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战国）韩非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选自张觉《商君书·韩非子》，岳麓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译文】
臣子侵犯他的君主，就像地形一样，是逐渐地变化的，（他）让君主迷失了方向，连东方和西方的方位都改变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了指南的仪器，来帮助测定东、西方向。因此，圣明的君主让他的群臣不在法律的规定之外，乱打主意，也不在法律的规定之内，随便施加恩惠，而是一举一动都要依法而行。严峻的法律，是用来禁止过错、防止谋私的方法；严酷的刑罚，是用来贯彻君主命令、惩治臣下的手段。权威不能让君主和臣子同时树立，权力也不能让君主和臣子共同握有。权威和权力如果君臣共有，那么各种违法的活动就会明目张胆地进行；如果执法不坚决落实，君主就会有危险；如果执行刑罚不果断，奸邪之人就不能制服了。所以说，巧妙的木匠用肉眼来测度结果，也会合乎绳墨，但首先一定要依据规矩来作为法度；智慧极高的人虽能很快把事情做得合适，但必须以先王的法制作为标准。因此，用墨线来量直，弯曲的木头就要被砍削；用水准器来测量是否平，那么凸出的部分就要被削掉；用秤来称重量，那么重的就要减些给轻的；设置斗、石来称量重量多少，那么多的就要减些给少的。所以用法来治国，就是用法作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绳墨不迁就曲木。法令施加到人的身上，有智慧的人不能用言辞来辩解，勇敢的人不能用武力来抗争。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好事不漏掉普通百姓。因此纠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混乱而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的而纠正错误，统一人们的行为使合乎规范，没有比法更好的了。整治官吏而威镇百姓，遏止过于懈怠的行为，制止诈伪的发生，没有比刑更好用的了。刑罚严厉，臣子就不敢凭高贵的地位轻视那些低贱的人；法令严明，那么君主就能得到尊崇而不会被侵犯。君主得到尊崇而不会被侵犯，那么他就会强大而掌握着治国的要领，所以先王把它看得很重并将它传下来。君主如果放弃法制而用私意办事，那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厉法禁
○（宋）苏轼
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
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
“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今州县之吏，受赇而鬻狱，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赎，则至于婴木索，受笞棰，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为不善，非特簿书米盐出入之间也，其位愈尊，则其所害愈大；其权愈重，则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强御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则其官之所减者，至于罚金，盖无几矣。夫过恶暴著于天下，而罚不伤其毫毛；卤莽于公卿之间，而纤悉于州县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虽刀锯斧钺，犹将有所不避，而况于木索、笞棰哉！
方今法令至繁，观其所以堤防之具，一举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议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岂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欤？古之人君，责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轻也。责之至重，故其所以约束之者愈宽；待之至轻，故其所堤防之者甚密。夫所贵乎大臣者，惟不待约束，而后免于罪戾也。是故约束愈宽，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轻犯法，则固已不容于诛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从于讯鞫论报，如士庶人之法。斯以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
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莅官临民苟有罪，皆书于其所谓历者，而至于馆阁之臣出为郡县者，则遂罢去。此真圣人之意，欲有以重责之也。奈何其与士庶人较罪之轻重，而又以其爵减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开盗贼小人自新之途。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盗贼小人待之欤？天下惟其无罪也，是以罚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罚，则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举之，而诏曰勿推，此何为者也？圣人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故曰：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
（选自《苏轼文集·进策·策别课百官一》，岳麓书社2000年8月第1版）
【译文】
古代圣人制定刑法和赏赐制度，是了解到天下的人喜欢赏赐，畏惧刑罚。所以实施天下人所喜欢的赏赐，从下到上，顺民之心。只要人民做了一点点好事，不到半天的时间，赏赐马上就跟着到来，所以天下的人做了好事，完全知道他们做好事没有不得到奖赏的。圣人推行天下人所畏惧的刑罚，从上到下，只要公卿大臣有一点点罪过，一个早上都没有过去，惩罚马上就随之而来，所以在朝廷做官的人干了坏事，也完全可以知道他们做了坏事没有不受惩罚的。《诗经》上说：“硬的东西他不吐，软的东西他不吃。”意思是不畏强横，也不欺弱小。天下人所说的那些难以命令、难以指挥的权豪贵显，这正是圣人借以向天下示众的对象。传说舜帝诛杀了四族的首领而使天下人信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四族，是天下的大族，只有圣人才能约束天下的大族，使百姓心服。所以，圣人的刑罚达到了搁置不用的境地。周朝衰败后，商鞅、韩非刑罚严厉，法令残烈，对天下人察视罪过，责以处罚。然而他们所获得成功的原因，就在
于使用法律从贵戚大臣开始，然后才涉及到被疏远、贱视的人身上。因此，能使他的国家称霸。从这里看来，商鞅、韩非的刑罚，形式上不同于舜的刑罚，但他们所用刑的原则，正是采用舜用刑的办法。后来的平庸之辈，不去深入探究它的根源，却认为舜用刑的方法和商鞅、韩非用刑是相同的，因而抛弃它们不用。法律禁令得不到执行，违法犯罪的人得不到制止，从这里可以知道它（国家得不到治理）的缘故了。
现在州县的小吏，受贿赂而在狱中营私舞弊，他们的罪行达到了免职的地步，并且他们的官职都不够用来赎罪，于是就给他们戴上木枷，捆上绳索，对他们施用笞刑、棰刑。这简直是天下的奇耻大辱，然而士大夫中有的人还贸然地这样去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心里对君主执法不一而不服。现在那些大官吏干坏事，不只是些簿书米盐出入的琐碎小事，他们的地位愈尊贵，那么他们所造成的祸害就愈大；他们的权利愈重，那么他们的下属就愈不敢讲话。幸而有不畏惧强权的人，竭尽全力地揭发大官们干的坏事，又侥幸没被上上下下的掌权者压抑，因此就构成了他们的罪过。于是，又根据他的官位给予减刑，只达到罚款，大概也罚不了几文。唉，罪恶极大，在天下人的眼里都很突出，然而罚款还没有伤着他的一根毛。对公卿大臣们的处罚这样不认真，对州县小吏的处罚又那样的细微详备，使用法律像这样，大概这就是天下人心不服的原因了。执法而不能使他们心服，即使是用刀、锯、斧、钺等重刑，有的人尚且不回避，更何况使用木、索、笞、棰等轻刑啊！
现在法律政令极为繁密，看那些所用来防奸的法网，简直使人一跨步就要踏进里边去，然而大官吏触犯它，却不会感到畏惧，它的缘故在哪里呢？天下的人们议论说：“古代的法律规定，刑不上大夫，在大臣的身上是不能施用刑罚的。”唉！刑不上大夫，哪里是说大夫以上的官吏犯罪而不处罚他们呢？古代的国君，要求他们的公卿大臣是极高的，而对待一般的官吏和平民是不很严重的。国君对公卿大臣要求得极高，因而约束他们的法律条文也极为宽松；对一般官吏和平民要求不高，所以用来提防他们的法律条文就很严密。他对于大臣们重视的原因，在于希望不要等到用法律来约束他们之后，才免除罪过。所以法律约束愈宽松，而大臣们就更加畏惧法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内心认为国君是不怀疑他们自己的，所以，就不忍心欺骗国君而对国君忠心耿耿。假若有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国君不怀疑自己就轻易违法，那么，这种违法行为诚然也是不容许的，仍然要受到刑罚的诛杀的。只不过，过去那些大夫以上的人有罪，不按照处罚一般官吏和平民的办法来进行法律判决，这就算是刑不上大夫罢了。
国家的官吏，从最小一级开始，他们做官治理百姓，如果有罪，都要记在他们的档案里，如果是朝内大臣到地方上去担任郡县长官的，犯了罪就罢官免职，这才真是圣人的心意，圣人们想要从严要求他们。怎么能用公卿大臣与一般官吏和平民去比较罪的轻重，而又根据他们的爵位来给予减刑呢？过去法律规定，有罪的人自首或投案，可以免去刑事处分，这是为了开通盗贼小人重新做人的道路，然而现在卿大夫有罪也能够首免，这不就是用对待盗贼小人的办法来对待公卿大臣吗？我想，天下只有没有罪的人，刑罚才不会施加到他身上；而知道他犯了罪，还特地免去对他的刑罚，那么还用什么来命令天下的人呢？现在大臣有不守法的，或者已经被人检举揭发了，而皇帝的命令还说不要追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圣人治理国家，怎么能容许有这种不明不白、不依法律决断的事呢？所以我们说：严厉法律禁令应从公卿大臣开始，这样，小官吏就不敢违法乱纪了。
（本章完）