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中国政治改进（节选）
○吴恩裕
所谓中国缺乏法治乃是说：中国虽然有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普遍及彻底实行，反过来说就是：中国虽然有法律，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全体中国人民普遍及彻底地遵行。
在西洋和中国政治学说的历史中，都有关于法治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又常常是和人治的问题拉在一起的。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政治，当然是极端的人治主义；可是他晚年却又相信：这种政治虽然是理想上至善的政治，在事实上却是不可得到的了。所以，他晚年仍然倡导法治，而他的《法律篇》一书，却集此说之大成。至于亚理士多德，则更是主张法治的了。柏、亚以后，西洋的政治学说，大体上是以法治的主张为主要的潮流。虽然偶尔也有人治的主张，但那显然是暂时的反动，不能改变上述主流的方向。
中国讨论法治主义和人治问题最惹人注意的是法家。他们的见解大致与西洋的学者相似。并且，他们的论证，以视西洋学者，亦了无愧色。他们彻底懂得人治的缺点何在，法治的长处何在。例如《商君书》、《管子》、《韩非子》诸书中所包含的理论，都可以证实我们的说法。但是法家学说对于中国实际政治的影响，几乎和短命的秦国寿命相始终。秦亡以后，影响中国实际政治的，是道家，是儒家，而不是法家的学说了。对于法治事实最有重大阻碍的，是荀子的学说。他的主张可以说亦相当重视法治。但是他却认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认为“有治人，无治法”。这样一来，无论立了什么样的好法，只要这“人”不存在了，这“法”也就没有方法推行了。荀子本来的意思，也未尝没有道理，因为在我看来，用现在的名词术语说，他注意的似乎是：个人道德操守对于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其实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关于此点，我们在此暂不多说，留待另文讨论。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思想家受了荀子学说的影响，便都主张人治了，便大都认为：如果想把政治弄好，便可以忽视法律，而仅以贤明的治者促成了。
这影响是很坏的，而且必然要坏的，因为在理论上：
（一）人治只是以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来治理国事，而法律的治理却包括着许多人的智慧。关于人治是一个人的聪明一点，不必多加解释，这是很显明的。关于法治是众人的聪明一点，我们须知：无论是立法者所立之法，或是风俗习惯累积成功的法律，它们却都是众人的经验、智慧、意志所造成的。因此，法律的治理自然要比个人的治理高明得多。也就是说：法治更易促政治步入正轨，更易使人民得到充分的自由，而人治则刚刚与此相反。
（二）个人永远不能脱离感情的支配，一有感情，则自然就会产生偏私，偏私不公乃是政治混乱的主要原因。所以，人治的一个大问题即是：无法摆脱足以造成不公正现象的感情作用。法律里面，既然没有感情，自然就不会产生不公正的现象。西洋学生赞誉法律为“不具感情的智慧”就是这种意思。这一点关系非常重大，因为政治的良窳几乎就全视是否有不公正，有偏私而定。所以，就此观点言，人治也不如法治。
除
了以上两种主要的理由外，中国法家所列举的理由，也有值得提及的。他们把法律看成一种尺度或绳墨。有了这个尺度或绳墨，即使是个愚人，也不难治理国事，而中人则可以大有治绩了。至于聪明的治者，若再有法治这个尺度或准绳的帮助，则政治之良好，指日可待。但假如没有这个尺度或准绳，则即使是个绝顶聪明贤德的治者，也是很难望有治绩的。至于中材及下愚之人，若无法律这个准绳，则必把政治弄得昏天黑地，民不堪命无疑。中国法家这个理由，严格地说，也应附属于上述第（一）项中。不过上述第（一）项中的理由是谈知识范围大小及程度深浅的，而法家的主张则是说知识的性质的。
有了这些理由，我们深信：中国政治思想家接受荀子这种主张，而提倡人治，轻视法治，对于中国的实际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坏的。
这结果就造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缺乏“法治”的事实。所谓中国缺乏法治，并不是说：中国根本没有法律。中国显然是有法律的，并且某些朝代的法律（如隋唐），还很为近代法律学者所称道。所谓中国缺乏法治乃是说：中国虽然有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普遍及彻底实行，反过来说就是：中国虽然有法律，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全体中国人民普遍及彻底地遵行。
先就治者说。中国各朝代最高的治者，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人间法律约束的。我们逐一翻阅各朝代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句话是对的。这一点就是与法治国家的条件违背。因为在一个法治的国家中，所有的人都要守法律。遵守法律的要求既然是普遍的，那么，治者当然也就不能例外了。并且他们既不守法，就无责任可言。他们治理国事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治理得好，固然无话可讲；治理得不好，也无话可说。在此种情形之下，如何会有良好的政治出现？
中国的一般人民，也缺乏守法的观念。有的人用种种技巧，来避免法律的约束，又有的人凭藉特殊的势力，而强不守法。总而言之，中国人民不但不认为不守法为可耻，反而以不守法为荣。这种心理是普遍的，这种习惯也是根深蒂固了的。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没有承认守法是美德的；固然遵守道德律是中国先哲一致的训诲，但以守法为美德为光荣，似乎是西洋文明的产物。我们穷原竟委，推求这种不守法的原因，大概无论其不守法的方式如何，心理如何，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动机是自私自利。例如：逃避当兵、纳税，固然是自私自利；而上公共汽车不循秩序地争先，又何尝不是自私自利？从前罗素在他所著的《中国之问题》一书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做《中国人的性格》，其中就指明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好多人还认为他说的不对，或者太不客气了。其实中国人不能不说是相当自私的。既然自私自利，而又缺乏“群”的观念，自然的结果便是：不会甘心情愿地守法了。而这种不守法的习惯，对于政治的改进，是非常有阻碍的。中国之非法治国家，就是这种情形造成的。
一个国家，由政治观点讲，只有治者与人民两种人。在中国这两种人偏偏都没有守法的习惯。试问欲求中国为一法治国家，如何会可能？而这种缺乏守法的习惯，我们认为和中国文
化传统的学说很有关系。因为在传统学说中那种专持个人智德无须法律的主张，对于一般人民的行为，影响甚大。
然而，不幸这种缺乏法治精神的习惯，将永远为中国政治改进途中的阻力。关于此点，我们可以就两方面言之。就一般政治措施言，这种精神或习惯的缺乏，会影响政治的进步。就实行民主言，有些法治的精神或习惯，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以下分别述之。
（一）就一般政治措施言，我们须知：凡是有益于社会人群的政令，其彻底的推行，必须人己皆有守法的精神，始能收效。否则任何政令，即使是能造福于人群，也徒为纸上文章，并无实际的效果。在中国，这种事例，更不难觅。中国政治上的当轴，未尝无增进人民福利的政令，但是每到实施，便有许多意外的困难发生。官僚不认真推行它们，固然是违反法令；人民不认真实行或设种种方法逃避，又或与官吏相通使某种法令名存实亡，这也都是违反法令。譬如逃避纳税，便是人民的不守法令。但假如督察的官吏来彻查时，因为受逃税者的贿赂，而对他并不检举，这便是官吏也违法了。这种情形，真是举不胜举。所以，就一般的施政言，若一国家的人民无论是治者或平民，没有守法的精神或习惯，则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不会良好的。因为好的政治不只要有好的政令，而且是要能切实施行好的政令。
（二）就民主政治言，则它更需要法治为基础了。第一，在治者方面，民主政治中的治者，不过是被当作执行公务的人，他们就是公仆。他们既然是在执行公务，所以他们并不是享受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而不受法律约束，他们也是要受法律的限制的，他不能违反法律，无视法律。不但他们不能有轨外的行动，而且当他们公务执行不好的时候，他们还负有相当的责任。他们应该或必需退职，或者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凡此种种，自然都需要法治的精神与习惯。如果没有这种法治的精神与习惯，则执政者可以玩弄国柄，滥用权力，而且即使自己的公务没有执行得圆满，反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自固，则此种政治乃是专制政治，而非民主了。所以就执政者言，在民主政治下的执政者，必须守法勿私方可。
其次，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的斗争，从事这种政治的斗争，尤其需要守法的精神与习惯。固然，每个政党都要取得政权，但是取得政权的方式，却是要合法的，举凡宣传、竞选等等步骤，都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无论宣传和竞选如何激烈，但都不能逾越一定的轨道。如果不能守法律，任意所之，则宣传可以任意谩骂，互相攻讦，而选举亦不免于利诱威胁，有违民意。假如造成此种形势，尚有何民主政治之可言。所以，从政党的斗争观点讲，民主政治亦必有法治的精神为基础，而缺乏此种精神或习惯，则确是民主政治进行的阻碍。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以证明缺乏法治的精神或习惯，将永远是改进中国政治的阻碍。假如要实行民主政治，则更亟须奠定法治的基础，亦即培养法治的精神或习惯了。
（选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