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以显赫的出身为显赫作为自己的荣辱，公侯伯子男，讲究某某“世家”、某某“后裔”。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钱财多寡则成了荣辱的新则以钱财多寡为标准。所谓“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是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以及“死生无命，荣辱在钱”，“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等等俗话正是揭示了体现了以钱财划为分荣辱的标准的现象。在金钱**下，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荣辱观确实在金钱**下发生了变导、动摇、失落。还有一种是“以貌取人”，把一个人的容貌、长相、风度也成了划分视为划分荣辱的标准。
尽管以家世、以钱财、容貌来划分荣辱毁誉的的人，尽管具体标准不同，但这些人其着眼点、思想方法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纯客观、外在的条件出发，并把这些将其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财富，而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导致了以至于出现了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结果到最后还是自己吃亏的是自己。
在荣辱问题上，做到“难得糊涂”、“去留无意”，这才叫潇洒自如，顺其自然。一个人，当你凭自己的凭借努力、实干，靠自己的依靠聪明才智获得了应得的荣誉、奖赏、爱戴、夸耀时，一个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切莫不应当受宠若惊，飘飘然忘乎所以，自觉豪光万道，俗语说所谓“．给点光阳光亮就觉灿烂”。无可无不可，宠辱不惊，当如就像古人阮籍所说的云“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荣誉已成过去时也只是过去的荣誉，不值得夸耀，更不足以更不值得留恋。另一种人，也还有一种肯于辛勤耕耘的人，但却经不住玫瑰花的**，有了点稍微有些荣誉、地位，就沾沾自喜，飘飘欲仙。甚至以此为资本，争这要那，不能自持。更有些人“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这些人居官自傲，横行乡里，他活着就不让别人过得好别人就别想活好。这些被名誉地位冲昏了头脑的人是被名誉地位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了。
《庄子·秋水》篇中有言道：“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得到了不因荣誉宠禄不必而狂喜狂欢，即使失去了也不用也不必耿耿于怀，忧愁哀伤，这里面有一个哲理，即得失界限不会永远不变是永恒不变的。一切功名利禄都不过只是过眼烟云，得而失之，失而复得这种的情况都是经常发生的时有发生，只要意识到一切都是随可能因时空转换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就不会将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淡看轻看开些看得那么重要了，就能够做到“荣辱毁誉不上心”。在荣誉宠禄面前，有的人在荣誉宠禄面前也许能经得起考验，但他未必能不一定能经受得住屈辱和打击。所谓“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等，都是赞美对古往今来的那些豪杰英雄的赞美诗。面对邪恶，为了正义，宁死不屈，以死论证证明了伟大的人生和、高尚的人格，这就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誉啊。但在特殊情况下，“忍辱”也是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更多的人赢得荣誉。这就是也要忍辱，即“忍辱负重”。众所周知的大家所熟悉的《红岩》中的华子良，装疯卖傻那么多年，遭到敌人侮辱，也遭到自己同志的轻蔑，为的就是要在关键时刻营救战友。这种人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着伟大高尚的荣辱观，是多少凡夫俗子望尘莫及的，其荣辱观同样伟大高尚。
“美德的荣誉比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重德轻财符合达·芬奇的荣誉观显然是重德轻财的。这与等同于主张以人格高下来鉴定荣辱的观念是相通的。历来古往今来的士大夫阶层文化人，有些精神追求的人，往往在荣辱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的态度。或士或隐，无所用心，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能上能下，宠辱不计，只要顺势、顺心、顺意即可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如此一来，既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百姓做点好事为福于百姓，又不至于劳心劳神地为争宠争禄而劳心劳神，去留无意，亦可全身远祸。有时在利害与人格发生矛盾相冲突时，则本着以保全人格为最高的原则，不以物而失性、失人格，如果因为趋利避害而放弃人格而趋利避害，即使一时得意，却要长久地受良心谴责。在商业社会里，是很难要真正做到完全脱离物质而一味追求人格高尚纯洁确实很难的。但要有了人格追求，起码可以就活得轻松潇洒些，不为物所得，更不会因为一次晋级、一次调房、一次长薪而闹得不可开交产生矛盾，即使不争不闹，也总会心中也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也不会为功名利禄而趋炎附势，投其所好，出卖灵魂，丢失人格。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二次这样的经验和体会，当你当你放弃利害，保住人格时，那种保住人格的欣喜愉悦是发之肺腑的，淋漓尽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