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张看似天伦之乐的照片撕成了碎片，然后当着商仪的面，把它们洒下山谷。那些碎片在半空中飞舞着，零零落落地被山风拖着飘向远方。那意味着一种放弃和洒脱。
商仪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我并不忌讳她的表情，徐徐地说：“那儿并不是天国，这里也不是地狱，让我飘洋过海与他们团聚，只不过是从一个围城跳到了另一个围城。如果把我去美国的时间提前到当年五月花号承载着充满希望的清教徒去美洲大陆开创他们的新生活的那个时代，我倒是愿意去，因为我将与那些深受英帝国压迫的清教徒一样，逃避苦难，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大多数由新移民构成的地区或者国家都要比她的母体充满更多的新的活力、新的观念、新的秩序（这些新观念新秩序同样有生命周期），这些都是构成社会富强的原动力。可惜中国大陆以前没有这种机遇，因为她把机遇都给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大部分都是由华人移民构成的，所以当我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人口迁徙，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腾飞的标志，但我却为中国三大经济圈在承接了大量移民的同时却不能像美国那样持有平等自由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的现实而感到悲哀。但是我从未放弃我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她的期望。哪怕是流血牺牲，也一定要让这种信念扎根于人们心中，并且代代相传。所以我不会接受你的这些恩惠，同时我也不会无休止地谴责你对宛儿的迫害，因为那只会让你变得更暴戾和冷血。如果你接受我的劝阻，你就应该借中央之手把A省2000亿的不合理外债分崩离析。你要真的这样做了，你的官可以做得更大，因为罗家的气数已尽，你大可以把这2000亿当成战利品献给中央来换取你更高的官位，你不是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吗？”
商仪冷笑道：“我很努力地怂恿着自己接受你的这些伪善之词，你要相信我既能让你上天堂也能让你下地狱，你的命运和很多人的命运都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这就是一种权力带来的快感。你的这些话语确实让我感惊讶，我想不到你的思想异变得如此之快，而且还暗藏锋芒，我好怕啊，你分明是在要挟我嘛，我对你的忍耐已经超出了极限，因为你的那番言语已经暗示你将破坏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警告你，你若是敢触及到别人的利益，你必将遭到无情的报复。”
这场互不妥协的谈话最后不欢而散了。不久，我被免去了副局长的官职。这大概算是商仪对我的警告——若是我敢有更大的动作，她则会对我采取更严厉的惩罚——她还是不相信——帮着解除A省2000亿的外债，会对她自己的仕途有好处，她根本就不相信一个处级干部能够摸清楚中央领导的意识形态。因为她不明白目前的现状——高层总在保江山，而地方官总在捞利益，当地方官利益捞得太狠而导致江山不稳的时候，有些人就要被抓出来树反面的典型了！而一个地方官如果能与中央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顾及大局，而得到中央的赏识，那么这样的官员最容易被提拔。但同样悲哀的是有些官员讨好了一人的利益而损害了更多人的利益。所以中国这样的社会出了明君是百姓的福气，出了昏君则是百姓的灾难。中国的皇帝人选大都是各个强势利益集团之间彼此争夺、妥协的结果。这大概算一种强势利益集团内部之间的民主选举了。而把老百姓排除在这个选举之外的结果则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外族入侵（当我们痛恨和谴责当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时候，我们是否反省过正是因为我们自己软弱和内乱让日本有可乘之机呢？这种痛恨应该转化为强国的信念，而不是用来修饰虚伪、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进而满足强势利益集团的国内外利益），乃至亡国！
我的勇敢在于我比一般人看得更远。我深深地知道，在社会主要对峙阶层的利益矛盾还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时候，适当的挑拨有助于产生对抗的利益集团，但如何让对抗的状态产生出理性的民主却颇值得玩味。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政权不会像以前那样消亡于农民起义，中国国内各被扶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内战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打得那么持久，但国家的内乱同样会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因为未来主要的社会矛盾将会由原来的农民利益集团与封建官僚地主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转变成被西方强国扶持的新兴资产阶级集团和被其团结的工人（农民工）利益集团与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种走势，同样不容乐观，因为西方强国扶持中国的资产阶级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其壮大并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而官僚阶层对民营资本的壮大的态度是既拉拢又打压，官僚阶层时时刻刻都在告诉民营资本家们不能触及他们的权威，更不能像西方那样去团结工人阶级和官僚阶层搞对抗，所以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被团结的工人阶级更容易被西方强国拉拢过去。但无论是在西方强国的扶持下，还是与国内官僚阶层互相勾结，其势力都不可能壮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工人阶级，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壮大都是构成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在这场各大利益集团或团结或对峙的游戏当中，任何的失衡都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经济的颓败。
所以我从内心是不希望蒋氏家族所经营的民营企业太向官僚阶层献媚并与其勾结，也不希望他们把企业做大后卖给西方强国，或者接受其投资和控股，这些都是短视。中国政府应该有此远见——主动培养壮大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并且与其保持相对的距离，而不是盲目地打压。这个操作，朱镕基总理其实一直在做，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就认为这条路不对，我们应该了解到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够完全适应这样的操作，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在于中国人思想（宗教、文化、观念等）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