我的嫉妒的倒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崭露头角，而是我在那另辟蹊径的创造式改造。我在写作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们也许还能原谅我，但是他们不会原谅我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榜样。我生性喜欢交友，我性格随和温顺，不难促成友谊。当我是无名小卒时，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爱戴我，而且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一旦我有了名气，我就没有朋友了。这是个天大的不幸，而且，更加不幸的是，身边尽是些以朋友自诩的人，他们以朋友名份自居，暗中捣鬼，将我搞得臭名远扬。这本忏悔录的后部将详细阐述这一丑恶阴谋，在此，我只提一个头，大家很快便能看到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么设下的。
我既然想要生活不受人的牵制，就一定得有个生活的来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帮抄乐谱，按页数取酬。我也很乐意去干更好的赚钱的工作。但抄乐谱这活计很对我的胃口，也是惟一可以不依附别人而又能每天都挣到面包钱的办法，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已经不需要再去眷恋美好的前程，也不再追求虚荣了，便从一个财政官的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乐谱誊抄员。我认为我从这项选择中，受益匪浅，所以很少后悔，后来也是情非得已才最终决定不干它的，但一有可能，我是定要重操此旧业的。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成功，使我更容易的不依靠别人而独立生活了。文章一获奖，狄德罗便张罗着让人刊印。当我还卧病在床时，他便给我写了一封短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应。他在信中对我说：“简直是登峰造极了，没见过有类似成功的先例。”公众的厚爱并非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而且又是给予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学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才能，尽管我是心有所感的，但直到那时之前，我始终是有所怀疑的。我明白我可以从这个成功中为我准备实施的独立生活计划获得多大好处。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誊抄员如果找不到活干是不大可能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便给弗朗格耶写了一短笺，把此事告诉了他，并且感谢他以及迪潘夫人对我的所有关照，并且请他们帮忙说明我的志向。弗朗格耶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封信在说些什么，还以为我烧糊涂了，所以立刻跑到我家来了。但发现我已经认定了这个志向，无法使我回心转意，便跑去对迪潘夫人以及所有的人说，我已经疯了。我没有理会他对我的看法。我先从我的服饰开刀，摘下了镶金饰物，脱去了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发，取下佩剑，卖掉怀表，心里高兴异常地在说：“谢天谢地，我无需再看时间了。”弗朗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也没另找人当出纳员。最后，他见我吃了称砣——铁了心，才把出纳交由达里巴尔先生来管。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太子傅，因他的那本《巴黎植物志》而在植物学界出了名。
不管我的独立生活计划有多么严厉，但一开始，我并没对我的内衣下手。我的内衣数量多而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的行头的剩余，我唯独对它们情有独钟。我由于喜欢内衣干干净净的，竟至把它们弄成了奢侈品，这使我浪费了不少金钱。有人做了件好事，把我从这种奴隶地位上拯救出来。圣诞节前夜，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顶楼的门被撬，那小偷偷走了我刚洗完而晒在楼外的所有内衣，其中包括我的42件衬衣，都是很漂亮的细麻布的，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们说是当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公寓楼里出来，挟着一些包袱。从他们所描述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泰蕾兹和我怀疑是她哥哥所为，因为他是远近闻名的坏种。她母亲气哼哼地非说不是，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不管做母亲的怎么否认，我们一直这么怀疑他。我也不想再调查下去，免得果如自己之所料。这位兄长再没登我家的门，最后是音讯全无，不知所终了。我为泰蕾兹和我命苦而悲叹，竟有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因此我更加鼓动她挣脱这么危险的一个枷锁。这事反而倒使我不再钟情于那些漂亮的内衣了，从此，我的内衣全都是普普通通的了，与我的其余行头就更加配套了。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重塑之后，一心想着的是坚定决心，持之以恒，努力地从内心深处摒除对别人看法的顾忌和在做合情合理事情时而受别人责骂的担忧。借助我的文章的出名，我过独立生活的决心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就给我招来了一些主顾，因而一开始干起那行当就比较成功。然而，好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在换一种环境下所能取得的成功。首先是我身体状况很糟糕。我刚得的那场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而且，我认为我所求治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看过病。他们都是专家学者，而且又都是我的朋友，以不同的方式方法为我悉心治疗，可是，非但丝毫未减轻我的病痛，反而使我更加虚弱，更加的弱不禁风。我越是听从医嘱，我就变得愈发黄瘦无力。他们把我的脑子吓糊涂了，使我根据他们的药效反观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觉得在死之前，必定百病缠身，潴留、砂淋、结石等。凡是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情。我发现惟有达朗的探条多少能起点效用，我发觉如果没有它的话，病痛的折磨将使我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尽管那也只是暂时地减轻一点疼痛而已，所以我便花了不少钱买了好多探条，如果不幸达朗有什么不测的话，今后也好自己备用。在我经常使用的八九年当中，连同现存的加在一起，我为买探条总共花了有50个金路易。可想而知，治疗这么花钱，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我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去的，一个垂死之人是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挣他每日的面包钱的。
文学上的事也让我分心，对我的日常工作的妨碍不亚于疾病。我的那篇文章一发表，文学卫道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小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搞懂，居然以一代宗师的架子从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我气便不打一处来，立即拿起笔来，教训了其中的几位，使得没有人再敢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了。有个叫戈蒂埃先生的，南锡人，是第一个被我训斥的，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个就是那个斯塔尼斯拉国王，他竟肯同我争论一番。他这么看得起我，这就迫使我只好换个口气回答他了。我口气十分庄重，但仍旧毫不客气。我对他的人品极推崇，但对他的文章予以无情的驳斥。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神甫的耶稣会士插手过他的文章。我凭我的直觉，辨别出哪些是出自国王之手，哪些是会士所为。我不留情面的对耶稣会派的全部观点予以无以复加的驳斥，顺便还挑出了我认为只有那位可尊敬的神甫才会犯的一个年代上的错误。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我其他的文章那么轰动，但却是到目前为止这类文章中独树一帜的佳作。我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告诉公众，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是如何去捍卫真理的，竟至敢于同一位君主抗衡。在回击他时，要像我那样既口气凛然又不失尊敬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一个我推崇备至，敬爱有加，但又不会去争宠献媚、假意殷勤的对手。我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非被扔进巴士底狱不可。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忧虑。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个仁慈的国王在读了我反驳的文章后，诚恳地说：“我认输了，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种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对此横加挑剔了。
此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10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的忙。我并没有把他从我的记忆中遗忘。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方便的人。这的确是我的不是。他很客气地攻击我，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口气强硬地回敬了他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却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欲图谋害我。
这场大论战占去了我大量的精力，浪费了大量的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好处，对我的钱袋也无所补。我当时的书商比索付给我的小册子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经常分文不付，譬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没有拿到一分稿费，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点稿酬，也得等着哩，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兼任两项工作，这么一来，哪一桩也没干成。
这两种行当还有一个极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的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攀附权势，对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么一来，他不可能将原来的设想很好地予以实施。我的屋里来人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成百上千的鬼点子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住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为拒绝别人而使更多的人对我心存不满，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任人摆布，因此，不管我如何对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