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宛儿的离去，商仪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她指示相关人员按照厅级干部的规格给宛儿开追悼会。因为商厅的明确表态，A系统大大小小的头头闹闹们都去参加了宛儿的追悼会。商仪亲自在宛儿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念到伤心处，还流下了泪水。我相信这泪水是真的，她是个惜才之人，却也疑心重重，于是宛儿的离去对商仪而言既是痛失爱将又是一种解脱。
当然，商仪把宛儿的追悼会开得热热烈烈并非只是因为惜才。她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她要通过悼词的内容向那些背后疯言疯语同僚们传递一种信息——宛儿虽然一心扑在工作上，但是控制个人情感上的能力却非常糟糕，所以她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这样的举动与她在处理个人情感上的失败有很大关系的。商仪的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无疑是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让我成为了造成宛儿自杀的罪魁祸首。
商仪自信于这样操作的原因是因为她能够让A省的大小媒体在对于宛儿自杀事件的报道上完全失声。同时她今时今日的地位，让她在体制内享有充分的优势话语权。她在宛儿追悼会上的解释就代表组织上对宛儿自杀的定性。这完全是一种在集权体制下，用领导的yin威营造出来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和谐氛围。她不需要人们去反省，也不需要人们对事情背后透露出来的悲惨作一个充满独立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思考，哪怕连私下里议论都会被领导视为不守纪律。领导只需要下面的人保持沉默和乖张，只有这样你才不会被领导看死而仕途无望甚至被打击报复。由此现象也能折射出中国的理论只能是由领导来定夺。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国特色，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遗毒，这些有违人性的操作都应该被坚决地摒弃，而不是用来为体制的缺陷作掩饰，为理论的苍白作辩护！
宛儿的离去带走了许多秘密，这似乎让商仪松了一口气。但是商仪却似乎并不放心我的存在。我并不怕她把我也“杀人灭口”，因为那不是她那一级别的干部干出来的蠢事，我对她够不成多大的威胁，何况她对我还是心存内疚的。现在我只是失去了利用价值罢了，因为据传她已经有了新的秘密情人。
就在开完追悼会当天，我悄悄地塞了一封信给她的秘书，让她转给商书记。信的内容很简单——给我一个助理巡视员的待遇，然后我提前退居二线。
当天晚上，我正在家里收拾宛儿的遗物的时候，商仪打来电话，让我去她家里面谈。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一见面，商仪就问：“为什么不想干了？你还年轻，受这么一点点挫折就打退堂鼓了？”
“我怕下个被整的人就是我。”我并没有说整我的人是谁，也许是李家的人，也许就是商仪，这是一句很冒险的话，生硬得把我和商仪仅存的利益关系给撕裂了。
商仪对于我说出这样的话并没有吃惊，她突然变得很温柔，甚至满面神情地说道：“宛儿走了，我也很难过，但是你不能把造成她自杀的责任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与她之间所有的协议都是她自愿的，只是她自己承受不了游戏的残酷性罢了，看看身边一起陪我们玩游戏的人，他们不都活得挺好吗？你看梅兰，在这次政治危局中她还是屹立不倒，继续做着她的预算处长，按照这个走势她还有机会坐上副厅的位置。我以前和她有仇，是政治上的宿敌，我还给她下过套，但她并没有像宛儿那样一心想着报复，那是因为她的豁达和善良。还有一起和你玩大的李公子和朱公子，他们现在都和你一样是处级干部，都能把官场的潜规则玩得烂透，都能够在单位里独挡一面，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时的气愤而感情用事，你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就让这个社会改变你。”
我叹息道：“我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但历史会改变一切的，现在的我只需要有一个豁达的心态去聆听历史车轮的滚动声，并且把那些感悟写成文字，那么我这一辈子也就够了。”
商仪无奈地说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你既然有此追求，我也不勉强你，但是你真的相信自己能全身而退吗？我告诉你，只要你一天还在体制内，在你失去权力的时候，也就是你政治免疫力最差的时候，以前的一些仇家就会寻上门来，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实际上，你现在想退，已经太晚了，李家的人正在把罗家的人一个个地从位置上拉下来关进大牢，你之所以还在位置上，除了你没什么大问题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我还在位。但是你这样的性格，在官场里既不会走中庸之道，做和事佬，又不懂得主动和政敌进行利益勾结，来保自己的平安，所以你还不成熟，但不管怎么样，我喜欢你，喜欢你的任性和善良，你不要把我当成冷血动物，我也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一个献身给政治的女人，有些时候我必须把自己的情感内敛，但是在我与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变得热情奔放起来，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性格多少改变了我的一些冷漠和绝情，但是只要我还在官场一天，我就会在不知觉中去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商仪的这番话也许是诚恳的，但是我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也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也就是在我回到单位的第二天，我做了一件让同僚们觉得很愚蠢很丢面子，而自己觉得很伟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