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责任的规范性考量
1．两个前提
谈到国际责任的履行，很多人可能会列举出诸多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正在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但笔者认为，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履行国际责任的前提是要明确一些基本问题，这些基本的问题思考清楚了，履行起国际责任来，才能够积极、稳健。笔者认为，在众多的问题中，必须进行的一个前提性思考是：中国履行责任的客体是谁，简单地说，就是要弄清楚“对谁负责”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应该对13亿中国人民负责，对中国当前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负责。中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杰出贡献。当前，党中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发展来化解发展中的难题，同心同德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提高小康社会的水平，让广大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小康生活。
作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一员，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2004年4月25日，“和平崛起论”的首倡者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中，用4个数学题解释中国的和平崛起将给亚太地区带来什么。
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15亿总人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
除法题是：无论财力、物力总量多么可观，只要除以13亿～15亿总人口，就不仅不会是很高的，而且会是相当低的，甚至是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这两道数学题说明中国众多的人口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压力和动力，说明中国的主要精力只能放在自己的发展上。
加法题是：如果亚太经济加上13亿人口这样的大市场和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产生多么巨大的增长潜力。
减法题是：如果亚太市场减去这个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将出现多么巨大的市场真空。
看似简单的“加、减、乘、除”四道题，给中国的启示是深刻的，中国必须明白，做好我们的自己的事，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负责，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更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如果中国办不好自己的事情，更何谈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呢？那简直就是中国自身的灾难，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灾难更意味着世界的灾难。
其次，要对世界的和平发展负责，以自身的发展为基础，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放眼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全人类在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上取得进展，但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面对人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200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峰会上， 18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就《千年宣言》达成了历史性一致，倡导共同的价值观，明确承诺在2015年以前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该宣言中包含的8项“千年发展目标”，现在已成为国际社会衡量发展进度的重要标准。此后，联合国每年都发布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总结经验，指出问题，对下一年度的执行提出意见和建议。从2000年至今，执行千年发展目标的时间已经过半，在看到取得的积极进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
据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09）》，在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方面，全世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数量，预计将比全球经济危机前的估计高出5500万至9000万。当前的预测显示，尽管发展中世界的总体贫困率在2009年仍会下降，但降低的幅度会大大地低于经济下降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一些较为贫弱和低增长经济体的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率预计都将进一步上升。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全世界向实现普及小学教育又迈进一步，但这一进程过于缓慢而无法在2015年实现目标。在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方面，中学入学的性别差距更为明显，来自穷困和农村家庭的女孩在教育上面临更大的障碍；妇女的有酬就业继续缓慢增加，但在许多地区仍微不足道；妇女在工作上仍处于更为脆弱的境地，承担着最大比例的无薪酬工作；妇女的政治代表性缓慢增长。在改善产妇保健上，发展中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孕妇能接受充分的围产保健，即使改善产妇保健的进程已停滞，用于计划生育的捐助资金仍在下降。在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它疾病作斗争方面，新感染艾滋病毒人数和艾滋病死亡人数已经见顶，但艾滋病毒携带者仍有3300万；关于艾滋病毒的正确知识仍低得令人不可接受；每年仍有近10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轻人。在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方面，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上升，再次提醒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到2008年，地球上仅有12%的部分置于某种形式的保护之下。也就是受保护陆地面积约为1800万平方公里，受保护的水域面积（即海洋面积置于国家管辖）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由于水域面积仅为整个海洋面积很小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不到1%的海洋水体受到保护。在全球合作促进发展方面，全部发展援助仍大大低于联合国设定的占国民收入达到0.7%的目标。在2008年，仅有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达到或超过了联合国的目标；对最贫穷国家的援助远远低于2010年的目标。这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更为世界的和平埋下了隐患，为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客观地说，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的今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责，就是对自身的稳定和发展负责，这也就是由中国首倡的“和谐世界”所包含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真正内涵。
2．四项原则
做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应该坚持以下4项基本原则：
第一，严格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其他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威信是每个成员国不可推脱的责任。
《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各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构成了当代国际法的基础，成为战后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使联合国具有了强大生命力。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中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所进行的创造和中国化的成果，并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履行国际责任，是现时代中国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伴随中国和平崛起必须努力进行的重大外交实践。因此，国际责任的履行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战略框架中的一部分，也就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此外，尤其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多边国际场合中，要根据国际法，在平等协商和对话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国国际责任。中国坚决反对将一国意志、价值观念和国内法强加于他国，强行界定和评判他国的国际责任。
第二，力所能及的原则。
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和科研机构，不断刊出一些新闻报道和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夸大其实的描述。2007年年初，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的文章《中国可能将同美国一样成为超级大国》，预言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为封面故事，指出21世纪将成为“中国世纪”，而美国的相对力量则在下滑，其地位作用逐渐被中国所分解。2007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的题为《2006年度世界数字》的报告中称，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额达10万亿美元，比日本、印度两国的总和还多，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一些西方媒体因此说，“中国只需两年就能超过美国，在2009年内成为全世界实际上的经济第一大国”。如此云云，不胜枚举。
履行国际责任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但“力所能及”这四个字是中国必须时刻牢记的，这就要求中国既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要正视现实，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
西方国家在判定中国经济指标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人均”这一重要统计方式，而热衷于强调总量指标。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该目标若实现，中国也才刚刚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中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前进道路上，中国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改革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的基本国情让中国清醒地认识到，承担国际责任必须和自身的实力相匹配，如果应了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要求和蛊惑，那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伤害。进一步说，这样的伤害，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永远不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当然，随着中国崛起的加快，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会适当地有所增加。
第三，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根据法理学的基本原理，权利和责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也没有无责任的权利，这条基本原理在国际事务领域也是适用的。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1993年，江泽民首先提出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三项基本方针：第一，没有中国的加入，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中国与世贸组织是相互需要的关系；第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第三，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1999年，江泽民再次重申了这三项基本方针。由于坚持了这些基本方针，使得中方在谈判中能够变被动为主动，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加入WTO就要遵守有关规则，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依WTO规定，给予其他成员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依WTO相关协议规定，扩大货物、服务的市场准入程度，即具体要求降低关税和规范非关税措施，逐步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按《知识产权协定》规定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保护；按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成员公正地解决贸易摩擦，不能搞单边报复；增加贸易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规范货物贸易中对外资的投资措施；按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例缴纳一定会费；等等。
承担义务，中国就必须要享有权利。入世使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享受一些基本权利：使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及知识产权在140个成员中享受无条件、多边、永久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国民待遇；中国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享受普惠制待遇；享受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大多数优惠或过渡期安排；享受其他WTO成员开放或扩大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的利益；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营造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活动获得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权；享受WTO成员利用各项规则、采取例外、保证措施等促进本国经贸发展的权利；等等。
惟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中国才能真正享受WTO带来的发展机遇，尽快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去，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注入活力，同时也为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要享有权利必须要掌握规则。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要熟悉、掌握、熟练运用国际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真正享有各种国际规则所赋予中国的权利。
第四，坚持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
肯定世界各国在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负有共同责任，与此同时，中国要坚持“共同”不等于“同等”、“同步”， 责任必须基于历史与国情、发展现状和人口环境，而有区别、有条件、有步骤。
以当前广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联合国第45届大会于1990年12月21日通过了第45/212号决议，决定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正式启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谈判进程。《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于1991年2月至1992年5月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议。谈判各方在一些关键条款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西欧、北欧国家（现欧盟）与美国之间立场迥异。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在即的大背景下，各方最终妥协，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了《公约》，并在里约环发大会期间供与会各国签署。1992年6月11日，李鹏在里约热内卢代表中国签署了《公约》。《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目前共有189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成为《公约》缔约方。
《公约》所规定的最重要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同”责任就是各国都要根据各自的能力保护全球气候；“区别”责任即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使温室气体排放于2000年回复到1990年的水平，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是编制国家信息通报，制定并执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发展中国家履行上述义务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的程度。
2008年7月1日，应邀来华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外交学院发表演讲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应对全球面临的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三大挑战。潘基文表示，发达国家应承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中的排放大国也应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做出更多贡献。各国应遵循已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行动。
中国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磋商，是各国围绕在这一问题领域如何履行国际责任的继续，讨论的核心还是按照什么原则把自己的诺言变为现实。一如既往地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到实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它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情况；第二，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世界各国在各自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的区别；第三，它有利于问题的逐步解决。惟有各国认真履行这个原则，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积极、认真、负责地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国际社会才能携起手来，真正解决好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既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承担国际责任的归宿是什么呢？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最好的回答。“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既说明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又深刻地把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与国际社会一道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表述的淋漓尽致。
此外，也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进一步发展自己对国际责任的判断和认识，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首先是世界公益与所在国民意、当地国家政府主权的平衡；其次是责任与能力、身份的平衡；第三则是传统国际准则与现实的新标准、新取向的平衡；最后，是短期利益与长远战略目标的平衡。”
3．四大领域
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这一战略视角出发，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领域可以有很多，而且，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这样的责任领域无疑会逐步增加。但依据本章前两节关于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两个前提思考以及四项原则，着眼于21世纪中前期，具有重大战略效能和辐射作用的四个责任领域，应该成为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着力点：
第一，进一步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加深中国与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的合作力度，为人类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使用非武力方式帮助冲突各方维持和平、恢复和平并最终实现和平的一种国际行动。1948年6月，为监督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战争的停火，联合国建立了停战监督组织，这是联合国的第一次维和行动。从那时起，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身影就不断出现在世界上有战火硝烟的国家和地区，一直未间断过。1998年，联合国维和部队更是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其重大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力可见一斑。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重视并支持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指导下，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积极作用。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员参加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中国维和部队的人员素质、武器装备、优良作风以及取得的良好效果，受到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潘基文、专司维和事务的联合国官员以及中国部队驻在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评价。2007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外交学院演说时说：“中国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现在无论是按资金还是维和人员计，都是贡献排名前十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卓著。”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始终坚持联合国确立的三项基本原则：同意原则，即维和行动只有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赞同才能实施；中立原则，即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临时办法，并不妨碍有关当事国之权利、要求或立场；非武力原则，即维和部队只有在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据此制定了参与维和行动的5条特定原则：第一，重视并支持开展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和行动；第二，加强安理会主导作用；第三，应该把有限的维和资源优先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要在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实施维和行动；第四，在规划和部署维和行动时，不能采取双重标准；第五，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根本还是要消除冲突的根源。中国积极而务实的态度，受到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的高度赞赏。
中国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1989年，中国首次派员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1990年4月，中国第一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了5名军事观察员，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国际体系进入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型时期，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联合国维和面临着重大的压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稳中有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92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了由400名官兵组成的工程兵大队，这是中国首次成建制地派遣非战斗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97年5月，中国表示原则同意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安排”。1999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遣维和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意义、有关规则的深入认识以及国际合作经验的增加，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入机制化、正规化的新时期。
2000年1月，中国首次派遣15名民事警察到东帝汶执行维和任务。2001年12月，中国国防部正式成立维和事务办公室，这标志着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工作有了统一的协调和管理机关。2002年2月，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一级待命安排机制，并准备在适当时候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工程、医疗、运输等后勤保障分队。2003年底，向利比里亚派遣一个包括运输连、工兵连和医疗分队在内的共558人的维和部队，分三批前往任务地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2004年10月17日，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95人赴海地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这是中国第一支赴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防暴队伍。2006年，首次向中东地区派出一个维和工兵营，这是中国首次派出营级规模的维和部队。2006年5月，中国派遣首批赴苏丹维和部队，它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2006年9月18日，中国决定把向黎巴嫩派遣的维和部队增至1000人。 中国军队在迄今为止参加的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中已经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超过一万人次。已经先后有8名中国军人在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时牺牲。2007年5月30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仪式，向2006年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牺牲的包括杜照宇在内的107名维和人员追授哈马舍尔德勋章。2007年8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来自中国军方的赵京民少将接替当天离任的默斯加尔德，担任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指挥官。这是联合国首次任命中国军官担任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包括秘书长在内的联合国高级别官员多次接见我维和部队官兵，并给予高度评价。
由上可见，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上，已经形成了多领域、多兵（警）种的广泛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承诺，在既有的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与联合国在国际维和事务上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创新合作的途径和方式，使中国国际维和部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二，为达到联合国《千年宣言》设定的消除贫困目标而努力，为世界破解发展难题做出贡献。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的4/5，发达国家人口只占1/5。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国际社会冲突和动荡的基本原因之一，更是滋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现实土壤。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公正、普惠的方向发展，抑制两极分化急速加剧的趋势。这不仅是贫穷落后国家之福，更是发达国家之福，因为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大部分人贫穷、少数人富裕的世界，注定不会是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0年9月25日，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通过了《千年宣言》，各国一致表示要在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上同心协力，共克难关。2008年9月25日，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并不富裕，但已兑现对《千年宣言》的承诺。”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本国力量，积极推进改革，稳步扩大开放，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使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500万；在全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实行了9年免费义务教育；在8亿农民中建立了政府投入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同时还建立了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和基层直接选举。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25年中，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
此外，中国还在帮助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上作了积极贡献。“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万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积极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导致贫困的原因千差万别。因此，中国积极支持世界各国走具有本国特色、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发展中探索消除贫困的最佳模式。当前国际援助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某些西方
大国在援助问题上打政治牌，严重干扰了受援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贫困问题的解决，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第三，积极行动，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加速，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迅速转型的国际体系中承担起自己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在维护区域稳定上发挥着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着眼未来，这应该成为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重点领域之一。
在区域安全的维护上，笔者比较认同中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的有关看法：“我国外交运作在界定两个‘前提国’（引者注：指美国和俄罗斯）的条件下，其全局调控的战略性序列宜是：固守东北亚，稳住东南亚，适当地参与中亚，有选择地策应中东与巴尔干事务；积极而稳健地推动我国战略空间‘纵向南进’与‘横向西移’，在战略空间的纵横交互运作中，逐步地适度制导全球路基与海基的核心部位，由此强化我国在全世界的战略效能。”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不同区域安全的优化序列。
在东北亚，中国积极协调有关各方，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2003年4月23日至25日，中朝美三方在北京举行了三方会谈。8月1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说，朝鲜已向美国提出就解决核问题直接举行由中、朝、美、韩、日、俄参加的六方会谈，并在此框架内举行朝美双边会谈的方案。
2003年12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作用，中方近期任命宁赋魁为大使，负责朝鲜核问题的有关事务。他将同有关各方就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进行广泛的接触、磋商和协调。从三方会谈到现在的六方会谈，中方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全面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关国家关系正常化，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中国的积极努力受到国际社会以及有关各方的高度评价。
在东南亚，中国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信守诺言，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共患难，为减轻金融危机对东亚乃至全球的消极影响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后，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积极参加“10+1”和“10+3”合作，在北部湾、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重大进展，这既为中国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的加速发展提供历史性的契机，推动中国全面开放格局的深入发展；更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活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合作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
在中亚，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元首举行了首次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面积近3018.9万平方公里，约占欧亚大陆面积的五分之三；人口约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工作语言为汉语和俄语。上海合作组织对内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开放等原则。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之日起，成员国在安全、经贸、文化、军事、司法等各领域各层次的合作相继展开，并不断得到加强。2001年成立时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11”事件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了以打击本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为中心的反恐合作。2004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挂牌运作。2007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在经贸合作方面，已经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和落实该纲要的措施计划，成立了质检、海关、电子商务、投资促进、交通运输、能源、电信7个专业工作组，负责研究和协调相关领域合作。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军事、政治、经济、贸易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证明，上海合作组织是区域性合作的典范。
在关注事关中国切身利益的周边外交的积极表现外，尤其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国热点问题特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这描绘出中国对于促进世界其他热点区域发展的新态势和未来的发展思路。
2002年9月17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任命王世杰为中东特使的消息；11月5日，首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启程前往中东地区访问。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王世杰在谈到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何种作用时说：“中国对中东问题十分关注，一直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切有助于实现中东和平的国际努力并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利用双边渠道，同阿以双方就中东问题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同时，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也就中东问题保持磋商。中国还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场合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可以看出，第一，中国政府多年的外交工作总体上是成功地，受到了国际社会有关地区国家的认可，他们期待并相信日益崛起的中国能够为中东和平进程做出积极努力；第二，中国设置中东问题特使一职是谨慎的、低调的，但发挥好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上的积极作用的决心是坚定的。
2007年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决定任命刘贵今大使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其工作重点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这是中国政府首次设立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专职特使制度会逐渐发展完善，这标志着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解决国际问题的意愿在增强，做出贡献的机会在逐渐增多。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当下，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这些问题长期占据着世界各国政要的优先议事日程和主要媒体的首要位置。全球性问题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挑战，但试图以一国之力求得解决，都是一种幻想，必须要有关各方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态度如何、贡献如何，日益考量着大国的责任与良知，影响着大国的国际形象。这就要求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在与有关各方的积极互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引发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罕见的一场大劫难，有学者将之与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衰退相比拟，一时间，一股低沉、压抑的感觉笼罩了整个世界。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近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典范之作。
在国际上，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的影响。
传递信心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所做出回应的第一步。“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温家宝掷地有声的话语让世界对中国这个同样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发展中大国投来注视的目光。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突显中国与时代同呼吸、与人类共命运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西方媒体发出了“中国是世界的希望”的感叹；2009年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大加赞赏，并再度申明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信心与决心。
以负责任的姿态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建设性建议是中国的第二步。2008年11月15日，胡锦涛在华盛顿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重要讲话，在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其危害后，提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等四项建议。这四项建议切中关键，高屋建瓴，积极务实，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同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形成应对危机的共同力量。中国扩大了同一些国家货币的兑换，贯彻“清迈协议”，建立了东亚地区货币储备库，并且开始实行外汇以人民币结算的试点。
在国内，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作为对世界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中国能否稳住阵脚，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大局。在政策基点上，中国把扩大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积极调整，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深入研究、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10项措施，并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形成了一揽子计划。
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中国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的两年计划，规模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16%。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这里既有“十一五”规划内加快实施的项目，也有根据发展需要新增的项目。这个计划经过了科学论证，在资金保证上作了周密的安排，其中中央政府计划投资1.18万亿元，并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参与建设。中国政府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主要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出台中小企业、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中央银行连续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调1.89和2.16个百分点，大幅度减轻企业财务负担。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共释放流动性约8000亿元，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中国还出台一系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扩大贷款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
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国抓住机遇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制定汽车、钢铁等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采取有力措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中国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支持企业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生产经营水平。中国不断完善和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健全信用担保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是16个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为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中国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金的标准，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提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资金投入增幅大大高于财政收入的增幅。中国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预计三年内各级政府将为此投入8500亿元。中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将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继续促进教育公平和优化教育结构。中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出台了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千方百计减缓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风云激荡中，2009年，中国提前完成了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为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生动诠释了负责任大国的实质和内涵，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全球性问题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就越需要世界各国树立信心，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也必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展现负责任大国的风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