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了,成天寒雨纷飞。每日凌晨,城里人多半还在睡梦里,就会听见街上的鞭炮声、哭号声和唢呐声。今年很奇怪,人老得很多,天天都有出丧的。陶陶见不得死人的事,心里害怕。只要听见街上有哭声,陶陶就钻进关隐达的怀里,浑身发抖。关隐达哄着她,说她还是个孩子。

县委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老地委书记陈永栋去世了,要求各县市敬献花圈,并派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关隐达同陈永栋熟识,就同县委书记商量说:“我跑趟西州吧。”

陶陶正好想回去看看父母,就一同去了。两人回到西州城,在街上买好花圈,直接奔灵堂去。理事的都是地委办老同事,见了关隐达,免不了客气。可毕竟在办着丧事,不便热乎,就握握手,脸上露出说不清的表情。陈永栋两儿一女,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不怎么懂礼数,倒是躲在一边。等地委办的人叫他们,才过来同关隐达握手。关隐达见了他们那漠然的样子,说不出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只说陈老书记是个好人。围观的人很多,都在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追悼会得下午举行,关隐达同陶陶就先回爸爸家看看。关隐达打发司机去宾馆休息,自己同陶陶步行上山。桃岭的风更猛,吹得人不能张嘴呼吸。陶陶背着风,说:“有人说陈老留下了很多钱。”

“你怎么知道?”关隐达迎着风,大声问。

陶陶退着走,说:“你在同人打招呼,我听别人议论。”

只有妈妈在家,爸爸还没回来。妈妈见两人冻得脸都红了,忙开了空调。

“真是个怪老头!”妈妈说起了陈永栋。

陶陶问:“别人都说,陈老存下了很多钱。”

妈妈说:“你爸爸同我说过,是真的,有四十多万。陈老留下遗嘱,这些钱全部交党费。”

陶陶说:“老人家境界倒蛮高啊。”

妈妈摇摇头,说起事情原委。陈永栋好可怜的,死了几天,才有人知道。他平时独来独往,儿女又不在身边。有位老同志突然想起,好久没见陈老清早舞剑了。他觉得不对劲,就报告了地委办。地委办派人撬开门,发现老人家安详地睡着了。幸好是冬天,不然尸体都不行了。陶凡听说了,马上带着吴明贤赶了去。地委办的同志正在清理陈老的遗物。有人从床头搜出张纸条,皱巴巴的。打开一看,竟是陈老的遗嘱。字歪斜而粗大。

我的遗嘱

一、我终身积累的钱共四十五万元交党费。

二、我的辫子要剪掉,理光头,干干净净去见马克思。

三、我的儿女肯定要争我的钱,不能听他们的。

陈永栋

陶凡接过遗嘱看了看,嘱咐在场的人说:“这份遗嘱,请同志们务必保密。”

陶凡马上约见了张兆林等几位在家的领导。陶凡说:“陈永栋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我个人意见,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

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陶凡有何用意,却都不说话,等着陶凡说下去。陶凡有些激动,沉默片刻,才说:“陈老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连自己的子女进城都不准。老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个人意见,把五万元零头交党费,也算顺老人家的心意,其余四十万还是给他自己儿女。党不缺这几十万块钱。”

张兆林带头表了态:“我同意陶书记意见。”

有人提出疑问:存在法律问题吗?

陶凡说:“好在遗嘱方面立法暂时还是个盲区。我觉得这样处理,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会理解我们的。”

说完遗嘱的事,陶凡又让张兆林留一下,说:“兆林,关于陈老去世的情形,你同吴明贤打个招呼,要他告诉同志们,不要议论。陈老是建国后西州首任地委书记,晚景如此凄凉,传出去影响不好。维护党的威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安慰陈老家人,我考虑把丧事尽量办得像样些。可以简朴,但规格要高。最近上面有新规定,地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去世,遗体可以覆盖党旗。我建议,追悼会上,陈老遗体要覆盖党旗。平时这边都是火化以后再开追悼会,陈老就破个例,开完追悼会再火化吧。各部门和县市都要送花圈,各单位得派领导参加追悼会。”

张兆林点头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让吴明贤把灵堂布置得像样些。”

“对对。遗体周围要放些鲜花。兆林,你让吴明贤赶快拟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吧。我任主任,其他你们考虑。”

半个小时以后,吴明贤把治丧委员会名单送到了陶凡案头。陶凡过目后,说:“老吴,你秘书长都当几年了,怎么连起码常识都不懂?治丧委员会名单,不等于地委、行署领导名单。退下去的老领导,都得进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按职务排列,其他委员就得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明贤说:“有些老领导,长年不住在西州。”

陶凡来火了:“你糊涂!他们就是长年住美国,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几经反复,治丧委员会名单才定了下来。陶凡批示道:着速印发各县市党委、政府,地直部门各单位,并送地委、行署、人大联工委、政协联工委领导,以及副地级以上离退休老同志。

吴明贤尽管挨了骂,但是看着陶凡的批示,心里还是佩服。他见陶凡用的词是“着速”,而不是“立即”、“马上”之类,似乎比别的领导墨水就是多些。

一会儿就到中午了。陶陶听得汽车声,说:“爸爸回来了。”

陶陶忙出门去看。关隐达也跟了出去。陶凡下了车,见关隐达夫妇来了,微微笑了一下。进屋后,陶凡坐下,忍不住叹了声。陶陶问:“爸爸怎么了?”

陶凡摇头说:“有人嘴巴不紧,把陈老的遗嘱泄露出去了。一位记者多事,竟让这消息见了报。”

关隐达问:“那么只好全部交党费?我看没有必要。”

陶凡没说怎么办,只道:“造这种新闻,没意义!”

见陶凡不想再说这事,大家都不提了。吃过中饭,一家人聊聊天,就到下午上班时间。陶凡还得去给陈老致悼词。轿车来了,陶凡夹着包出门。关隐达也要去参加追悼会,却并不随陶凡的车去。陶凡也没有请他同去的意思。两人再不是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倒不能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老向人家提醒他们的翁婿关系,对关隐达并不太好。

陶凡走后两分钟,关隐达下山去。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陈永栋老人躺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陈老干瘪的脸颊化了妆,就像涂了蜡的核桃壳。稍等几分钟,追悼会正式开始。场面安静下来,陶凡低沉着声音,回顾陈永栋同志光辉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听得有人悄悄议论,说陈老运气真好,碰上地厅级干部可以覆盖党旗了。

晚上,陶凡独自待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关隐达和陶陶没有马上回县里去,原想陪陪爸爸。妈妈说:“让你爸爸自己静静吧。从陈老去世那天起,他心情就不太好。”

电视一直开着,谁也没去看一眼。到了晚间新闻时间,竟然播了条有关陈老的消息,说一位老共产党员临终时,将终生积蓄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记者采访了陈老的儿女们,三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然地望着地上出神,说不出一句话。电视里便是沉重的新闻腔:是啊,他们说不出一句话,有的只是对老人无尽的哀思。

睡觉前,陶陶说:“爸爸心情好像很不好。”

关隐达说:“爸爸的心思我琢磨不透。如果是我处在爸爸位置上,我会想陈老这辈子值不值得?我自己这辈子该怎么评价?”

“都说陈老是个怪老头。”陶陶说。

关隐达叹道:“任何事情,只要超越情理了,违背人性了,就有问题。陈老越到晚年越有些像走火入魔。爸爸也许看破了这点,才不理会他的遗嘱。不知爸爸到底怎么看?我觉得陈老的结局有些荒谬。”

夜已很深了,陶凡书房的门缝里还透着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