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说：“罗公子论钱还比不上沈万三，论背景又不如清朝的和珅，顶多算个小和珅，大和珅现在还没给揪出来，因为势力还在嘛，但你要相信中国的历史会不断轮回的这条规律，他们贪的那些钱迟早会被国家没收，上缴国库，这就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调节杠杆，虽然不厚道，但实际上很有用。资本的逐利性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所以到了极端的时候，国家就会动用特权重新调整一下财富的格局，在中国，因为缺乏调节财富的有效的税收杠杆，所以最后只能通过国家权力将富人甚至官僚资本没收来到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种方法其实一点也不好，简直就是釜底抽薪，既伤害了资本家们做大企业的信心，又在老百姓眼里造成一个贪腐政府的形象，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调节机制应该是平时发挥作用，而不是最后来一下狠的。我做预算也快一年了，感觉中国的财政支出就是靠关系，谁的后台硬，钱就拨给谁，人大的审查不过是形同虚设，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对历史有很强的复制能力，当年康熙下令清查国库亏空，查来查去，发现盗用了国库的钱的人都是自己的阿哥、皇子、宠臣们。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国库没有一个好的管家，这个国家国库的亏空是迟早的事，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体制决定的，财政拨款要靠关系，不透明，不讨论，就是领导的一句话，用了就用了，于是驻京办就泛滥成灾了，其实任何国家的权力集中都会导致这些类似驻京办的机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滋生和繁衍，美国就有大量的游说机构在华府驻扎，但美国的游说机构往往是代表大企业大财团的利益的，少有人‘跑部钱进’，因为国会的议员本身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表，游说机构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国会的议员在国会的议题上争取有利益于本企业本集团的议案通过，包括相当一部分的财政拨款的议案都是通过游说组织的游说功能而达到的。这也是中国的驻京办需要学习和改进的方向，别老在暗地里使坏，有事情摆到台上来讲，中国缺的就是‘摆上台’的制度，这个‘被人摆上台’甚至是作为被人整的象征，可悲啊！更可悲的是政府用了钱，老百姓也不知道，因为在领导的意识里，这钱是国家的，而不是纳税人的。所以当年嘉庆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和珅贪的钱是朕的钱，他好像也没说这钱是老百姓的钱，虽然这些钱以后可能会用来赈灾以及用于堤防等公共开支，但是他还是没那个意识——认为这钱就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信得过我，放在我这里让我保管，并且让我合理地支出。所以到目前为之，都鲜有领导认为国库的钱就是老百姓放在你政府里保管的钱。这个意识确实应该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