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安排向来是政治活动的一个焦点，在权力纷争的后唐也不例外。李嗣源继位后，罢免了宰相豆卢革（他曾是太原王王处直的下属，李存勖建立后唐，他以出身名门高第，征拜行台左丞相。此人不学无术，又专求长生修炼之术）后，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便让两大重臣安重诲和任圜荐举人才。
安重诲，今山西应县人，沙陀族，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大臣。安重诲早年随李嗣源征战，为人明敏谨恪。李嗣源称帝后，其以拥戴功充任左领军卫大将军、枢密使，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累加侍中兼中书令，护国节度使，总揽政事。
任圜，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大臣，陕西京兆三原人，父任茂弘，曾任西河令，驻守太原，任圜随父于任上。其英俊潇洒，能言善辩，深得晋王李克用的喜爱。后唐时，以镇州为北京，拜任圜为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历任工部尚书，兼任黔南节度使，官至宰相。这二位本就不是同一类人，听说皇帝要让他们推举人才，自然会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安重诲听从忠武节度使孔循的建议，推荐了太子宾客郑钰和太常卿崔协，而任圜举荐了御史大夫李琪，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任圜当面诋毁崔协：“崔某人大字都不识得几个，时人笑称为‘无字碑’，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宰辅？”然后又吹捧李琪：“李琪就不一样了，他学贯古今，当代才人，无胜于李某者。小人妒忌琪才，所以中伤君子，如果陛下不用李琪而用崔无字，就等于舍苏合良药而用蜣螂小虫也。”安重诲见任圜满口胡话，不禁捧腹大笑。李嗣源沉吟一下，说道：“朕看学士冯道挺不错，性温和，不与人争事，可以进来。”冯道得了彩头，连升数级，进了“上书房”，同时入选的还有崔协这位安重诲的属下，“学贯古今”的李琪则被晾在了一边。
其实，这样的安排看似合理，实则犯了用人的大忌，打破了权力场上的平衡。崔协入选即让安重诲觉得皇帝偏向他，又让任圜颇感不平，这样只能加剧两人之间的斗争。在两大权臣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中，不能让一方压倒另一方，否则胜出的一方便会得寸进尺，最高权力便会受到严重挑战。任圜对此极为不满，虽然没敢公开指责李嗣源，但平时还是会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有一次，任圜和安重诲在李嗣源面前争论出差人员的经费问题时，乱发脾气，让李嗣源很不高兴。李嗣源回到内宫，便有侍妾借机说任圜的坏话：“陛下，刚才在陛下面前与安相议事的是什么人？”李嗣源不知道她要说什么，便说是任圜。侍妾再进言：“臣妾当初在长安时，常见宰辅议事，但从没见过他们如此意气用事，可能是他没把陛下放在眼里吧，不然也不敢这样。”李嗣源一听脸色大变，没多久便罢免了任圜。无官一身轻，任圜正准备回乡颐养天年，但安重诲却不想放过他，硬是劝说李嗣源赐死了任圜。
任圜的才华比较出众，任平章事兼判三司，任三司使（三司即盐铁、户部、度支）判三司相当于财政大臣。任圜大权在握，初期也能尽力选拔贤能之士，杜绝以人情任命官员的弊端，忧国忧民、尽职尽责，政绩也很突出，使国库充实，军民富足。
而安重诲出身于内迁的少数民族，有文化但不精通为官之道，对于管理平衡大臣们的关系更是门外汉。《旧五代史》中说评价安重诲“志大才短，不能回避权贵，亲礼士大夫，求周身辅国之远图，而自恣胸襟”说的就是他治国有雄心，但治政却无才，对大臣不能包容，量才使用。作为枢密使他大权在手，就变得日益骄横，肆意排挤他人，不但和任圜争夺权力，有时竟当着李嗣源的面和任圜争执，互相谩骂，更不知在李嗣源面前要顾及皇帝的尊严，收敛一些。结果不但自己和任圜都送了命，还让大展宏图的李嗣源出现无能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可以说，在李嗣源统治时期，掌权的基本上是安重诲和任圜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对李嗣源很忠贞，办事也很认真，但两人之间却不能互相配合，相反却互相攻击，弄得朝政混乱，大臣们也不能团结。当然，引起朋党之争，及无能人可用，属李嗣源用人失策所致，他过分仰仗两位重臣，同时又缺少相应的制衡之策，导致他们都争着提拔自己的人马，而真正有才能的人没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