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太监缺席了贪廉剧斗，皇帝孤身一人对抗文官。
大礼议，一场看似无聊至极的嘴仗，其实暗藏着皇权与相权的坚决斗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君臣对立出现在了大明的朝堂，导致官僚队伍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内部撕裂。一个有资格代表明朝的著名贪官——严嵩就在这道比万里长城还要壮阔的裂痕中应运而生。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斗倒青词宰相张璁，还得青词更妙的夏言。要斗倒青词绝妙的严嵩和奸诈贪婪的严世蕃父子，既需要杨继盛、沈炼的丹心报国，也得需徐阶、高拱、李春芳一大批青词高手忍辱负重。但另一边陆炳、邵元节、陶仲文的花式腐败又有谁能稍止？
海瑞，人类历史上清正刚直的标志性人物，他生在这个污浊的乱世，如一柄利剑，刺破长长的黑幕，成为这个时代最闪耀的饰品。但裂痕是慢性病毒最好的病灶，这个时代的裂痕堪称五色斑斓，花样百出，连海瑞最终都无法直面，难道真的只能诉诊于李时珍，问问他对嘉隆万三朝的这段慢性病史有何妙手良方？
6.1大礼议的超级裂痕
宇航界有一个传说，从太空舱里用肉眼看地球，可以看到两个人工制品，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嘉靖朝君臣之间的裂痕。
这也是极具中国社会特色和明朝时代特征的政治现象，换个地方或者时代，这个皇帝早就死一百遍，甚至整个王朝都被推翻了。唯独中华帝国大明王朝，出现这种君臣割裂反而是政治体系完全成熟稳定的标志。但裂痕却是慢性病毒最好的病灶，恰如肌肤被割开后最容易感染。贪官打造自己的团队，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在官僚队伍中制造裂痕，在对立矛盾中寻找可以拉拢的人，现在皇帝和群臣产生一道公共裂痕，慢性病毒从未遇到过这么好的病灶。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在亲征（确切地说是游玩）途中突然驾崩，由于他没有子嗣，连亲弟弟都没有，于是大明进入了一个长达37天没有皇帝的共和期，暂由首相杨廷和主持工作。最后，朝廷经议定，按礼法应由兴王朱厚熘继位。现任兴王是明孝宗的弟弟己故兴献王（朱祐杬，“夺门之变”前曾被传闻可能会继承景泰帝帝位）的儿子，朝廷议定将其过继为明孝宗之子，以明孝宗次子的身份继位，这样就保证了大明的世系没有发生偏移。但事实上朱厚熘驾崩后的庙号为明世宗，表明后人还是认为世系在他这里发生了转移。
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但在宋朝产生了所谓的“濮议”。宋仁宗（赵祯）无嗣，其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继位，既为宋英宗。宋英宗继位后大臣们讨论名分问题，司马光、范纯仁等认为英宗己经过继为仁宗之子，宜以仁宗为皇考（己去世的父皇），以濮王为皇伯考（己去世的皇伯）。韩琦、欧阳修等则认为濮王是英宗的生父，这个事实不能改变，濮王应该称皇考，并在庙堂中以先父的礼仪祭祀，宋仁宗则称皇叔考，以先皇的礼仪祭祀。此事史称“濮议”，大臣们分为两派，争论了一年半，最终韩琦、欧阳修一派获胜，濮王称皇考，三位坚持要求宋英宗称濮王为皇伯考的御史吕诲、吕大防、范纯仁被贬出京。这种事表面上不是天大的事，实际上蕴藏着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所谓中华帝国，到底一个公共管理体系，还是某一家一姓的私业？如果是私事，我爱认谁当爹是我自己的事儿，外人无权插手。但如果是一个公共管理体系，那就必须按公共秩序来办，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皇室之事无私事，都是公事。
明世宗的情况和宋英宗很类似，也存在亲爹到底是皇考还是皇叔考的问题。但宋朝的“濮议”虽引起不小的波澜，最终还算平稳解决，君臣也没有大打出手。明世宗引发的“大礼议”却旷日持久，无数宰相公卿、文武百官被杖责、罚俸甚至免官。文官队伍本身也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争得面红耳赤，最终造成整个高层的严重撕裂，明中后期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这道巨大的伤口中孳生发育。
造成如此严重对立撕裂的契机是明世宗发现从选他当皇帝，到过继改宗，再到一切政事，均是由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包办，自己除了在己经拟定好的诏书上签字盖章外，还要按规定动作像木偶一样被支来使去，完成各种仪式。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不仅是公事，文官们对皇权的侵犯如此深入到皇帝的私事，这让14岁的明世宗很难接受，更难理解，传说中的皇帝真是这样当的？
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皇帝还真就是这样当的，只是有些少年不愿面对现实，于是展开了顽强的抗争。这种抗争往往以某个形式上的细节为出发点，实际上是在争夺中确定谁说了算的问题，如果这种细节皇帝说了都不算，那大政方针就更不算了，所以这是皇权和相权的本质之争。明世宗也曾一度想避免剧烈斗争，尝试拉拢文官们，先加封首相杨廷和为左柱国（正一品勋官），杨廷和谢恩领旨。但接下来明世宗又赐礼部尚书毛澄黄金，却被毛澄严词拒绝，而且暴露了他在向文官行贿，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明世宗次年又想加封杨廷和为太傅，之前百余年内阁大学士最高加衔只能到从一品少师，从无加正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先例，这个贿赂不可谓不重，但也被杨廷和严词拒绝。明世宗多次下诏为其父追赠徽号，均被内阁封还，年轻的明世宗被连续当众打脸，勃然大怒，终于与文官们撕破脸，斗争从暗中博弈到了摆上桌面。
明世宗发起这场斗争的首要节点就是杨廷和这个怪老头。杨廷和虽然主持朝廷议定明世宗入继大统，但明世宗没有必要感恩戴德，因为选他完全是根据礼法并由廷议通过的，不是他杨廷和的恩赐，这和王莽、董卓找些小孩儿来当皇帝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中华帝国也是中国社会进入宋明阶段后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特征——皇帝以科举选拔官员，官员以礼法确定皇帝。君臣都是通过很客观的公开程序选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扮演好各自的公共角色即可，没有私情可循。
杨廷和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入阁，正德七年（1512年）李东阳退休后，杨廷和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正德十年至十二年（1515?1517年）因父丧回家丁忧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年）起继续担任首辅至今。明武宗驾崩后，杨廷和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主持朝政37日，铲除了江彬等一众奸佞，又牵头议定了兴王入继大统，可见其在明廷之威望超然，堪称是明中后期内阁制度成熟后相权的一个集中体现。但现在明世宗就是要勇敢地面对这座高峰，为皇帝把权力争回来！
杨廷和、毛澄等朝臣安排明世宗改宗，一系列的诏册措辞不可能没有一点漏洞，明世宗就此发起了论战。不过明世宗势单力孤，学识水平也远远不及一大帮进士，刚开始处于严重下风。然而就和宋朝的“濮议”一样，文官也并非清一色赞成杨廷和的观点，见皇帝如此不屈，也有一些人站在了皇帝这边。但这其中跳得最厉害的几个却未必都是坚持真理，更有可能是瞅准了机会，站到皇帝一边，以期未来得到皇帝的宠幸。
这类人以新科进士张璁为首。张璁的人生也颇为励志，他很小就有才名，很年轻就考中举人，但连续七次会试都名落孙山，本来张璁己经准备放弃进士梦，以举人出身去谒选州县官（一般可以当县里的局长），但御史萧鸣凤却通过星相算命，对他说：“从现在起，三年成进士，又三年会突然大贵！”这有点像苏格兰王子罗伯特?布鲁斯（RobertBruce）看见蜘蛛第八次结网的故事，张璁打起精神参加了第八次会试，果然高中二甲，己经四十七岁了。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张璁没有考选庶吉士，但一个更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皇帝刚登基就和群臣闹翻，而且势单力孤，身边没有一个人，那我现在赶紧站到他那边，不就成了他的头号亲随了吗？
张璁精心炮制了一篇奏疏，论证了父母是人间最大的伦常，不能说当了皇帝就不认爹娘，明世宗的情况和汉哀帝（刘欣）、宋英宗并不完全相同，杨廷和刻舟求剑，实则是在党同伐异！至于明世宗还健在的生母兴献王后蒋氏，虽然没有当过皇后（甚至皇妃），但既然是现任皇帝的亲妈，也可以册为太后，排在昭圣慈寿皇太后（明孝宗皇后）之后，称“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最重要的是，张璁敏锐地指出了杨廷和一个根本破绽——在明武宗的遗诏（实为明武宗驾崩后杨廷和代拟）中，说明了是由兴王朱厚熘继位，没说是皇太子朱厚熘。杨廷和先迎取兴王到京师，再册立为皇太子，再以皇太子身份继位的做法与其自身的说法就自相矛盾。即便抛开言辞细节，杨廷和这帮人以汉哀帝和宋英宗为理论依据，但汉哀帝和宋英宗都是汉成帝（刘骜）和宋仁宗在世时就把他们过继为子，以皇太子身份养育多年后才正当继位。现在明孝宗都驾崩十几年了，杨廷和这帮人代他做主，给他过继一个儿子，再册立为皇太子，这于常理也说不通。所以明世宗就是以明武宗弟弟的身份继承了皇位，与父母辈无关。
张璁此文有理有节，连赋闲在家的杨一清都说：“就算是圣人活过来，也驳不倒他！”其实不需要活过来，当时碰巧有一位在世的圣人——王阳明。王阳明也表示非常欣赏张璁的议论（这可能与王阳明跟杨廷和关系不佳有关）。张璁说出了明世宗的心里话，让他非常感动。这一下子可把一众文官给打懵了，他们本来以为文官队伍是铁板一块，这下出了个叛徒？大家纷纷痛骂张璁背德无耻，不遵公议，却去阿附皇帝。张璁作为新科进士，尚未正式授官，刚冒头就被认定为天下公敌，所以后来被文官阶层视为一代巨奸。
明世宗根据张璁的建议，着手奉迎生母入京的仪式，他坚持要以皇太后的礼仪入京，文官们则坚持要以王后的礼仪。明世宗生母蒋氏己经到了通州，听说朝廷就她入京的礼仪僵持不下，只好在通州暂驻。明世宗听说了，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来，泪如雨下，大哭说这个皇帝小子我不当了，回去继续当藩王算了。朝臣们没想到这个14岁的少年如此决绝，最后只好让步，以皇太后礼奉迎蒋氏入京。之后明世宗和文官们达成了妥协，同意尊明孝宗为皇考，生父为“本生父兴献帝”。虽不是皇考，但避免了成为皇叔，而且也得到了一个帝号。但是张璁却因犯了众怒而被牺牲，进士实习期满就任南京刑部主事，这算是二甲进士初授官的下限，关键是被逐离了北京权力核心。
之后，又陆续有人站在了明世宗一边，右副都御史席书、礼部员外郎方献夫、兵部主事霍韬、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纷纷撰文为明世宗张目，尤其是王阳明弟子方献夫提出“继统不继嗣”的理论，极大扭转了形势。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召张璁、桂萼回北京，两人一回京就发表了七篇论文。文官们知道这两个大敌回来，还敢大肆发文，不禁咬牙切齿，有传闻说文官们准备以当年打死王振党羽马顺的格式，于上朝时在左顺门徒手打死他俩！张璁、桂萼吓得不轻，在武定侯郭勋（开国名将郭英之后）家躲了好几天才敢出门，明世宗特旨授他们为翰林学士，也不敢接受。不过风头过后，张璁、桂萼等约群臣当廷辩论，竟然舌战群儒，不落下风。面对这个形势，杨廷和非常忧虑，拿出宰相要挟皇帝的惯用伎俩——以辞职作威胁。谁知明世宗不认明武宗是亲哥，但他当年就坡下驴逐走刘健、谢迁的招式却学了去——准奏！杨廷和大怒：“你小子耍赖！你当初威胁退位我们就怕了，现在我威胁要辞职你怎么就不怕？”老子就是不怕你怎么的！门卫，下次不用放这个老头儿进宫了！
杨廷和的去职标志着双方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明世宗、张璁一方己经明显逆转形势。主管礼制的礼部是“大礼议”斗争的风暴眼，礼部尚书毛澄己于嘉靖二年（1523年）愤而辞职，三个月后气病交加而死。朝廷召南京吏部尚书罗钦顺接任，但罗钦顺声称明世宗是想让他去干违礼之事，坚辞不任。这时吏部左侍郎汪俊挺身而出，主动表示愿意接任礼部尚书，并为维护礼制与明世宗作坚决斗争！杨廷和去职后，文官一时群龙无首，新任礼部尚书汪俊约吏部尚书乔宇一道，率廷臣员力谏。明世宗大怒，切责乔宇、汪俊。之后明世宗开始大肆任免高官，这段时间人事非常混乱，出现大量被任命的尚书、学士拒不上任的情况，甚至内阁到底谁是首相都搞不清楚。最后明世宗诏己经退休的杨一清重回内阁，南京兵部尚书廖纪为吏部尚书，左副都御史席书为礼部尚书。杨一清、廖纪在大礼议中表现为中间派，他们只希望朝政能够尽快安宁，四处调停。但所谓调停肯定是对皇帝比较有利的，中间派很容易倾向于皇帝一边。至于席书就完全是明世宗一派的了，之后陆续接掌吏部、礼部的桂萼、方献夫都是明确的“保皇派”。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在张璁、桂萼等人的积极策划下，明世宗正式宣布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明孝宗为皇伯考。文官们见四年来的抗争付之东流，非常痛心，大批朝臣自发汇集到金水桥南伏阙恸哭。明世宗大怒，将吏部稽勋员外郎马理等143人逮入锦衣卫狱，审理后罚以廷杖，16人被当廷打死！不过这并没有吓退正直的文官们，反而激起了他们心中“文死谏，武死战”的无边正义感。明世宗将生父的神主奉入太庙，这明显违背礼法，因为兴献王确实没有当过皇帝，不能奉入太庙，两个月内，连续两任首相蒋冕、毛纪相继辞职抗议（是真的辞职抗议，不是被骗走）。更壮烈的一幕发生在一大群低级文官身上，他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著名文学家杨慎。
杨慎，字用修，号升瘁，杨廷和之子，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状元，与解缙、徐渭一道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以宰相之子的身份考中状元却无任何人怀疑他作弊，可见其文名冠绝天下，无人不服。杨慎本来才名远播，但由于其父在阁，反而影响了他的仕途，初授翰林修撰（法定的状元初授官，从六品）后十三年未得升迁。从这点看，杨廷和、杨慎父子确实做到了身居高位就要避嫌，哪怕是作出重大牺牲，人品家风极其高尚。嘉靖三年，明世宗诏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杨慎率36名翰林官进言：“张璁、桂萼跟我们学术不同，现在陛下既然超擢他们，那说明要用他们那套学说，不用我们的程朱理学了，我们坚决不愿与他们同列。”明世宗大怒，对他们罚俸处理，不过张璁、桂萼也确实被吓倒，一时不敢到翰林院就职。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发生左顺门血案，马理等143人遭到杖责，其中16人被当廷打死。本来明世宗以为如此野蛮的行径足以令人一时噤声，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更激发了杨慎等人舍身报国的坚强信念。杨慎召集在京的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进士二百四十余人，再赴阙前力辩。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是翰林、御史、给事中、主事等六七品官，其实走到路上难免还是有人害怕，毕竟宋明五百年来都号称不以言论杀士大夫，但这次突然当廷打死16人，可谓恐怖至极。看到有些同学面露惧色，杨慎豪气万千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众人听了不再畏惧，随他到左顺门大哭抗议。明世宗更怒，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处以廷杖，杨慎被打得“死而复苏”。十天后，刚能起床的杨慎又约同年进士前往继续抗辩，翰林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盘、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响应，又遭杖责。这七君子被打得血肉模糊，杨慎、王元正、刘济被贬官，其余四人被削籍为民。杨慎被贬到云南永昌卫（驻地在今云南保山），此处离京师万里，但碰巧离杨慎的家乡成都比较近，当地官吏对杨慎看管并不严，他时时可回成都居住。最后，杨氏父子均在家乡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直至终老。
到此，“大礼议”的**算是过去了，在这一连串剧烈斗争中，大多数文官表现得正直不屈，为维护礼法尊严敢于向最高皇权发起正面抗争，有很多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本质上是明世宗意图夺回皇帝实权和文官们坚守公共秩序之间的一次剧烈斗争，有一些文官趁机站队，希图幸进，这其中个人收益最大的还得算张璁。
张璁尽管在“大礼议”之初受了点挫折，被排挤到南京，甚至明世宗诏其为翰林学士都被翰林官集体抵制。但随着“大礼议”的形势逆转，张璁、桂萼等人都迎来了春天。明世宗嘉靖四年冬（嘉靖四年主要在1525年，但此时按阳历算己在1526年），张璁任太子詹事兼翰林学士，主管宗庙一切礼仪。尽管首相费宏明确宣称要抑制张璁，御史言官也密集弹劾，但在明世宗的鼎力支持下，他还是很快升迁。嘉靖五年（1526年）七月，张璁晋升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晋左侍郎，代理都察院工作。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此时距萧鸣凤给张璁算命，鼓励他再考一次正好六年。嘉靖七年（1528年）一月，张璁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六月就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嘉靖八年（1529年）九月，首相杨一清退休，张璁执掌内阁。嘉靖十三年（1534年）一月，张璁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官至极品。
除张璁外，桂萼、方献夫等也相继入阁，席书以武英殿大学士退休，霍韬虽中途一度得罪明世宗，最终仍得授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保皇派”虽然受尽文官的攻忤，但都得到了很高待遇。其实收益更大的是一位勋臣，就是众臣准备打死张璁、桂萼时保护了他们的武定侯郭勋。郭勋也充当了“保皇派”，大受宠幸，特命掌管禁军，不断加官至太师、翊国公。而且明世宗还特许郭勋组织编纂了《英烈传》，大肆弘扬其祖郭英的丰功伟绩，甚至宣称当年正是郭英射死了陈友谅（朱元璋统一全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鄱阳湖大战中流矢阵亡）。明世宗居然表示相信，提高了郭英的待遇。本来只有徐达、常遇春等六位追封为郡王的勋臣有资格从祀太祖庙，现在特别把郭英也加进去。而且明世宗经常在不能亲自主持祭祀时让郭勋代为祭祀，这个光荣特权在明朝建立一百五十年来一般都是由徐达、常遇春的后代来执行，郭英实在是排不上号，现在郭勋真是光宗耀祖到了令各个勋贵家族都侧目的地步。
不过郭勋仗着荣宠非凡，成了一个大贪官，到处侵占民田。更恶劣的是郭勋在京师开了一千多家店铺，这不是当年皇店的翻版吗？皇帝都把皇店革除了，你又来开你们家的店？给事中、御史密集弹劾，但郭勋非常傲慢，毫不在意。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刑科都给事中高时弹劾郭勋贪纵不法十余事，明世宗将郭勋逮入诏狱，羁押审查一年后死在狱中。
很多人把“大礼议”视为一场闹剧，除了**阶段力争皇考、皇伯考的问题，其实多年后明世宗还在玩类似的游戏，想把没有当过皇后的祖母、母亲都正名为皇太后，甚至想给没当过皇帝的父亲追赠一个“睿宗”庙号，享受太庙祭祀。其实“睿宗”这个庙号还真就是专门干这事儿的，元睿宗（奇渥温?孛儿只斤?托雷）、金睿宗（完颜讹里朵，汉名完颜宗辅、完颜宗尧）都是生前没当过皇帝，儿子当了皇帝后追赠的。但这种情况在金、元不会引起任何争议，正因为他们就是典型的部落私家政体，在大明这样做就不合礼法了。明世宗为了这样做也耍了不少花招，甚至为了在太庙里腾个空位置，把太宗的庙号都改成了成祖，然后把仁宗移到后殿，宣宗到孝宗依次往前提一位，总算把“睿宗”的牌位塞到了孝宗之后、武宗之前。
其实这些所作所为不是明世宗执拗，更不是无聊，而是他在不断地试探文官，到底能不能由他说了算的问题，只是杨慎被流放后**就过了，明世宗也更富有斗争经验，再斗没那么剧烈罢了。这些作法造成了国家高层的严重撕裂，其实和刘瑾打造阉党并无本质区别，甚至在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礼议”造成的巨大裂痕比刘瑾阉党不知严重多少倍，嘉靖、隆庆、万历朝近百年的历史进程都笼罩在这道裂痕的血腥气息之下。慢性病毒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裂痕，无比畅快地在一望无垠的撕裂血肉上寻找新的居所。这一次，它要转变发展模式——空间太大了，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地挤在某个角落，大明的官场将成为我们策马奔腾的莽原！
当然，还需要一说的是，尽管“大礼议”令人皱眉，充满了负能量，但其实这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主角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沮丧，他和他的同僚们从来没有为那场正义的斗争后悔过，也不曾为当时看来很不理想的结局而懊恼。因为他们用执着追求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用壮丽的青春在黑暗的夜空中化作闪耀的星点，照耀历史长河。他们己经做到了。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而就个人的人生而言，杨慎其实也不失败。杨慎名义上被流放云南，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在成都老家奉养父母，同时钻研学术。杨慎在经、史、诗、文、词曲、音乐、金石、书画、天文、地理、数学、生物、医学方面均大有所成，“明代三大才子”的说法主要是为了借解缙、杨慎抬高徐渭，相当于硬说奥尼尔和科比是双核，实际上杨慎是当之无愧的明代第一大才子。当然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不敢与王阳明比肩，但其实他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作出了不少批判性的发展，也无愧为一代鸿儒。尽管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未能位列公卿确实有点遗憾，但他的人生依然是非常成功而伟大的。
和王阳明在极度险境中写下《泛海》一样，杨慎在晚年悟透人生时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临江仙》（因被毛宗岗用作《三国演义》开篇词而广为人知），与全天下守望正义而被铭刻在历史丰碑上的人们共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6.2青词宰相之神仙打架
张璁能够得宠，首先是因为在“大礼议”中坚定地站在了明世宗一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写青词。
所谓青词，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偭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要求形式工整、文字华丽。比如著名“青词宰相”袁炜的这首代表作：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很显然，“青词宰相”就是指一些靠写青词受宠，最终登阁拜相的人，张璁、夏言、顾鼎臣、严嵩、徐阶、李春芳、郭朴、严讷、袁炜等一大批人都属于这个行列。明世宗崇信道教，和他哥哥一样，皇帝只是他们的第二职业。明武宗的第一职业是威武大将军朱寿，明世宗的第一职业则是炼丹术士。既然知道炼丹术士热爱道教文化，向他邀宠自然就要找准这个方向。当然，写青词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不比写八股文简单。文官们都是进士出身，自然都是顶尖的八股文高手，但未见得都会写青词。有人是不屑于钻营此道，但从一些“词臣”邀宠的过程来看，不同的人青词水平也是有高下之分的，而且差距还很大。
张璁最初以“大礼议”得宠，但此事逐渐淡化后，他能从好几位“大礼议”功臣中脱颖而出，主要就是靠写得一手青词。张璁其实在历史上有不少德政，其一就是前文所说刘瑾时代泛滥的皇庄、皇店，张璁入阁后牵头进行了全面清理革除；其二便是革除了太监擅权之弊。由于刘瑾擅权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世宗朝在张璁的牵头下，重新强调了宦官不得干政的纪律并严加实施。首先是各地和军营中的镇守太监、监枪太监一律革除；其次是劝说明世宗严厉告诫身边的太监们老老实实做好服务员工作，不得干政；东厂虽然保留，但行为收敛，不得擅自外出刺探案情。所以，终世宗一朝以及其后的穆宗朝半个多世纪，宦官之弊得到治理，这一系列举动一度让明世宗被误认为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少年贤君。张璁也因为这一系列力压太监的强力举措，得以和文官极大地缓和了关系，但在青词这件事上，他最终还是被定性为一个谄媚皇帝的谗臣，为文官们所鄙夷。
明世宗以青词为标准，挑选宠臣，算得是权谋史上的一个创新。中华帝国早早地抛弃了世袭官制，庞大的文官系统是从普通公民中挑选人才来充任的。那从上亿普通公民中挑选出这三千多人，标准是什么？文官们自己的标准是读书读得好的就是好人，该当好官。明世宗偏偏要换个标准，写青词写得好的才是好人，才该当好官——然后咱们看到底谁当官。
张璁还曾撺掇明世宗干另一件大事——改进士独大为三途并举。所谓“三途”是指进士、举人、岁贡三种入官的途径。进士是顶尖学历；举人是次一级的学历；岁贡则是地方每年向朝廷推荐人才，在魏文帝（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后、隋唐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之前是中国的主流选官方式。明代的科举制度己经很成熟，也非常严格。三千多个重要职务必须由进士充任，主要包括京官、都布按三司主官、府州县主官；举人主要充任府州县下设的中层干部（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局长）；岁贡生主要充任各级政府的低级文员。而且进士出身的官员被称作“清官”其余官员被称作“浊官”这里的“清官”不是和“贪官”相对应的概念，而是和“浊官”相对。所谓“轻清上腾，重浊下凝”清官在京官、地方主官这条上层路线流动晋升，浊官则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中下层路线流动晋升，形成“清浊分流”其实就算是进士，如何任用也是由考试成绩客观决定的，一甲、二甲、三甲、庶吉士的任用方法皆有规制，不由任何人随意支配。人事制度越严格、越客观，就对企图揽权的人越不利，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自由安排“自己人”去占据重要官位。中华帝国自唐宋以来这种严格以考试成绩决定仕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权力，避免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现在张璁实际上是想放松这种束缚。
张璁最初作出这种尝试是因为他初入阁时，诸多翰林官耻于与其为伍，不听从号令，让他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张璁大恨，吹毛求疵地找到他们各种纰漏，将二十余名翰林官均贬出翰林院。但赶走这些人又怎么办呢？这些官位还是需要人来填呀，按规矩还是得进士，而且按理说还必须是一甲或者庶吉士，张璁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符合条件的人，就算找来一样也不会听他的话。翰林院、中书科倒是有很多低级文员似乎对张璁很恭敬，但他们又不符合条件，当不了翰林官。于是张璁省悟症结的关键，提出放宽限制，三途并举，不一定只有进士才能当这些官。张璁提出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大致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之类的，只要是好的人才就应该用到好的岗位上之类。但所谓“人才”这个标准怎么确定？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很客观、公正的选拔方式，也是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严防着结党营私者提拔“自己人”占据官位。张璁提倡以更宽松的规则选官，无非就是想绕开这道防火墙而己。历史表明，张璁的这个企图完全是失败的，甚至激起严重反弹，明朝恰恰就是在嘉靖朝形成了愈发严格的选官制度，幸进之门愈发被堵死。
张璁想搞三途并举，本质上是“大礼议”的一种延续，都是代表皇帝向文官（进士）这个群体要权。这种努力又归于失败后，明世宗专心玩起了他的青词，他只能从极为有限的进士中精挑细选出勉强能合他心意的人。
明世宗第一位宠臣是张璁，最初常让张璁撰写青词，张璁的水平也不差，但既然明确了这是一条幸进之路，就更有高手不断涌现。《明史》认为第一位“青词宰相”是顾鼎臣，其实这种说法不太准确。顾鼎臣只是“青词宰相”中最先以青词结交于明世宗的人，真正凭青词受宠并最先入阁的首推夏言。
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进士，明世宗登基时他正担任兵科给事中。夏言没有过多参与如火如荼的“大礼议”之争，而是专心进言本职工作方面的政务，并且表现优异，办理了裁汰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三千二百员侍卫亲军冗员等大事。明世宗全面清理皇庄时，夏言参加工作组，表现也很出色，除皇庄外还顺带清理出很多勋贵强占的民田，全部夺回归还给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夏言得罪了不少勋贵，但他毫无畏惧，坚持原则，引起了上层的注意，晋升为兵科都给事中。夏言还指出现在人事档案工作懈怠，孝宗朝有每个季度向御前报告文武百官履历的制度，现在废弛了，建议恢复。明世宗接受建议，并调夏言任吏科都给事中。
夏言在“大礼议”最**时避开了这个热点话题，并不表示他真的不感兴趣，这只是他的一种职场策略而己。当时正反两派有杨廷和、张璁这样的巨头，年轻一辈中又有杨慎这座不太可能超越的高峰，夏言冲进去多半也只能当炮灰，所以他选择了避实就虚，让你们先恶斗。他另找了很多当时为人所忽视的方面建言，反而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崭露头角后，夏言也开始插手礼制方面的问题，这毕竟才是世宗朝的核心问题。碰巧张璁、霍韬等人在建祭坛方面与明世宗发生了一点小分歧，夏言趁机进言，支持明世宗最初的动议。张璁、霍韬等大怒，心想我们因“大礼议”受宠，你一个小小的七品谏官有资格插嘴？未料这次明世宗站在夏言这边，痛斥两位旧宠，甚至将霍韬下狱。夏言从此成为新宠，被委以建设祭坛方面的重任。
张璁自认为是“大礼议”的胜者，非常傲慢，入阁后对百官颐指气使，无人敢与其相抗。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个夏言，让他非常恼火。他更没想到的是夏言攻击力非常强，而且似乎比他更得明世宗心意，之前只是深藏不露罢了。夏言连续弹劾张璁、方献夫，句句切中要害，二人无以为辩，只好请辞。夏言一战成名，后来又经常攻击张璁、方献夫、霍韬等。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夏言不但占据道义，青词水平也比张璁还要高一个档次，他写的奏疏也是充满道教文化色彩，让明世宗看了爱不释卷，所以在辩论中占尽上风。明世宗愈发宠爱夏言，超擢其为侍读学士，嘉靖十年（1531年）擢太子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学士（翰林院多位翰林学士中实际执掌院事的一位）。
当然夏言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就在此时他被牵涉进一粧大案。行人司正（负责颁诏的部门行人司的长官，正七品）薛侃上疏讨论立储问题，建议明世宗现在还没有儿子，可以选择近支宗藩当成太子培养，他日生了皇子再说。这其实可能是对明世宗以宗藩入继的一种理论补充，但当时明世宗正急于向太上老君祈祷赐个皇子，说不定己经得了三清赦命，马上就有星君降下，薛侃却来触个霉头，大怒，将薛侃革职。张璁趁机构陷说是夏言指使的，甚至一度将夏言移送司法。未料皇帝对夏言宠信之深，己经相信夏言而不相信老兄弟张璁了，处理结果居然是释放夏言，罢免张璁！看来真是人红了做什么都是对的，失宠了做什么都碰钉子。出狱后夏言立即晋升为吏部左侍郎，仍兼掌院学士。一个月后，礼部尚书李时入阁，夏言递补为礼部尚书。夏言以青词得宠后，一年之内就从谏官（吏科都给事中）跻身六卿（礼部尚书），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快的升官纪录。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顾鼎臣才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青词宰相”比夏言要晚两年。同年底，首辅李时去世，夏言成为首辅。嘉靖十八年（1539年）一月，夏言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这里的上柱国是唐宋官制中的最高级勋官，明朝官制中最高级勋官是正一品的左柱国、右柱国，并无上柱国一说，这是夏言自封的一个官号。
不过这就算是夏言的巅峰了，之后他便开始缓缓滑向深渊。尽管张璁己死，但其党羽还在，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武定侯郭勋。夏言入阁时推荐南京吏部尚书严嵩接替礼部尚书，本意是笼络此人。但严嵩却觉得夏言居然把自己当门客，很不高兴。然而严嵩又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他表面上对夏言奴颜婢膝，实则心中暗恨。当然，最重要的是夏言位极人臣后自身有所放松，对明世宗的侍奉力度明显减轻。顾鼎臣也表现出夏言一样的毛病，这种“青词宰相”虽然不是杨慎那种硬骨头，但好歹也是读书人，终归不是太监那种从小训练的忠奴，达成入阁的成就后往往都会放松对皇帝的谄媚。夏言和顾鼎臣就经常口无遮拦，触怒皇帝，甚至经常皇帝急召时半天不来，让明世宗非常不满。郭勋、严嵩等趁机在背后进谗，明世宗渐渐开始不喜夏言，数年间三次勒令夏言退休，但毕竟曾经真爱过，又三次起复，像**秋千一样把他**来**去。
在被贬黜的日子里，夏言非常难过。他习惯了大富大贵的奢侈生活，一旦不在高位，非常不适应。在位时夏言特别爱送礼，出手相当阔绰，所以人缘不错。一旦失位，没那么多钱到处送了，州县的官吏都开始轻慢他。这也可以看出夏言是一位中轻度贪官，因为他在位时大手大脚，说明绝不清廉，不过一旦失位便穷酸毕现，说明也没有捞太多。
在夏言三起三落的岁月中，其实一直是在和严嵩做着激烈斗争。夏言虽然在早期机智地斗败了张璁，但比起明代头号大奸臣严嵩就显得很稚嫩了，实际上一直处于下风。夏言还因工作关系得罪过驸马都尉崔元、锦衣都督陆炳等明世宗的亲戚近臣，严嵩拉拢他们一起来整夏言，夏言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明世宗常派小太监与重臣沟通，夏言认为身份悬殊，把他们视作奴婢（其实他们确实是奴婢）。严嵩则每次必请他们上座，并亲自送钱到他们袖中。这些小太监回去就会常说夏言的短处，赞美严嵩。明世宗严禁宦官干政，但实际上宦官们还是能在皇帝面前起到家长里短的作用，夏言完全没有意识到，严嵩却充分利用了。更重要的是，严嵩的青词水平比夏言还要更胜一筹，渐渐地宠幸形势发生了变化，严嵩开始寻找致命一击的机会。由于之前夏言起复了多次，所以要攻他就必须一击致命，不然改天他又起复了。严嵩暗蓄腾腾杀气，夏言恐怕还没有察觉到。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著名军事学家曾铣出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事，以数千兵力拒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十万铁骑，朝廷大加褒赏。曾铣趁机发表了著名的《复套议》，建议朝廷投巨资收复河套，实质上是完成当年汪直、王越的烂尾工程。朝廷经过慎重研究，在夏言的力主下同意，从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次复套战略。然而严嵩却从中嗅到了杀机，当年以汪直、王越之宠，复套尚且未成，如今夏言这是主动将机会奉上啊！
但事实上，曾铣的军事水平恐怕在王越之上，如今的土默特部也不如当年的瓦剌强大。曾铣发明了大量近现代武器并投入实战，其中包括战车、榴弹炮、地雷等大量划时代发明，初入战场打得蒙军惊为天神，取得了骄人战绩，但花钱也似如流水，这需要朝廷的鼎力支持。严嵩却在一旁大进谗言，说复套之举靡费军饷却收效甚微，实际上是曾铣和朝臣勾结起来欺骗朝廷立功骗饷。明世宗暗中调查，严嵩自然也在军中培植了不少亲信，以军人的身份予以印证，明世宗开始动摇了。尤其是甘肃总兵仇鸾，曾因阻挠复套被曾铣弹劾免官，卖力地诬陷曾铣以重金贿赂夏言，让夏言在朝中运作，投巨资支持他的复套战略。而且经调查，曾铣其实本人很清廉，他给夏言的贿赂来自于克扣军饷，甚至曾铣还有很多军费是来自于走私战略物资。这就更严重了，明世宗诏令将夏言、曾铣均下狱，第二次复套战略又成烂尾。然而仇鸾诬陷的罪行却缺乏足够的证据定刑，严嵩又反复劝说皇帝复套行为确实是靡费军饷，荼毒生民，仇鸾也继续指出曾铣隐匿了一些败仗。胜败乃兵家常事，曾铣又怎么可能百战百胜，一些小败不报或夹杂在大的胜仗中报也是兵家常事，但只要设计好措辞，严嵩、仇鸾、陆炳等人围着明世宗讲，就把他讲怒了，越来越恨曾铣，决心要杀！
很多谏官、监察官甚至司法官都为曾铣求情，明世宗一概不听。最后法司判决曾铣作为边帅隐匿败绩的罪名成立，但罪不至死。明世宗坚持说曾铣勾结了他身边的近侍，而且证据确凿。《明史》所言“近侍”可能有误，这里应该是指夏言而不是某个太监。宰相和边将勾结的罪名就非常大了，这下曾铣和夏言都得判死刑。夏言本来没有法律责任，只是作为首相支持了错误的战略，负领导责任被勒令降级退休。夏言退休后离京回家，刚走到通州听到曾铣突然多了这条罪名，浑身一软，歪到在车里：“噫！我死了！”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援引法律条款，说夏言作为近臣这种情况可以减免死刑。但任何人都没想到，明世宗突然又抛出一条他多年来怀恨在心却一直没说出来的罪名——有一次明世宗赐夏言戴他亲自制作的沉香水叶冠（一种道士戴的草冠），夏言居然以朝服在身为由拒绝了！那他就不是亲近大臣，喻茂坚、屠侨所引条款不适用，死刑成立！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弃市，成为明朝第一位被杀的内阁大学士。由于他的这种悲惨结局广为人所同情，更因他一度斗倒了大坏蛋张璁，所以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正面。不过，夏言当年斗倒幸进的奸臣张璁，靠的是比他更幸进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黑色幽默。更黑色的是，被视为“奸佞”的张璁是个大清官，而被视为“忠良”的夏言，其实反倒似乎有一定的贪腐行迹。
夏言起于青词，最后也因青词技不如人，被严嵩扳倒甚至丢命。事实上，后来严嵩失宠也是因为年老眼花，写不好青词。世界第一帝国三任首相的生死荣辱竟然都在青词之间，不可不谓悲凉。当然，在青词这个问题上，夏言也确实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他率先因青词得宠，导致了一波青词幸进的潮流。夏言力主修建的西苑（在紫禁城北海西岸），后来成为明世宗的一个青词基地，大量“词臣”侍奉明世宗长期不上朝而在此修仙，其实和明武宗的豹房没有本质区别。明朝宰相（内阁大学士）正式的说法是“入直文渊阁”，意即在文渊阁当值即为真宰相，明世宗则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入直西苑”，企图将西苑打造成内部朝廷，这显然不符合大明甚至唐宋以来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西苑成为夏言开启“词臣”行情的一个注脚，这帮“词臣”出自文官，却与主流文官形成了明显的内部撕裂，为孳生腐败和乱政开辟了一个新的绝佳病灶。
6.3仙风道骨的腐败画图
明世宗的“词臣”行情严重地撕裂了文官进士这个大明官场的基础，滴血的伤口为病毒提供了巨大的病灶。在这个巨大的病灶中，病毒稳稳发育，不但有张璁、严嵩等一大批贪官奸臣借此青云直上，这帮奸臣更会帮助皇帝实现一些以前实现不了的事情，尤其是给一些不具备授官资格的人授予高官。由于这帮人为了仕途不惜和整个儒士阶层作对，己经彻底放下了圣贤教诲，入官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己经抛到了九霄云外，皇帝让他们做什么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们都会照办。比如明朝本来有一套很严格的选官程序，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佞幸之辈钻营幸进，前朝虽有不少奸臣猾吏受宠，但也只能在宦官、锦衣官、传奉官之类的范围内厮混，无法染指正规的文官系统，这正是因为这些人只有皇帝私宠，无法通过授官的正当程序，如果皇帝特旨授予他们清流朝官，这道诏旨需要通过内阁、通政司、吏部、兵部、都察院、给事中这一层又一层的审核，只要有一道关口封还诏旨就通不过，所以之前没有任何人敢做此想。但现在“大礼议”“青词宰相”等一系列新情况造成文官队伍的大撕裂，一大帮文官站在了明世宗这一边，甚至到了可以包办这一长串通道的程度，很多没有经过正当选拔程序的人通过各种奇怪的方式获得了明世宗的私宠，便获得了许多士子寒窗苦读多年却无法企及的高官厚禄。明世宗崇信道教，其中便有很多道士不但从他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上的资助，更平步青云，获得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官位。
明世宗宠幸的道士很多，《明史佞幸列传》有传的就有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胡大顺、蓝田玉、王金一长串。这些道长多以道法丹术著称，被明世宗身边的人引荐受宠。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半路出家的假道士，知道明世宗深好此道，便假装成道士，装神弄鬼，蒙骗皇帝，从而邀宠，开启了一扇新的佞幸钻营之门。《明史佞幸列传》还列举了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三位进士出身的文官，这三人明明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但也投其所好，向明世宗进献灵芝仙丹，邀宠升官，最终被定性为佞臣，明世宗驾崩后很快也被褫夺官职。
明世宗宠幸的众多道士中首推邵元节。其实邵元节虽然算得上一代名道，但也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最主要还是勤于侍奉明世宗，得其私宠而己。明世宗对邵元节大加宠幸实为千金买马骨之意，向天下表明自己对仙道的尊崇。
早在嘉靖三年（1524年），邵元节便在宦官崔文的推荐下成为世宗朝首位引进入宫的道士，在显灵宫主持祭祀，不久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明世宗做这些动作虽然有一些言官进谏劝止，但力度不大，毕竟这似乎没有影响到什么实质性的朝政，只是略显怪诞而己。接下来，明世宗便开始继续突破官员们的底线。首先是让邵元节在朝仪中站在正二品的班秩，然后追赠其父为太常丞、其母为文泰真人，赐邵元节紫衣玉带。由于这仍然是些虚把式，所以也没有引起文官们的强烈反触，仅有给事中高金上疏论此行为不当，但势单力孤，最终没能阻止。接下来，文官们才知道明世宗何其聪明，虽然邵元节及其己故的父母只得一些虚名，但根据明朝官制，有这些虚名的高官可以享受一些恩荫，即子孙直接获得相应官职。于是邵元节的孙子邵启南应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文官们傻眼了，这不是实质上的传奉官么？但这一次明世宗确实没有任何违规，完全是根据制度授官，不这样干反而才违规了。明世宗绕了一个大圈，把大家都绕进去了，大家才明白过来这个小皇帝厉害得紧。
之后邵元节又建奇功。明世宗迟迟不生皇子，邵元节建了一套法坛，明世宗以夏言为监礼使，率文武大臣每日上香祈祷。开始没什么效果，三年后却连生了好几个皇子。明世宗大喜过望，称邵元节功高盖世，拜其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这个礼部尚书当然不是实掌礼部事的实职，只是个虚衔，但毕竟是最显赫的清流高官，这样的礼遇宪宗朝的法王真人们可都没有得到过。邵元节死后，明世宗亲自哭丧，赠少师，用伯爵礼下葬，加谥号，其孙邵启南官至太常少卿。这些本是严重违背礼制的做法，但明世宗通过各种小手段达成了目的，只为彰显其对邵元节的宠幸。在这个示范效应下，群道纷纷投效，这时高手才频频现身，这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陶仲文。
陶仲文可不是邵元节那样的真名士，他其实和宪宗朝著名佞幸李孜省一样，本来是个小吏，听闻当今天子崇道，便恶补道法，伪装成道士钻营邀宠。在佞幸的体系中，往往钻得最深的不是某些人想要的真人，恰恰就是这种专门钻营的机灵鬼。陶仲文刻意结交邵元节，住在他的府邸，有一次宫中出现灵异事件，邵元节无法处理，于是推荐了陶仲文。陶仲文施展法术，果然镇压了宫中的妖仙。庄敬太子（朱载軽）生了疸，陶仲文祈祷一番便好了，明世宗更加宠幸。不久，邵元节去世，陶仲文正式成为明世宗身边的首道。有一次明世宗驾幸卫辉（今属河南新乡），有旋风环绕御驾，明世宗问这是什么征兆？陶仲文说：“主火。”当晚行宫果然发生火灾，死了不少人，险些把明世宗也烧死。事后明世宗大为赞叹陶仲文是真神仙，更加信任，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其子陶世同为太常丞，陶世同的女婿吴浚、侄孙陶良辅为太常博士。之后明世宗又以各种理由为陶仲文升官，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少傅，仍兼少保。后来又兼少师，成为明朝唯——位同时身兼少师、少傅、少保三孤荣衔的人，兼领三份从一品俸禄。不久又授特进光禄大夫兼大学士俸，又兼领了一份正一品和一份正五品俸禄。后来甚至封恭诚伯，又添两千石岁禄，工资卡都被挤爆了。陶仲文其实还有个趣闻，他的法术当然都是装神弄鬼，但祖传中医养身制药工艺似乎不假，其祖传一道秘方“固本精元汤”于提升男性生殖能力极为有效，据传正是明世宗久不得子，后突然连生三子的秘诀所在。此说其实并不可靠，但这种事儿大家就是宁可信其有，陶家的营养品事业从此生意兴隆，即便后来在政治上受挫，“陶逸堂”却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老字号。
其实邵元节、陶仲文都还算老实，受宠后没有明显的贪腐行为，也没有刻意干涉政治，但他们带来的示范效应吸引来钻营幸进之辈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就没那么老实了。首先，他们要幸进不是靠公开的选拔程序，而是靠内宫近侍的引荐，这就不是靠人品才华，而是靠钻营贿赂。而他们花了大钱挤进西苑，难道不会想办法捞回来？他们最常规的方法就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为外朝官员通消息，从中渔利。这种事情很机密，史书无法详细记载，但《明史》提到有一位道士蓝道行，以扶鸾术（一种道士与上天沟通请旨的法事）得幸。有一曰蓝道行请乩扶鸾，声称上仙宣示首辅严嵩是奸臣，明世宗大惊，忙问：“上仙为何不殛灭严嵩？”蓝道行又是一阵装神弄鬼，代表上仙回答：“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一度颇为心动，真的想动严嵩。但严嵩也很快得到消息，大笔贿赂明世宗身边的宠幸道士，交相揭发蓝道行的不法事迹，比如在法事中作假、假传上仙意旨等等。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不久死在狱中，“自殛”严嵩之事也就作罢。这至少说明两个情况：第一，蓝道行在参与政治，而且是想扳倒首相这么高层面的政事；第二，除了蓝道行，明世宗身边还有大批道士，可以接受官员的贿赂为其办事，本质上跟之前那些太监的作为差不多，想必也勾结起来榨取了不少民脂民膏。所以世宗朝号称没有宦官贪腐之祸，其实是一群道士取代了原来宦官的作用而己。
在这些道士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还得数段朝用。此人最初以一套加持了法术的银器献给明世宗，号称以此为餐具，百毒不侵，明世宗非常高兴。而且段朝用不但对赚钱毫无兴趣，还不断向明世宗捐钱。明世宗热爱道教，但与朝臣关系太差，想从国库支取一些钱出来办法事并且养这些大仙其实是很困难的。段朝用不但不用养，还一来就捐了一万两作为修建雷坛的款项，令明世宗非常感动，授其为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又申请每年捐几万两以资国用，明世宗感动得无以复加。不幸的是，这位土豪道长似乎业务能力有所欠缺，法术被人揭穿，这不是钱能弥补的问题，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调查。这一查就不得了，他的钱原来都是武定侯郭勋给的！郭勋哪来这么多钱？砸这么多钱到底想干啥？郭勋本来因为在“大礼议”中充当“保皇派”而受宠，正是因段朝用之事受到明世宗猜疑，后来遭御史言官弹劾，重大贪腐行径败露，和段朝用一道死在狱中。他们疯狂砸钱的举动宄竟意欲何为，后人己无从考据，但想必不外乎借此迷惑皇帝，大行贪腐，捞回更多的钱而己。
所以，世宗朝的道士行情总体来说还是很腐败的，并不为邵元节、陶仲文这两位大佬本人的相对清廉所掩盖。邵、陶二人更多的是起到一个从根子上破坏礼法、人事的作用，引得大批佞幸之徒钻营幸进，形成一个腐败的体系。尤其是明世宗因“大礼议”之争与朝臣势同水火，多年不愿上朝，在西苑开辟了私人朝廷，大批“词臣”在此供奉青词，“词臣”既有文官中的幸进之辈，更有一大批或真或假的职业道士。明世宗连续两位皇子夭折，非常痛心，陶仲文创立了一套“二龙不相见”的歪理邪说，声称明世宗克儿子，见谁谁死。明世宗据此让皇子监国，自己躲到西苑再不出现，更加剧了这种裂痕。
其次陶仲文还差点间接害死明世宗，他进献了很多通过凌辱、虐待女性来増进男性生殖功能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些性感官刺激，明世宗常在后宫演练，很多后妃、宫女苦不堪言。嘉靖二十一年（1452年）一天夜里，明世宗临幸翊坤宫，将端妃曹氏（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宫女）狠狠折腾了一番，至深夜留宿翊坤宫。翊坤宫的宫女本来就被折腾得不轻，还被他要求次日凌晨就要早起采集朝露，供他养生服用。很多宫女己经被这种搞法折磨得累病交加，甚至死去。翊坤宫这十几位宫女觉得马上就要被明世宗折磨致死，而且她们本来就深恨明世宗为求养生而折磨端妃（可能也包括她们）的行径，这一次毅然决定发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宫女造反！深夜，十几位宫女潜入明世宗寝帐，用黄绫勒住他的脖子，可惜经验不足又很紧张，打成了死结，半天勒不死。宫女们又拔下钗簪一阵乱插，把明世宗插得满身是血，但毕竟插不死，折腾许久终于皇后方氏闻讯赶来，救下了垂死的明世宗，史称“壬寅宫变”。明世宗虽大难不死，但此事传出震惊天下。古往今来有各种逼得藩王、外戚、文官、武将、百姓造反的，但逼得自家宫女造反的你嘉靖老儿是头一个！
所以，陶仲文这些人既然围绕在皇帝身边，就算再清廉谨慎，也是会对朝政造成影响的。至于这些道士本身，也多是取一时之幸，最终大多惨死，就连邵元节、陶仲文的后代也都被削籍为民甚至治罪，他们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而己。明世宗不是傻瓜，怎么会真的相信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他宠幸道士，其实是故意和文官们赌气。文官们最为珍视文名，将官职、功名、文才视为一体，只服文才高尚、考取功名的人当大官，于是明世宗就故意弄些道士来当官，气死这些文人，抒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时至晚年，明世宗也曾表示忏悔，将很多道士尽数贬斥，也算是与文官们稍作和解。不过世宗一朝整整45年，因“大礼议”造成的君臣裂痕又岂是一句道歉能够弥补？
当然，要说到世宗朝滥封的高官，还不能漏了陆炳。陆炳代表的是另一股势力——勋贵。其实，真要说陆炳代表勋贵，他可能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他只是一个出身于勋贵圈子的底层幸运儿罢了。陆炳的祖上确是追随太祖打江山的红巾军老兵，但级别应该很低，史书无详载，其祖父陆墀仅仅获得一个锦衣卫总旗（正七品武职，率60名士兵）的职位。锦衣卫是明朝专门设来安置勋贵子女的地方，汉唐以来中华帝国便己不允许给功臣封土建国，唐宋以来更以越来越严格的选官制度限制勋贵子女入官，宋明以来贵族门阀全面瓦解，进入公民社会，文官阶层以严格的科举制度阻止了勋贵子女获得清流主官，但朝廷仍有恩荫制度，让无法考取功名的勋贵子女能够享受一定待遇，主要便是放在锦衣卫。所以锦衣卫作为一个卫所，理论上只有5600人的编制，但实际上在世宗朝最壮大时一度达到六万人左右的规模。而且这些人尽皆是勋贵后裔，你在锦衣卫门口扔一匹砖，可以砸到七十个徐达的曾孙、八十个常遇春的玄孙，还有一百二十个胡大海的云孙回头看。尽管来此的自然不是世袭了他们爵位的嫡系后代，都是一些旁支，但陆炳在这里就算是祖荫最弱的草根阶层了。巧的是陆炳的妈妈给明世宗当奶妈，他也作为发小与明世宗一起长大，实则是因此而受宠。陆炳本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美髯过腹，虎步鹤行，疑似《三国演义》中关公的原型，考取了武举人，特授锦衣副千户（从五品）。其父陆松去世后，陆炳又承袭了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驾幸卫辉，不听陶大仙预言，半夜行宫大火，陷身火海之中，大家都找不到他。陆炳撞开门，背着明世宗逃出火海，从此明世宗更加热爱这位发小，很快超擢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有些阴谋论者认为这是陆炳、陶仲文以及一些太监故意操作的把戏，来捧红陆炳。无论如何，陆炳己经成了明世宗跟前第一红人。陆炳又屡迁都督佥事、都督同知、都督。锦衣卫的编制只是一个卫所，长官应该是卫指挥使，正三品，但由于地位特殊，皇帝偶尔会将其长官高配为都指挥使（正二品），而陆炳则高配为了都督（正一品）。碰巧世宗朝太监势力衰微，锦衣卫受东厂的牵制也非常小，陆炳执掌锦衣卫的二十余年，堪称是锦衣卫史上地位最高的一个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史上最强势的传奇老板胡佛局长（EdgarHoover）就被称作“西方的陆炳”可见陆炳前辈在特务行当的历史地位。
陆炳本人的恩遇也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明朝，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位以三公兼三孤的人。所谓“三公”是指中华帝国的最高荣誉加衔：太师、太傅、太保，“三孤”指少师、少傅、少保。唐宋三公、三孤均为正一品，明朝将三孤定为从一品，三公成为仅存的三个正一品加衔。按隋唐以来朝仪，三公都是绝对的最高头衔，上朝时站第一排，宰相、亲王站第二排。明代内阁大学士常以三孤作为加衔，一般来说少师就算官至极品。陶仲文荣宠非凡，身兼三孤，但依然无法突破至三公。《明史》称明朝仅有四位文官得授三公，分别是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和张居正。但很显然，李善长、徐达、常遇春都是开国元勋，并非文官。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授杨廷和为太傅，但这道诏书又被杨廷和内阁封还，所以时至陆炳的年代，还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官得授三公。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陆炳加太保兼少傅，成为明朝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位以三公兼三孤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